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深秋，华北前线夜风凄厉，晋察冀军区一处简易窑洞里灯火通明。白求恩把纱布在火上烤了又烤，汗水顺着鬓角滴落，他抬眼看了看门口守着的警卫员，低声说了一句：“再催，也得等我缝完这条胳膊。”话音刚落，外头传来枪响，医务兵推门而入，又抬进来一名血流如注的年轻战士。
这样的场景自一九三八年春他抵达延安后便成了常态。手术台搭在麦秸上，灯光靠煤油灯，止血钳得靠锉刀磨。有人戏言他是“刀下千手”，四天连轴转一百五十多台手术，真的就靠一杯凉水、一块干粮支撑。白求恩却说：“活人只要还喘着气，就得给他把命夺回来。”
不眠不休的代价很快显现。他的肺痨在西班牙战场就埋下隐患，这次又因手术时手套破损，被病人化脓伤口里的链球菌顺着伤口侵入血流。高烧、寒战、臂膀肿胀，他却死活不肯离开手术台。直到晕厥的那一刻，才被硬抬到后方的交口医院。
病床边，聂荣臻赶来探望。薄被下的白求恩苍白而安静，睁眼见到老朋友，眼神里仍透着急切。他示意拿纸笔。聂荣臻俯身，只听他用沙哑的英语挤出一句：“Comrade Nie，another small request.”聂荣臻赶忙附耳。
那封短短数百字的遗嘱写得艰难，字迹歪斜，但意思格外清晰：请八路军在经济许可范围内，替他给前妻弗朗西斯寄一点生活费。“我欠她的太多，若我走了，愿用这点微薄钱，留她一个心安。”
外人少知，白求恩一生最深的软肋正是这位远在北美的女子。十九岁那年他还是医学院学生，一个偶遇让他与弗朗西斯相识。两人同好艺术，常在多伦多湖畔席地而坐谈印象派。毕业后他在蒙特利尔总医院工作，日夜值班，名声渐起，却常把晚餐留给病房里的贫民。这种近乎自我耗损的奉献，让弗朗西斯陷入长久的孤独。
一九三六年春，西班牙内战爆发，他执意奔赴巴塞罗那，带走全部积蓄。临行那天，弗朗西斯终于提出离婚。白求恩无言，只留下诊所钥匙和两句祝福。归国后他咳血不止，恰逢中国全面抗战，国际援华委员会发出呼吁，他当即报名。卖掉显微镜和书籍，加上加拿大共产党凑的旅费，总算组起七人医疗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抵达延安，他穿着灰呢风衣，夹着自己磨制的骨锯，见到周恩来。周公掏出一张地图：“前线险恶，你想清楚？”白求恩轻轻合上地图，“人民在那，医生就在那。”这股冲劲让边区将士佩服。
晋察冀的山地行军耗体力，他依旧习惯扛着两只沉甸甸的医疗箱。为了节省药品，他自制盐水溶液；为了让战士明白无菌观念，他把细菌图放大贴在窑洞墙上。“看清楚，这玩意儿比子弹还毒。”他用并不熟练的中文喊。
遗憾的是，热血也挡不住细菌。手指受伤的第七天，他的体温蹿到四十度。友军劝他转后方休养，他摆手：“我多活一天，就能救更多人。”至十一月十日，感染已全身播散，他终于意识到大限将至，才开口让人通知聂荣臻。
那夜，窑洞里炉火噼啪作响。白求恩断断续续讲起往昔，讲到弗朗西斯时，声音忽然柔和：“她的笑，比这火还暖。”聂荣臻握着他肿胀的手，只说一句：“放心。”没有更多承诺，却已足够。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凌晨，寒风席卷太行深处，白求恩停止呼吸，年仅四十九岁。根据遗愿，八路军为他举行简朴葬礼，棺木用松木钉合，上覆一面印有五角星的红旗。
事后，军区司令部依照指示，拿出战士们节省的公基金，托加拿大友协辗转寄给弗朗西斯。款项不多，折合不足三百美元，却附上一封中文与英文双语信：“这是诺尔曼·白求恩医生生前最后嘱托。”几年后，弗朗西斯在回信里说，收到包裹那天，“天光正好，我仿佛又听见他在楼梯口说医生永远忙不过来。”
白求恩留给中国的不只是手术刀、课堂笔记和那把磨损的骨锯，也留下了一份超越婚姻的温情。他用行动证明：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可以把爱分给全人类，却依旧惦念那个与自己缘尽情未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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