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之后,中国的天那是真黑。

那时候的长沙街头,每天早上起来,路边都要多出几具尸体。

白色恐怖搞得人心惶惶,别说激进分子了,就是普通学生都吓得连夜买票跑路,报纸上的“脱党声明”甚至都排队排到了下个礼拜。

就在这人人自危、恨不得把头埋进沙子里的关口,有个51岁的老头子,却干了一件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事。

他没有躲进租界当寓公,也没有回老家避风头,而是直接找到了当时已经转入地下的党组织。

见面没废话,拍着桌子就提了一个要求:这时候没人敢来,我要来,我要入党。

接待他的年轻干部当时就懵了。

因为眼前这位,不是别人,正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老校长,毛泽东当年的恩师,也是后来写出国歌歌词的田汉最敬重的老师——徐特立。

这就好比现在的清华校长,放着年薪百万不拿,非要去前线当大头兵。

其实吧,徐特立这人一直就是个“异类”。

按理说,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又是教育界的名流,跟军阀混个脸熟,拿份高薪,日子过得不要太滋润。

但他偏不。

早在他在一师当老师的时候,画风就跟别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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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先生是一身长衫、之乎者也,他却喜欢卷起裤腿,带着学生往乡下泥地里钻。

这种“反常”的选择,其实在1926年就埋下了伏笔。

那年,他的学生毛泽东回湖南考察。

这对师生的身份当时挺有意思,一个是老资格的教育家,一个是搞革命的“愣头青”。

但他俩见面,毛泽东没跟老师拽文词,就说了一句话:徐先生,光在书斋里教书救不了中国,您得去泥腿子中间看看。

换做别的名教授,估计早就端茶送客了。

徐特立呢?

二话没说,真的跑到长沙县五美乡蹲了一个星期。

就是这七天,让他把坚持了半辈子的“教育救国”梦给砸碎了。

他亲眼看到,那些被文人看不起的农民协会,是怎么把几千年的封建老窝给端了的。

他算是看明白了,在刺刀和枪炮面前,粉笔杆子是真没用,只有把天捅破了才行。

所以1927年蒋介石举起屠刀的时候,徐特立的入党申请,其实就是一份迟来的“投名状”。

党组织也没搞什么考察期,当天就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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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51岁的徐特立,成了当时全党年纪最大的“新兵蛋子”。

这老头的“猛料”,还不止这一桩。

咱们现在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那股子悲愤劲儿是从哪来的?

这也跟徐特立有关。

田汉是他的得意门生,当年在上海搞艺术,办杂志赔了个底掉,被债主堵着门骂,急得差点跳黄浦江。

远在湖南的徐特立听说了,啥也没说,把自己过冬唯一的一件皮袍子送去当铺当了。

换来的那把皱巴巴的银元寄给田汉时,他也没写什么长篇大论,就留了一张纸条。

大意是说,年轻人缺钱正常,这钱你先拿去救急,记住一点,做学问先做人,别把良心搞丢了。

后来田汉回忆说,每当写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不是什么概念,就是老师当掉皮袍的那股决绝劲儿。

所谓的家国情怀,其实就是一件当掉的皮袍子换来的救命钱。

要是你觉得51岁入党已经够疯狂了,那你得看看57岁的徐特立在干嘛。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这路有多难走不用多说,年轻小伙子都成批地倒下,但57岁的徐特立,拄着一根棍子就跟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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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心疼他年纪大,特意给配了一匹马。

结果呢?

这匹马徐特立几乎就没骑过。

一路上,大家看到的都是他在前面牵着马,马背上要么驮着受伤的小战士,要么驮着走不动的伤员。

身边的谢觉哉身体弱,眼瞅着就要撑不住了,徐特立不动声色地把自己那份少得可怜的青稞面塞给了老谢,自己偷偷去挖野菜、啃树皮。

警卫员看着心疼得直掉眼泪,他却乐呵呵地说,自己这把老骨头硬得很,这点苦根本不算事。

别说骑马了,他那匹马简直成了当时的“流动担架”。

就这么硬生生地,他用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

到了延安,很多人以为这位元老该享享清福了。

毕竟资格在那摆着,又是主席的老师,又是南昌起义的前辈。

但徐特立给自己定的规矩特别奇葩:不仅不搞特殊,还要比别人更苦。

他在陕甘宁边区当教育厅长,住的那个窑洞,说实话,连现在的毛坯房都不如。

屋里除了一铺大土炕,就是一张油漆都掉光了的小方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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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进了北京,组织上想给他换个宽敞点的房子。

工作人员刚开口,就被他一顿训。

他的逻辑很简单:房子破了补补就行,国家刚建立,到处都要钱,我怎么能带头搞享受?

1937年,徐特立在延安过六十大寿。

毛泽东写的那封祝寿信里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您二十年前是我的先生,现在依旧是,将来肯定还得是。

这句话后来被传成了尊师重道的典范。

其实毛泽东敬重他,不光是因为师生情谊,更是因为在革命最难的时候,这位老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信仰”。

他本来可以做个富家翁,却选择了流亡;本来可以做个高官,却选择了吃糠咽菜;本来可以安享晚年,却把子孙后代都送上了战场。

1961年,他的孙女徐乾应征入伍。

临走的时候,徐特立没有给她留下一分钱的家产,只送了一句话:我留给你的,只有这一副革命的重担。

这哪是什么豪言壮语,分明就是把一家人的命都交给了国家。

1968年11月28日,徐特立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他走的时候很安详,那是真真正正的赤条条来,赤条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