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来算一笔糊涂账,这道题看着简单,实际上却是史书里最让人挠头的谜团。

摆在桌面上的是这么个局面:一边是凑不出多少人的八旗兵丁,满打满算三十万;另一头是整整三亿的汉家儿女。

这悬殊的人头比,是一对一千。

哪怕那八旗兵个个都有三头六臂,只要汉人这边豁得出去,玩命搞“兑子战术”,哪怕拿一千条命去换对方一个,也能把这点满洲兵力给耗得干干净净,渣都不剩。

可怪就怪在,这种全民皆兵、死磕到底的场面压根没出现。

大清朝不但稳稳当当地坐了江山,还成了后世公认统治根基极深的一个朝代。

这到底是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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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伙儿闲聊时,总爱说是八旗骑射天下无敌,或者是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剃发令”吓破了胆。

这话听着有理,但没说到点子上。

要是光靠屠刀能解决问题,元朝就是现成的反面教材——蒙古人的马刀比八旗兵更利索,可结果呢?

没熬过一百年就被撵回漠北放羊去了。

大清之所以能笑到最后,是因为他们把账本看透了:想搞以小博大的买卖,光动粗不行,得精通“利益交换”的艺术。

第一招,叫“借别人的刀,办自己的事”。

清军刚跨过山海关那会儿,手里的牌其实烂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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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来户,要是硬生生跟明朝死磕,那就是标准的侵略者,得被全天下的汉人戳脊梁骨。

偏偏这时候,李自成送来个神助攻。

这位闯王攻进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亲手掐断了大明的气数。

这一下子,李自成成了众矢之的,全天下的仇恨值都拉满在他身上。

这时候,多尔衮脑子转得快,立马换了口号。

他不提“灭明”,反而打出了“为崇祯帝复仇”的旗帜。

这笔买卖算得太精了:既然大明是毁在李自成手里,那清军去揍李自成,就不叫入侵,那叫“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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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时候的中原百姓来说,李自成进了北京后迅速变质,日子没过好,反倒更乱了。

原本在山海关防着清军的吴三桂,被李自成逼得走投无路,最后扭头倒向了清军。

清军一路撵着李自成打,最后把这个“逼死先皇的罪魁祸首”逼上了绝路。

这就给那些原本想反抗的汉人出了个大难题:人家是帮咱们先皇报仇雪恨来的,咱们凭啥去打人家?

这招“偷梁换柱”,直接把清军背上最沉重的政治包袱给卸了个干净。

至于南边那几个小朝廷,几个王爷为了争那把椅子打得头破血流,老百姓看在眼里,心早凉透了。

既然崇祯死后也就是个军阀混战的烂摊子,现在清朝赢了,那就凑合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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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定了“名正言顺”这块招牌,紧接着是第二笔账:怎么安抚天下苍生?

这笔账的核心就四个字:“活命成本”。

到了明朝最后那几年,老百姓的日子那是真没法过了。

地都被乡绅老爷们占光了,普通人要么当长工,要么去要饭。

老天爷还不赏脸,灾荒连连,朝廷还要死命加税。

李自成原本就是个驿站的小职员,工资虽然微薄,好歹也是皇粮。

结果崇祯为了省那点银子把驿站撤了,李自成丢了饭碗,没活路才反了他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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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明末的真实写照:不造反,就得饿死。

反观清朝入关后,虽然开头有过嘉定三屠那样的惨案,但等顺治坐稳了位子,风向立马变了。

清朝的统治者心里跟明镜似的:想让屁股底下的位置坐得稳,得让底下人嘴里有食。

顺治和康熙这两朝,朝廷玩了命地恢复耕种,更绝的是,他们搞了一次土地重新洗牌。

战乱里剩下的那些无主荒地,全分给了流离失所的穷棒子。

对于底层的泥腿子来说,龙椅上坐的是谁,那是神仙打架的事。

他们在乎的是,今天锅里有没有米,明天会不会被衙役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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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会儿有锦衣卫,有东厂西厂,特务治国搞得人心惶惶。

