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陶喻之：鼎盛的荣耀：上海博物馆的潘氏珍藏|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南京博物院|文物|潘氏|潘达|珍藏|陶喻之

2026年1月17日在上海图书馆东馆b1乐享厅，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陶喻之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关于上海博物馆的苏州潘氏珍藏的讲座，回顾了大禹鼎与大克鼎入藏上海博物馆的故事。

清代苏州潘氏，以诗文、书画、收藏著称于世。四朝元老潘世恩孙辈潘祖荫（1830—1890）上承父辈爱好，下开晚辈收藏风气，为承前启后代表。其京邸设攀古楼、滂喜斋，分储钟鼎彝器、善本古籍，精善堪称一时之冠。潘氏身后，连同大盂鼎、大克鼎、宋刻《梅花喜神谱》等藏品，由胞弟潘祖年（1870—1925）运回姑苏保藏数十年未尝有失。1951年，经潘博山夫人丁燮柔、潘达于（原名丁素珍）姊妹之手，潘氏五世收藏陆续捐献国家，入藏故宫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机构。

文物是宝贵的历史遗产，不仅生动诉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文物捐赠一直是博物馆馆藏的重要来源，上博连续两年举办文物受赠展。鼎盛的荣耀，既属于上博，更属于无私奉献的捐赠者。

大盂鼎与大克鼎

潘家捐赠的西周宝鼎及其历史意义

大盂鼎和大克鼎，是我国青铜器藏品中的至尊。大盂鼎系西周康王时代奴隶主贵族为颂扬康王、祭祀祖先而造的大鼎，距今已3000年，是迄今出土形制最大的西周青铜器。鼎高101.5厘米；口沿下饰兽面纹一周，三足上部各饰一兽面，纹饰极为精美。鼎内腹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载周康王廿三年（前1003）对贵族盂的训诰和命令。铭文内容真实地反映了西周奴隶社会的状况。大盂鼎出土于陕西岐山，首先被当地豪绅宋金鉴占有。道光三十年（1850），宋出银3000两把大盂鼎买到手，其后代以700两纹银将鼎出让给左宗棠幕僚袁保恒。几年后，因官场倾轧，有人上疏检举左宗棠“居功自傲，图谋不轨”。时任工部尚书潘祖荫向咸丰帝竭力保荐。因潘祖荫搭救，让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的左宗棠得以幸免。为报救命之恩，左宗棠以心爱之物大盂鼎慷慨相赠。

大盂鼎

大克鼎为周孝王时铸造，距今2800多年。清光绪十六年（1890）出土于陕西扶风。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为已出土西周青铜器中第二大体量，乃贵族膳夫克祭祀其祖父师华父的重器，铭文真实反映出西周奴隶制社会由盛而衰的历史。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归潘祖荫，潘氏因拥有举世双绝而大喜过望，专门镌刻“宝藏第一”章。自二鼎安身潘家，慕名求见者门庭若市，觊觎者亦不乏其人。潘病故后，其弟祖年将二鼎运回故乡苏州，作为传家宝谨慎守护。

大克鼎

大盂鼎捐赠历程

从私人收藏到国家珍宝

成立于1952年的上海博物馆是我国重要的古代艺术博物馆。上博成立之初的文物藏品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接手原上海市立博物馆等1949年前建立的公私博物馆的文物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等国家机构移交的文物

·国家拨巨款收购征集的文物

·各界人士和团体捐赠的文物

上海博物馆以宝鼎为象征，彰显藏珍纳宝之意。回顾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的历史，可追溯到“上博”成立之前。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9月7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成立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保护上海的文物。1950年1月20日，古代文管会更名为市文管会，主任李亚农、副主任委员徐森玉。成立文管会除了对上海文物古建进行保护管理外，更重要的，是拟在沪筹建“具有规模的代表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博物馆”。

1951年7月6日，潘祖荫、潘祖年兄弟二房合一的孙媳潘达于，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表示“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上海为华东重要地区，全国人民往来辐凑” ，希望将二鼎捐赠给处于筹备阶段的上海博物馆展览陈列，使“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群众之观瞻及研究”。潘达于捐赠双鼎的善举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影响了上海众多收藏家踊跃捐赠珍藏文物。

