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78年，吴越王钱俶纳土归宋，结束了钱氏家族对两浙十三州一军长达八十余年的统治。
北宋朝廷随即任命考功郎中范旻权知两浙诸州事，这位刚从淮南归朝的官员，接到的是宋太宗赵光义的亲口嘱托：“卿且为朕行，即当召卿矣。”
此前太宗本欲授其翰林学士之职，只因宰相卢多逊进言“杭州初复，非旻不可治”，才改派他前往这片刚归入版图的富庶之地。
范旻到任后，一份条奏揭开了吴越统治的真实面貌：“赋敛苛暴，鸡鱼卵菜，纤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这份奏报究竟是实情还是新朝对旧主的刻意贬斥？
范旻赴任前，宋太宗曾对他赞誉有加：“江淮之间，辇运相继，卿之功也。”这番评价源于范旻在淮南的政绩，也让朝廷对他安抚两浙民心充满期待。
彼时的两浙，刚刚经历政权更迭，钱氏家族八十余年的统治留下了复杂的遗产。
宋太宗之所以同意卢多逊的提议，正是深知这片“地狭民众”的区域潜藏着深层次的民生危机。
钱氏统治期间，始终奉行“外厚贡献”的国策，无论中原王朝如何更迭，都以重金贿赂求得自保。
为了维持庞大的进贡开支和内部奢靡生活，只能将压力转嫁到百姓身上。
范旻抵达两浙后，所见所闻与传闻一致，随即“悉条奏，请蠲除之”，而宋太宗毫不犹豫地“诏从其请”，这份迅速的回应，从侧面印证了钱氏苛政在当时已是公开的隐患。
范旻奏报中“鸡鱼卵菜，纤悉收取”的描述，在多部史料中得到印证。
有记载明确提到，钱氏征税“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小到一只鸡、一条鱼、一枚蛋、一只雏鸟，都要每日上门收取。
更令人震惊的是赋税的催收方式。
“斗升之逋，罪至鞭背，少者数十，多者至五百馀”并非虚言，史料中详细记录了这种刑罚的执行场景：“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以次唱而笞之”。
南唐使者汤悦、徐铉出使吴越时，曾“夜半闻声若獐麂啼叫”，次日询问才知，是县衙官吏深夜催缴赋税时百姓受刑的惨叫。
除了鞭背，“民欠升斗，必至徒刑”也是常态，沉重的刑罚让百姓不堪其苦。
除了苛捐杂税，钱氏还征收繁重的“身丁钱”，成年男丁每年需缴纳三百六十钱。
这笔赋税让贫困家庭陷入绝境，“贫匮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弃于襁褓，或卖为僮妾，至有提携寄于释老者”，甚至有人“至老死而不冠者”，宁愿终身不申报成年，也不愿承受这笔负担。
徭役同样繁重，钱镠时期大修杭州城和水利工程，百姓怨声载道，有人在城门张贴标语：“没了期，没了期，修城才了又开池”，道出了无休止劳役带来的痛苦。
钱氏统治两浙的八十余年，并非只有苛政一面。
在五代十国天下纷扰、杀人如麻的乱世中，吴越国“独不兴兵革，休养生息”，百姓得以“老死不识兵革”。
钱镠确立“保境安民”的国策，停止对外扩张，除了少数边境保卫战，境内长期保持和平。
钱氏家族也有不少惠及民生的举措。钱镠主持修筑钱塘江海塘，抵御潮水侵袭，保障了杭州平原的农业生产；历代吴越王疏浚西湖、兴修水利，为江南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钱镠本人“自奉节俭”，衣服被褥皆用绸布，非公务宴会餐具“惟瓷砖漆器而已”，其统治“内敦恭俭，外正刑赏”。
到了钱俶时期，更是顺应天下大势，选择“纳土归宋”，使两浙地区避免了战争浩劫，实现了和平统一。
苏轼在《表忠观碑》中写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也将钱塘与战乱后的金陵对比，称赞钱塘“民幸富完安乐”，皆因钱氏归宋“不烦干戈”。
面对两浙百姓的困境，范旻抵达后立即展开整顿。
他将钱氏时期的苛政“悉条奏，请蠲除之”，具体包括废除“鸡鱼卵菜”等杂税、停止鞭背催税的刑罚、减免拖欠的赋税等。
宋太宗接到奏报后，迅速下诏批准，明确表示“江浙等路李煜、钱俶日，民多流亡，弃其地，遂为旷土”，要求地方官“召游民劝其耕种”，以减免赋税的方式吸引流亡百姓回归。
在范旻的治理下，两浙地区的民生状况逐渐改善。
那些曾经因逃避赋税而流亡的百姓，纷纷重返家园耕种土地；苛捐杂税的废除，让百姓得以喘息，“民苦其政”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转。
范旻的举措不仅践行了宋太宗“安抚民心”的初衷，也为北宋巩固对两浙地区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细节之中。
钱氏统治两浙的八十余年，既有“保境安民”带来的和平稳定，也有“赋敛苛暴”造成的民生疾苦。
范旻的奏报并非片面之词，而是对当时百姓真实处境的客观陈述，还原了这段复杂的历史。
钱氏的和平归宋为两浙带来了统一的契机，而范旻的除弊兴利，则让这片富庶之地真正走向安宁，两种选择共同造就了后世江南的繁荣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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