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明国平、明珍珍等11名缅北电诈主犯执行死刑的槌声落下，这场持续十年、涉诈涉赌资金超百亿、造成14名中国公民死亡的滔天罪行，终于迎来了法律层面的沉重清算。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核裁定清晰昭示：此类“犯罪性质特别恶劣，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的跨境犯罪，必将受到国法的最严厉惩处。这一判决不仅告慰了受害者及其家属，更以雷霆之势彰显了我国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坚定决心，成为震慑犯罪的法治丰碑。

然而，正如“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的古训所警示，11名主犯的伏法绝非治理终点，而仅仅是跨境电诈治理攻坚战的一个阶段性节点。判决背后，那些尚未到案的从犯、潜藏境外的漏网之鱼，以及电诈产业链条上的黑灰产余孽，依然是威胁公民财产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隐患。据案件审理查明，明家犯罪集团并非孤立存在，其核心成员依托家族势力与武装庇护，招揽多名“金主”入驻园区形成犯罪联合体，涉及故意杀人、诈骗、开设赌场等14项罪名，组织架构呈现明显的层级化与网络化特征。一审判决中，除11人死刑外，另有5人获死缓、11人判无期徒刑、12人获有期徒刑，但这仍只是涉案群体的一部分——那些在犯罪链条中负责信息收集、资金转移、技术支持的外围人员，以及涉案的“金主”关联方，仍有部分处于追查之中。更值得警惕的是，跨境电诈犯罪的外逃问题始终棘手，正如最高法副院长李勇所言，此类犯罪“跨境化实施导致案件侦办难”，部分涉案人员利用境外复杂环境藏匿，加之证据调取、司法协作等环节的客观限制，给全链条打击带来巨大挑战。

更深层的隐忧在于，单纯的刑罚严惩若缺乏后续的系统治理，可能滋生新的风险。正如用户所担忧的，部分误入歧途的涉案人员或其关联者，若未能认识到犯罪的本质，反而将司法正义的惩戒视为“仇恨”，在利益诱惑与认知偏差的双重作用下，可能成为新的犯罪参与者。事实上，跨境电诈的滋生与蔓延，早已形成一套成熟的产业化运作模式：上游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输血供粮”，中游利用AI、区块链等新技术翻新诈骗手段，下游通过虚拟货币、“跑分”等方式转移赃款，各环节环环相扣、跨域联动。这种复杂性意味着，即便打掉明家这样的核心集团，若不能彻底切断黑灰产链条、封堵监管漏洞，仍可能有新的犯罪集团趁虚而入，重蹈覆辙。最高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1月，我国已对集中遣返的缅北涉诈人员批捕4万余人、起诉2.9万余人，这组数据既彰显了打击力度，也从侧面反映出涉案人员之众、治理任务之艰巨。

明家案的判决与后续治理，给我们带来了多重深刻启示。其一，法治威慑是底线，但必须贯穿全链条。打击跨境电诈不能止于严惩主犯，而应遵循“由上及下、以下溯上”的全链条打击思路，既要追查漏网的从犯与外逃人员，更要深挖上游的个人信息泄露源头、中游的技术支持团伙、下游的资金洗钱网络，让每个参与环节都付出应有代价。最高检提出的“加强对前端涉个人信息犯罪的惩治”，正是切断犯罪链条的关键举措。其二，跨境协作与技术赋能是破局关键。面对80%的境外作案占比，必须强化国际司法协作，破解境外取证难、抓捕难的困境；同时运用联邦计算、隐私计算等新技术，打破信息孤岛，提升电子证据固定与资金追踪的效率，让犯罪分子即便遁形境外也无处可藏。其三，源头治理与认知引导需同步推进。要从根本上遏制电诈，既要通过合规科技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堵塞电信、金融、互联网行业的监管漏洞，变“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更要加强法治宣传与教育引导，让潜在犯罪者认清“伸手必被捉”的必然结局，让误入歧途者明白刑罚惩戒的本质是维护公平正义，而非“仇恨”的宣泄，从思想根源上减少犯罪滋生的土壤。

11名主犯的伏法，是法治的胜利，更是治理的起点。跨境电诈治理从来不是一场“毕其功于一役”的战斗，而是一场需要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唯有以判决为警示，以“斩草除根”为目标，将严厉打击、跨境协作、技术赋能、源头治理有机结合，才能真正铲除电诈犯罪的生存土壤，守住公民的财产安全底线。当每一条犯罪链条都被彻底斩断，每一名涉案人员都难逃法网，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敬畏法律，那时，这场跨越国境的正义之战，才能真正迎来圆满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