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多，康克清站在天安门城楼侧翼，迎面吹来的风里夹杂礼炮余烟的味道。她有意无意地抬头望向广场中央，仿佛还能听见二十年前闽西山谷里传出的枪声和呐喊。
脑海中的画面迅速倒回到1929年3月。那一仗，红四军在长岭寨歼灭郭凤鸣旅，汀州城内银元、布匹堆成了山。官兵们难得摸到两块“伙食尾子”，开怀之情全写在脸上，然而军长朱德却始终沉默。伍若兰牺牲才两个月，每当夜深人静，朱德总会掏出那本被血迹浸透的诗抄，指尖一点一点地抚着字迹，目光发红。
同住一屋的毛泽东察觉到他的郁结。晚饭后，他对贺子珍低声道：“老朱这阵子心里结着块石头。”贺子珍点头，说：“总得有人把石头挪开。”一句话，埋下了撮合的念头。
几天后，曾志被请到军部临时指挥所。她与贺子珍交换眼神，话不需多说，心照不宣。曾志笑道：“我看三十一团的小康就不错。”这个“小康”，便是当时还叫康桂秀的康克清。她年方十八，身量高挑，做事雷厉，脾气也冲，连老乡们都喊她“康辣子”。
康桂秀出身贫农。父亲为了苛捐杂税坐过牢，她自己则差点被当成童养媳送人。可就是这样一个苦孩子，一遇到农运就像碰到火苗的干柴。1926年进团，1927年当乡妇协秘书，1928年跟陈毅一头扎进井冈山。陈毅调侃她：“白狗子逮住就要掉脑壳，怕不怕？”她回敬：“死也得死得值当。”
朱德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在小井医院门口。女兵们抬担架，他顺手帮了一把，抬头正好对上康桂秀那双亮得惊人的眼睛。简单几句话，他心里咯噔一下，记住了这个姑娘。后来夜间查铺，他发现她草鞋破了，便让警卫员送去一双新的。一个细节，埋下又一层缘分。
烈士新血仍未干透，谈婚论嫁听上去冷硬，可红军的行军速度不等人。有意思的是，越是生死线上打滚的部队，越愿意替同志谋一份私人温暖。曾志揣着几分女儿家的心细，拉着康桂秀到河边洗衣，一边拧着衣角一边轻声问：“朱军长，你觉得怎么样？”康桂秀先是一怔，随后脸红得像晚霞：“他是好人，可我识字不多，配不上。”这一句“配不上”，其实更像给自己找退路。
曾志没急，回头将话捎给朱德。朱德沉默良久，低声说了句：“我来谈。”两天后，他把康桂秀叫到一棵古樟下。没有繁复的铺垫，他只说：“若能携手，今后路再苦也不怕；你愿意学字，我陪你学；你怕影响工作，我可以让你照旧住班排。”说完，朱德摊开手掌，掌心一方折得整整齐齐的纸角，全是伍若兰留下的诗句。那一刻，康桂秀的眼眶几乎控制不住，可她还是抬头：“我答应，不过我会一直叫你朱军长。”朱德笑了：“行。”
四月初十，军部用战利品布料赶制了一件浅蓝色上衣，算是婚服。陈毅端着碗土烧酒，笑称：“这门亲事，我居首功，桂秀不能少敬！”毛泽东在旁边乐得合不拢嘴：“江西妹子脸皮薄，你少糗她。”
婚礼简单到极致：一张八仙桌，两副碗筷，两枚金戒指。戒指是朱德在汀州城里换的，他递过去：“留下做个念想，以后说不定有什么用。”康桂秀捏着那细圈，忽然鼻子一酸。她轻声道：“名字也得换换，我想叫康克清，克己复礼，清白做人。”朱德点头：“好，记住今天。”
外界很难想象，在枪林弹雨里谈感情是怎样的光景。事实是，他们第二天就各奔前线，唯一的改变只是军长行军时多了份牵挂，特务连的女兵多了封任务简报。碰面机会屈指可数，却始终把对方牵在心口。
许多老红军后来回忆，当年红四军上下最羡慕的不是战利品，而是朱、康二人的默契。朱德爱写诗，却常错别字连篇；康克清夜里照着煤油灯学字，第二天扯住他袖口纠错。几回下来，朱德爽朗笑骂：“这辈子给小丫头当学生，值！”
1930年春，红军主力东渡汀江。行前，康克清扛着药箱追上前线，递上几包缝得密密的干粮。“军长，保重。”朱德接过，只回答了两个字：“等我。”那句等待，后来被战友们当成玩笑提起，其实里头掺着沉甸甸的责任。
从闽西到赣南，再到长征路上三千里雪山草地，他们把婚书写进战斗序列，把誓言装进马刀寒光。到1949年登上城楼，两枚金戒指早被磨得发暗，可那年樟树下的应允，从未退色。
朱德六十三岁，康克清三十八岁，岁月在他们脸上刻出深浅不一的纹路，却没抹去当年那抹青春的红。许多后来者不解：革命尚未成功，何以谈情？其实答案很简单——人的精神需要依托，战斗的意志也要靠温情滋养。正因为相信未来，他们才敢在最艰危的时候托付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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