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的一天,赣粤交界处天空灰暗,南委的电台突然沉寂,这异常的静默像利刃般划破了地下斗争的紧绷神经。谁也没料到,一场覆顶之灾已在暗处酝酿,而始作俑者正是组织内部的郭潜。

把时间往回拨一点。1931年武汉,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两昼夜之内被迫搬迁,周恩来亲自指挥转移。那次教训让所有人都明白:在敌我博弈里,叛徒比炮火更致命。十一年过去,当新叛变阴影再度笼罩南方战线,人们第一个想起的仍是那句老话——最可怕的,是自己人倒戈。

郭潜出身殷实家庭,1926年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自认口才了得,回国后成了苏区机关里的“笔杆子”。可惜胆子与才情不成正比。长征途中,娄山关上空一阵轰炸,他撒腿就跑,连未收拾完的宣传品都不要。战友们背地里摇头:嘴上唱着慷慨赴死,真见血就先怯场。

1941年,他升任南委组织部长,负责联络各地地下党。次年5月,一封加急电报命令他撤离曲江,密码未破译完,他已落入熊式辉的“特工处”。庄祖方、颜福华这两名老叛徒围上来,“郭先生,久仰大名。”短短一句客套,刀锋却已亮出。面对电台密件与铁链子,郭潜的惶恐全面爆发。半晌,他抛出三个条件:回家安抚妻子、只递情报不参与抓捕、留下活动经费一万元。对方欣然应允。交易达成,利刃刺向昔日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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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的交通站、赣南的省委机关、粤北的秘密联络点——名单一张接一张递上。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被捕后,在竹板与辣刑前倒下,他泄出的第一个名字便是妇委干部贺怡。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也是毛泽覃的妻子。她被捕时只说了两句:“太阳终会升起。要告诉组织我安好。”审讯室里,刑具频换,她却始终咬紧牙关,把一枚金戒指吞进胃里,确保任何暗号都带不走。周恩来接到报告后连夜向中央发电,“损失堪比皖南事变”。

更大的风暴仍在后头。郭潜拍着胸脯向庄祖方献上一条“天字号功劳”——廖承志。他熟知廖承志在乐昌陪产的行踪,设计写信相邀赴桂林“处理文艺界事务”,并附一万法币作路费。廖承志虽觉蹊跷,却不愿误事,清早整装准备离开,院外已是枪口林立。短兵相接,他寡不敌众,被押解江西泰和。

廖承志的身份,让重庆蒋介石当局喜出望外。四年间,他先后被转押马家洲、渣滓洞、白公馆,日夜审讯。囚室阴冷,他就在墙上用石灰画画、写诗:“情知断骨任湮殁,且凭微劳教易攀。”他以谈笑激励难友,还策反一名看守偷偷传讯。母亲何香凝连发电报到南京,宋庆龄也出面交涉;周恩来、董必武写信给孙科,四处奔走。一次会面中,看守低声问他要不要妥协,廖承志淡淡答道:“洗颈待刀也无妨。”短短十字,寒光闪过铁窗。

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谈判提出互释俘虏。拖到1946年1月,蒋介石终于用马法五交换廖承志。走出白公馆时,他比四年前更削瘦,却依旧神采奕奕。返延安途中,他把狱中写满墙壁的诗句抄在一张旧报纸上,那些字迹后来成为监狱残墙上的唯一遗迹。

郭潜呢?1949年仓皇跟着飞机撤台北,自认为握有奇功,会被提拔为调查局长。然而毛人凤死后,蒋介石扶持的是沈之岳——当年郭潜的学员。身份尴尬的他被降作副手,牢骚满腹。及至八十年代,台湾风雨飘摇,他再无人提起,1984年孤寂死去。墓碑干净得很,连名字都无人愿意刻上一笔多余的溢美。

涂振农战后被人民政府依法惩处;颜福华、庄祖方亦难逃清算。相比之下,贺怡在获救后继续南下宣传,解放后投身妇联工作,一如既往地明朗率真。

一次背叛,数省血雨。历史并不宽恕“只递情报不下手”的自欺。电台里的那点静默,折射的是敌暗我明的长期较量。有人倒在贪生怕死的阴影里,有人挺过黑暗守住信仰。忠与奸的分野,只在一念,却决定了此后一生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