潘达于（1906—2007）

大盂鼎作为海内重宝，其捐赠经过涉及多方努力。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作为文献学家，对潘家文物了解深入，对宝鼎落户上海博物馆贡献巨大。近期出版的《顾廷龙年谱长编》有如下记载：

1951年4月9日，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致函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徐森玉，了解成立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具体计划。

5月2日，郑振铎抵沪；9日，在上海乐义饭店召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筹建人员座谈。

5月18日，顾廷龙访徐森玉“告潘氏重器可捐献”；此“潘氏重器”正是大盂、大克两鼎。

6月4日，“（顾廷龙）访徐森玉，商潘达于攀古楼献鼎售镈事”。

6月5日，潘达于找顾廷龙商谈献鼎具体事宜；可见此时潘家经已经初步决定两鼎去向归宿。

6月22日，顾廷龙拜访徐森玉，谈及苏南陈某询问捐鼎一事时，他明确回复：“此鼎全国性者，上海为华东大埠，不久将办大规模博物馆，献诸政府，较为适宜。中央文物局、华东文物处均已说定。”

此后，顾廷龙继续为捐赠事宜奔走。

7月2日，顾廷龙再次找徐森玉商量捐鼎信稿。

7月6日，潘达于女士正式致信政府，决定将两鼎捐献上海市文管会。

7日，顾廷龙将潘达于正式捐鼎信面呈徐森玉，信落款日期是7月6日。信稿内容或经顾廷龙审阅定稿，并经其手递交文管会。

8月18日，为答谢顾廷龙在捐鼎过程中的帮助，潘达于特地在锦江饭店设宴款待。

10月9日，文化部为潘达于举行隆重的捐鼎授奖典礼，顾廷龙亦在受邀之列。

郑振铎、徐森玉动员擘画、顾廷龙积极响应建言献策，潘达于自觉自愿率先垂范，这一过程体现了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地方文物部门的积极推动及捐赠者的爱国情怀。2004年2月28日，国家文物局、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为祝贺潘达于百岁寿辰，举办了“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当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步入上博大厅，人们全体起立，经久不息的掌声献给这位心底无私的为国护宝人。

值得一提的是，潘达于的姐姐丁燮柔，长期以来受到的关注不多，留存史料极少，生卒年月不详，但她对中国文物事业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影响不亚于其家族成员。20世纪50至60年代间，丁燮柔陆续捐赠多件珍贵文物，如西周早期的索諆爵、杫角，西周中期的师遽方彝，春秋早期的魯伯愈父鬲，北齐天保二年毛思庆造观世音菩萨鎏金铜像，亦有元代赵孟頫《人骑图》卷、《自书七绝》册页、鲜于枢《自书行书五绝诗》页等书画瑰宝。这些跨越千年的重器与墨迹，映照出一代收藏家群体“化私为公”的精神境界。

当文物从私人收藏空间进入到公众视域，就由赏玩功用中升华出来，具备了提炼记忆、凝聚品格、传承文明的意义。透过文物，人们得以了解过往，逐步廓清社会发展的脉络，由回顾历史进而认识人类自身。收藏家对博物馆的慷慨捐赠，化私为公，功绩卓著！博物馆藏聚重宝，既是博物馆的荣耀，更是那些无私奉献的收藏家的荣耀！

“情比金坚”新春特展系列讲座

《金石录》背后的佳偶情缘

讲座简介

《金石录》是宋代金石学著述中的集大成之作，书稿由赵明诚耗费多年心血广泛搜讨、仔细勘定而成，又得到其妻李清照的悉心守护和精心校订才得以顺利付梓，展现了两人志趣相投、患难与共的情感生活。在后世流传递藏的过程中，《金石录》又相继见证了清代阮元和刘文如，奕绘和顾太清两对夫妇的深厚情缘。李清照和顾太清这两位才能卓异的女性，在丈夫去世后都曾卷入“再嫁”或“出轨”的风波，从中又折射出传统社会中女性生存境况的诸多困顿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