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盛夏的一天清晨，河北遵化东陵外炮声乍起，滚滚硝烟里传出士兵的粗声号令。几声炸雷般的爆破过后，尘埃尚未散尽，孙殿英站在陵前，眼里却闪着异样的光。那一刻，他似乎确信，一条能让自己“起死回生”的财路就此打开，而这条路也把他引向了声名狼藉的深渊。
向前回溯，1889年是孙殿英的出生年份。河南永城贫瘠的土地和父亲因争地丧命的悲剧，把少年的锋芒逼向草莽。十六岁，他已与豫西绿林好汉同进同出，一把老旧大刀加几杆土枪，拦路要钱，逢庙会打家劫舍。穷苦出身养成他“活命要紧，能混则混”的思路，也养成见风使舵的本领。
1922年，他带着“兄弟们”投了直系吴佩孚，穿上新军装，枪械也换成了洋枪。但军装掩不住匪性——鸦片生意、军火走私、敲诈盐商，全沦为填补军饷空缺的渠道。吴佩孚怒不可遏，孙殿英却已悄然转身，挂上了“张宗昌部旅长”的名牌。
1926至1927年北伐风云突变，军阀像浮萍四散。孙殿英踩准时机，从张宗昌跳到冯玉祥，又挤进蒋介石的“嫡系”行列。到1928年，他稳坐第十二军军长，驻防清东陵——这恰是权力与贪欲交汇的舞台。
清东陵地宫到底埋着多少金银珠玉，民间传说添油加醋。孙殿英听惯了兵丁喊饿，也算过账本：只靠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饷，想稳住这支杂牌队，绝无可能。于是才有了那声震天动地的爆破。短短数日，“演习场”变成“交易所”，翡翠西瓜、夜明珠、田黄大玺，被塞进马褡裢，连乾隆棺椁上的鎏金铜钉也被撬得干干净净。
风声来得比钱还快。1928年秋，溥仪在天津拍案而起，向南京递上折子。孙殿英却早一步把最亮眼的几件送进了南京显赫人家的府邸。宋氏兄妹、军统高层纷纷收礼，中央“调查”终成一纸空文，这位“东陵大盗”不仅没受罚，反倒再添几路枪杆子。
只是“火并能练兵，金银难练心”。孙部骄兵劣将，各地“吃鸦片、挥大刀”的恶名不绝于耳。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打响，有意思的是，孙殿英也曾短暂出川抗战，竟与八路军在豫北配合过几次。可到了1943年，日军的黄金和粮饷让他彻底倒向汪伪，大牌军长就此成了汉奸。
1947年10月，解放军豫北战役展开，孙部一触即溃。俘虏收容所里，他毒瘾缠身，躺在土炕上哆嗦不止。一名卫生员看不下去，递上戒毒粉，他却喃喃道：“我挖陵，为的是给爹报仇……”1947年9月，58岁的他命丧病榻，留下一堆烂摊子和一个尚未成年的独子。
这孩子叫孙天义，1931年生于北平。少年时代家中车马盈门，华服玉器唾手可得，可母亲刘清贞从不让儿子染指那些宝物。她常说：“宝贝不在屋里，在心里。”当父亲成了“遗臭万年”的盗墓将军时，北平胡同里的人指指点点，十四岁的孙天义埋头苦读，眼圈却常常通红。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已经失去家产的母子俩靠缝补维生。那年冬天，孙天义背着用旧床单改的书袋，踏进辅仁大学西文系的教室。他刻苦得“像跟时间赛跑”，别人去看电影，他窝在图书馆啃莎士比亚原文。四年后，全系第一的成绩让他留校任教，分配去了西安外国语学院。
讲台上的孙天义从不倚老卖老，黑板上粉笔字端正得像铜模刻印。新生第一次上课就发现：“这老师讲语法比新闻联播还准时，可例句却常把人逗笑。”课堂外他译了《戴高乐传》，参与编写多套教材，被同行称作“西北外语教坛的活字典”。
当然，过往阴影偶尔冒头。评副教授前，有人低声问：“孙家那点事儿，算不算政审障碍？”评委会查档一天后作出结论——政审合格，业务更过硬。孙天义拿到任命书，只淡淡说了句：“是书本替我说了话。”
1992年，陕西成立黄帝陵基金会，亟须一位懂外语、懂文史、又愿意跑外事的人。时年61岁的孙天义被点名为副会长。朋友劝他：“这活儿没多少补贴，你图啥？”他的回答言简意赅：“黄帝是中华共祖，这活儿值！”
随后九年，他每周往返数百公里，拉捐款、写请示、陪同侨团代表，连冬天也常住工棚。一次工头偷懒偷工，他扯着嗓子吼道：“别糊弄！咱给的是子孙后代修祖坟！”施工队只好返工。2001年，扩建后的黄帝陵气象一新，苍松古柏脚下来往祭祖的海外侨胞络绎不绝。
学生给他寄来照片，说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见到《实用口译教程》；翻到署名“孙天义”，难掩惊喜。信里附一句：“老师，您做到了让别人忘掉您父亲的影子。”老人回信寥寥，“教书人只求讲台无愧”。
同一个姓氏，两条岔开的路：父亲把炸药埋进皇陵，儿子却在残碑断瓦间替民族寻根。命运确能给予重压，但那之后的抉择，终究掌握在本人手里。这份转折，也让人重新理解“自作与自救”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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