1966年2月24日清晨，钓鱼台国宾馆的警卫刚开始交接班，一辆披着霜色的轿车悄然驶入。车上坐着刚刚卸任加纳总统的恩克鲁玛，他的突然到访，让首都安保系统高度紧张。而在此刻的江南，一场离奇大案正悄无声息地逼近高潮，这条暗线恰巧牵动到新中国最看重的“外事安全”这根弦。
时间退回到半个月前。2月8日凌晨，杭州孤山后侧的紫雪庵内传出异响，和尚们以为是冬夜的松鼠，直到天亮才发现铁柜被人撬开——镂雕夔纹象牙箍金香筒不翼而飞。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院墙没有明显缺口，只在顶端的青苔上留下一枚孤零零的掌印。年过五旬的刑警队副队长孙广德看着那枚掌印皱紧眉头：“就这一下，蹬着墙头上去了？这人是打小吃蛤蟆腿长大的？”一句半真半假的玩笑，倒点出了案情的古怪。
警报很快传遍了江苏、上海的同行。仅仅三天后，上海城隍庙一家老字号古玩店里，一个自称“苏南来客”的瘦高个亮出了与香筒尺寸、纹饰完全一致的拓片。侦查员乔装成买家试探价码，却被对方一句“等我拿实物就明白了”搪塞过去。对方转身钻进弄堂，不到五分钟便不见踪影。尾随的侦查员形容，“轻得像贴着墙走”，脚底没一点声响。
紧接着，苏州工业园区那边发来急电：第七机械工业部某分厂保险柜夜间被开，现金、粮票以及一只小巧铜印全数消失，窗台上只剩半枚带泥脚印，花纹与杭州现场吻合。一夜之间，皖南、江浙多地旧货市场出现数张仿明代拓本，显然是那人试水行情。短短十日三地接连失窃，案情直冲京城。外交部部长陈毅在向中南海汇报外事准备时提到此事，措辞冷峻：“若让这飞贼闹到外宾前面，面子往哪儿搁？”
2月14日夜，北京公安部灯火通明。部长谢富治翻阅卷宗，听完各地简报后，没有急于拍板，而是拨了一个电话，找来曾破获“舟山海盗案”的刑侦行家刘胜西。一张火车卧铺票、一只旧牛皮箱，一队精干探员连夜南下。刘胜西初到杭州，没有立即进会议室，而是沿西泠桥踩点：围墙、香樟树、香筒摆放位置。老人们正忙着抄写修复草图，他一句闲话轻飘飘：“民间还懂得这种法器的，多半是庙里或者道观的人吧？”对方抬头随口补充：“茅山有些老道偶尔来问。”
这半句闲谈仿佛点燃了线索。刘胜西调看杭州、苏州、上海三地的旅馆登记簿，将入住时间同案发时间一一对照，很快锁定了重复出现的“秦廷舫”——职业栏写着“道士”，籍贯江苏句容。值得一提的是，每当案发前夜，这个名字必然在失窃城市的旅店出现，第二天人却不见踪迹。
嫌疑人或许仍隐匿在信徒云集的茅山。2月17日凌晨，山路上雾气蒙蒙，数十名便衣混在进香客里缓步而上。为了不打草惊蛇，刘胜西索性躲在牛车草垛中，透过空隙盯着山门。当一个身着旧蓝布道袍的高个清扫落叶时，他突然打了个喷嚏，抬手擦鼻，掌纹清晰可见。旁边的“香客”顺势递上“求签纸”，指尖轻轻一抹，粘走了那道掌纹。两小时后，技术科从杭州寄来的拓印比对结果：吻合。
当日下午，铁牛观山门静悄悄，几名侦查员借口“进香”涌入，道士们还未来得及回神，秦廷舫已经被铐在松树下。他手里的烧饼掉落尘土，表情木然。审讯室里，瘦高个低声喃喃：“她要五千块彩礼，我没别的路。”原来，他十七岁拜师茅山，平日替人画符驱邪，收入微薄。两年前与邻村年轻寡妇互通书信，为了盖房娶妻，起了盗心。茅山道法讲究“飞檐走壁”，他却把师门轻功用来作案，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料到露馅仅仅因为一次随口询问“香筒来历”。
警方循线深挖，在茅山后山一处枯井，找到油纸包裹的象牙香筒、铜印及赃款。现场泥土尚湿，正是他藏匿不久的证据。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4月28日判处秦廷舫死刑，五天后执行。案卷备注一句：“罪犯未上诉，自知罪行重大。”
秦案刚封卷，恩克鲁玛专机在北京落地。虽然他已被本国政变推翻，但中国政府依礼相待。钓鱼台湖面结着薄冰，灯光映出外交与公安两条防线紧紧相扣。陈毅见到谢富治，只淡淡一句：“江南已宁，我们无恙。”整个过程，外宾对那场曲折破案毫不知情。此后数年，公安口的专业研讨会上，“茅山飞贼”一案常被当作典型，提醒后辈：再匪夷所思的身手，也逃不过细节；最高妙的伎俩，也敌不过一纸登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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