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春分前夕，太行山腹地依旧寒风凛冽。林县城关小学的孩子们挑着空水壶在山路上奔波，只为舀几瓢浑浊的山泉带回家。缺水的窘迫牵动着无数人的神经，也让一场前所未有的水利大会战再度被推上议事日程：红旗渠，必须修，而且势在必行。
林县位于河南西北，与山西只隔着一道太行天险。这里山高坡陡，年平均降水量不到600毫米，村民们常说，“水贵如油，一年靠天。”1959年大旱过后，不只土地龟裂，连集市里的米价都窜上了天。有人算过账：如果再不把滔滔漳河水引来，几十万人的口粮连半年也撑不住。这一串冰冷数字，像石子落水，激起县里每一户人家的不安。
1960年2月，中共林县县委临时扩大会议决定，向太行山要水。会上摆出的草图很简单，一条蜿蜒一百五十多公里的引水线，贴着悬崖峭壁一路钻过去，跨越大小隧洞211座，渡槽24座。技术人员心里没底，施工经费不到位，炸药、钢钎、手电筒都短缺。会场里一度冷清，谁来先踏出第一步？
就在沉默中，三十七岁的庄稼汉任羊成起身——袖口补丁还没缝好——“让我去。”短短三个字，打破僵局。旁边有人劝他：“老任，这不是种地，玩命的活。”他咧嘴一笑：“田里都没水，再不去，活着也难。”这一句话，像锤子般敲在众人心里，很快，四乡八镇的青壮年涌到报名处，三天登记表翻了整整六页。
那年十月，红旗渠正式动工。林县抽调近四万人赶赴工地，三个人分一把铁锤，两个人共用一把钢钎，夜里点煤油灯测渠线。技术不足很快暴露：渠底坡度乱，分段对不齐，半个月挖出十几条“断头渠”。县委把任羊成临时推上小队长位置，他没有学过测量，却懂一条理：水往低处流，坡度得稳。他掰着手指给大伙分工：三十米为一标段，一条线丈量到底，宁愿慢，不准返工。泥腿子指挥工程听起来不可思议，可事实证明比“群龙无首”要强。
山是石头山。遇到青石板，锤子敲得火星四溅也挪不动。1961年3月15日，中渠8号隧洞口出现一块厚五米、高六米的整板岩，俗称“铁门板”。现场没有更大的风钻，唯一出路就是爆破。问题随之而来：炸药只有五公斤，保险线长度也达不到教科书要求。技术员犹豫不决，任羊成抄起竹筐把炸药分成三包，说：“宁可多打眼，少放药，咱把石头撕个口子也行。”
午后两点，第一根引信被点燃。呼啸声未止，轰鸣震碎了山涧的寂静。滚石飞落，警戒线内外一片烟尘。等硝烟散开，众人看到任羊成站在爆破点前，嘴角却淌血。他的下颌被散落的石块击中，四颗门牙碎裂嵌在牙龈里。有人递水，他摆手，含糊不清地吐出两个字：“先干。”他蹲下身，从工具包里掏出一把八成新的钳子，对准齿根，眉头都没皱一下，“咔嚓”连着两声，碎牙落在碎石堆里。旁边的小伙子吓得直抖，他反倒拍了拍对方的肩：“别愣着，快清渣。”
那天，他又领着班组钻眼、架木、拉土，足足干了六个小时，直到天色全黑才下山。火把照见他前襟的血渍，干涸后像锈一样嵌在衣服上。县卫生所的医生想给他缝针，他躲着：“缝针要两个人摁着，我不耽误他们。”这股子狠劲儿让人心里发酸，也把“宁肯苦干、不肯苦熬”的口号写得铿锵。
有意思的是，任羊成的倔犟并不是孤例。红旗渠工地上，吃糠咽菜的伙夫硬是把荞面窝头省下一半，蒸成“夜宵”送到隧洞；十八岁的放牛娃赵留民，身高不足一米六，却背起五十斤水泥爬完两千级台阶；还有年过花甲的老木匠，用一柄仅剩半截的凿子在渡槽榫卯上雕出“林县一定行”五个大字。细碎的事加在一起，汇成滚烫的洪流。
1965年4月5日，干渠全线贯通试水。清亮的漳河水奔涌而下，太行山腰像被镶了一条银带；山脚下的梯田里，泛着白花花的水光。任羊成站在渡槽旁，抬头望着水面发愣。旁边老同伴逗他：“老任，这回牙可白拔了。”他含糊笑了一下，没接茬，只蹲下在渠堤上抠出一个小凹槽，把那把钳子塞了进去，再用碎石封死。说不清是纪念，还是交代。
外界把红旗渠称作“世界第八大奇迹”，多半是被那面高达三十米的“青年洞”标语震撼到了。但林县人更在乎的是渠水到了庄稼地之后的第一缕绿意。粗略统计，通水当年，全县小麦亩产比前一年翻了一番。老百姓说得直白：“渠水不咸，日子不难。”
1972年，《人民画报》记者重访林县，想采访当年的英雄。任羊成却回到自家五十几亩梯田，守着半坡麦浪，不肯多说一句。只有村口石碑上刻着“修渠志愿者四万三千人”几个字，提醒后生：那段岁月有人把命压在钢钎上，才换来如今清甜的水声。
名与利，荣与辱，都被时间的尘土慢慢掩埋。留下来的，是太行山壁上一条清晰的刻痕，也是任羊成拔牙时那声“先干”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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