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1日，北京秋高气爽。天安门城楼上，身着新式军装的刘亚楼正陪同林彪检阅空中梯队。银翼掠过，发动机轰鸣震耳。林彪侧过身，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音量说道：“亚楼，你那支飞行部队，动作干净利落。”刘亚楼咧嘴一笑，没有多答，只轻轻点了点头。谁能想到，六年后，这位刚强的空军司令会倒在病榻，再无起身的机会。
转折出现在1964年秋。刘亚楼结束对巴基斯坦的访问返京，连续腹泻、高烧，体力急剧滑坡。空军总医院的初步诊断指向肝部，但结果模糊。刘亚楼不肯就此躺下，仍主持起草《对付美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技术建议》。文件送到中南海，毛泽东用红铅笔批道：“好，好，好。亚楼同志务必静养。”毛主席写三个“好”并不多见，可见重视程度。
1964年11月3日清晨，他被劝进301医院做全面检查。为了防止外界打听，医护人员只称“302号”病人。一个月过去，病因仍旧扑朔。刘亚楼索性把病房临时改成办公室，秘书、作业员、小参谋轮番进出。值班护士常在走廊里摇头：“这哪像住院？分明是开作战会议。”
1965年元旦凌晨，林彪守在苏州疗养院，秘书突然递上一份电报：刘亚楼转往上海静养，病情不稳。林彪顿时无眠，第二天一早提笔：“闻医生确证，病势可控，望放宽心，闭门疗养。”落款“林彪闻讯急书”，字迹明显带着力透纸背的劲儿。
1月18日，信件送到上海华山路小楼。刘亚楼躺在藤椅上读完，笑道：“老朋友还是这脾气，命令口吻。”话虽轻松，额头却渗出细汗。谁都看得出他的疼痛已深入骨髓。
2月上旬，病情短暂回暖。刘亚楼写信向中央报平安，信里只有寥寥数句，却硬塞进“请主席放心”五个字。毛泽东看完，叼着烟，交代汪东兴回复：“有病就要安心休养，不要心急，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办完这一桩，毛主席才放下茶杯，小声补一句：“这人要是肯听话就好了。”
遗憾的是，三月底，专家会诊得出明确结论：肝癌晚期，无法手术。吴法宪连夜飞回北京，把病理报告先递给周恩来，再呈林彪。周恩来当即批示：“全力抢救，所需设备、药品即刻办理。”林彪更干脆，发电报四个字：“立即停工。”熟悉刘亚楼脾气的人都知道，不加“命令”二字，他未必真听。
4月23日，周恩来飞抵上海。病房外，梧桐叶嫩绿，屋内灯火通明。总理握住刘亚楼的手，声音放得极缓：“主席牵挂你，同志们等你回北京。”刘亚楼只回两字：“知道。”随即陷入长时间昏迷。
三天后，林彪也赶到。他身体同样抱恙，却在床边站了整整五十分钟。专家建议输注血浆，林彪点头，又重复一句：“要把人保住。”转身离开时，他低低叹气，神情与一年多前罗荣桓病逝时无异。
进入五月，刘亚楼神志模糊。护士记录，他常念叨两句：“毛主席重要，101重要。”101是林彪在东北时的代号，这几乎成了他生命最后的牵挂。5月7日15时45分，心电图成一条直线，55岁的空军司令长眠上海华东医院。
噩耗传到京城，林彪第一时间拍发唁电：“刘亚楼同志逝世，是我党我军重大损失。”同一天，他亲笔写下七个篆体大字——“刘亚楼同志永垂不朽”，刻在骨灰盒正面。字迹遒劲，稍显颤抖。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主持治丧。北京西郊机场，元帅与大将们衣袖缀黑纱，列队迎灵。骨灰盒上覆盖党旗，随行军乐队放慢鼓点，哀乐低沉。灵车驶向中山公园，中山堂正中挂起巨幅挽联：“国失干臣，三军挥泪；功在社稷，百世流芳。”这副挽联由军委集体酝酿，只用了两行，却把刘亚楼的生平凝成十六字。
5月11日，公祭仪式开始。林彪捧花圈，一步一顿走向灵位。台下2500多人肃立，无人出声。罗瑞卿致悼词时一度哽咽，停顿五秒才继续。结束后，刘少奇与林彪并肩护送灵车去往八宝山。炮兵连鸣礼炮十九响，车队缓缓前行，路旁驻京部队官兵自动列队，举手敬礼，直到车尾灯完全消失。
回到空军司令部，吴法宪把刘亚楼生前批阅的文件整理成册，封面写着“留念”。大楼走廊深夜仍亮着灯，似乎在默默提醒：这位把毕生心血倾注于蓝天的将领，虽然离去，但他用生命奠基的中国空军，已经能够护卫共和国的天空。
许多年后，研究者翻阅东野作战档案，经常发现“林罗刘”并列出现。有人说，东北战场的胜利靠的是三个人的默契——林彪决心、罗荣桓政治、刘亚楼计划。默契如同齿轮，任何一枚脱落都会影响全局。如今，两位枢纽已逝，只剩林彪一人独坐灯下，恐怕也常会回想起1930年的龙冈硝烟、1948年的锦州城下，以及1959年那年国庆，空中编队掠过城楼时，刘亚楼压抑不住的少年式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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