清朝起初没这些烂七八糟的机构,衙门虽然也黑,但好歹不用整天提心吊胆怕被特务盯梢。

两边一比,明朝是“饿着肚子还得防着背后”,清朝是“有地种还能睡个安稳觉”。

这账一算,只要脑子没进水的老百姓,都知道该往哪边站。

那种大规模造反的土壤,就被这一口安稳饭给彻底冲垮了。

搞定了泥腿子,最难啃的硬骨头其实是那帮读书人。

这帮人掌握着笔杆子,也是骨头最硬、反抗心最重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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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那些以前朝遗民自居的,讲究个气节,对“蛮夷”入主中原那是打心眼里瞧不上。

要把这帮人杀绝了,国家就没人干活了;要是不杀,他们天天躲在书房里写文章骂你,也是个大隐患。

康熙爷算了一笔极高明的账,叫“面子给足,里子拿走”。

头一招是恢复科举。

这路数大家都懂,给读书人留条升官发财的道。

只要利益捆绑上了,绝大多数人的嘴也就堵上了。

可偏偏还有一帮名士大儒,软硬不吃,给官也不做,就躲在深山老林里装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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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没派兵去抓人,而是搞了个“博学鸿儒科”。

名义上是请各地有学问的人出来聊聊,实际上就是给这些大儒搭个梯子下台。

最绝的一手是修《明史》。

康熙给这些前朝遗民发请帖,理由让人没法拒绝:“朝廷手里没资料,很多旧事快失传了。

你们要是不来修,大明的历史可就没人管了,万一写岔了怎么办?”

这一招直接戳中了死穴。

对于读书人来说,修史那是千秋万代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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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不去,万一清朝在史书里往大明脸上抹黑咋办?

为了保住前朝的“清白”,这些遗民只能捏着鼻子出山。

只要接了这个活,不管是修史还是当官,其实就等于变相承认了清朝的合法性。

有了第一回低头,就会有第二回。

康熙对这些汉族大儒那是客气得不行,礼遇给到了天上。

这就彻底把士大夫心里的那道防线给拆了。

最后,也是最要命的一笔账:权力的蛋糕怎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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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元朝为啥短命?

因为蒙古人防汉人跟防贼似的。

朝廷里虽然也有汉人当官,但说话不算数,实权全攥在蒙古贵族手里。

那不像个国家,更像个大号的部落联盟。

清朝吸取了教训,没走这条死路。

从顺治那会儿起,清朝就开始重用汉臣。

虽说中间鳌拜专权时打压过一阵子,但康熙一掌权,立马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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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甚至比顺治玩得更溜。

他大批提拔汉族大臣,不光是为了治理天下,更是为了用汉臣来牵制满洲贵族。

在皇上眼里,满臣也好,汉臣也罢,都是棋盘上的子。

只要能通过平衡术把皇位坐稳,用谁不是用?

这种权力分享的模式,让汉族精英阶层真正钻进了决策圈子。

既然在这个体系里能施展抱负,能光宗耀祖,那干嘛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反清复明?

更何况,清朝皇帝为了融入汉文化,做得简直比汉人还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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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祭拜孔夫子,加封关二爷,学说汉话,死磕儒家经典。

皇帝的后宫里也塞了不少汉族妃子。

这一连串动作都在释放信号:这天下是满汉一起坐的。

回过头再看,三十万对三亿的那个悬殊比例,在这一整套精密的算计面前,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清朝压根没想着用三十万人去硬刚三亿人,而是通过替崇祯报仇收买了人心,通过分地种粮稳住了农户,通过修史科举搞定了文人,通过分享权力捆绑了官僚。

当绝大多数人的饭碗和利益都跟这个新政权锁死在一起时,剩下那点零星的反抗火苗,自然也就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