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北京城春寒未褪。水利部散会，傅作义走到门前，却只望见空荡的车位。秘书急得团团转，他却挥手招来一辆三轮，扬尘而去。

傍晚，秘书慌张报告“部长失踪”。电话一路打进中南海，周恩来听完冷声一句：“查！”

第二天，事情水落石出：有人故意把车开到偏僻胡同，想让“党外部长”吃苦头。周恩来严厉批示：“对统战对象必须尊重。”

几天后，天坛体育场看台，毛泽东与傅作义并肩观赛。主席侧头轻声问：“水利部的文件怎么鲜见你的签名？当部长，是不是有职无权？”言语平静，却透着关怀。

傅作义略一迟疑：“常年跑外边，副部长代批更快。”主席没有追问，只吩咐工作人员转告总理。很快，水利部接到明令：凡未经傅部长批示，文件一概无效。简短两行字，给了他手中的实权，也给了起义将领体面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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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拨回到北平解放前夕。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入城，20万国民党军陆续撤离。城楼上的傅作义心里掂量着“三条生路”全是死：若谈判失败，蒋介石要他命；士兵若不服，也会掉头开枪；共军若究旧账，更无生机。可他认定，保全古城与百姓比什么都要紧。

2月23日，西柏坡窑洞内，他第一次面对昔日对手。毛泽东握手时说：“功大于过，人民记着你。”周恩来把“水利”两字记进笔记本，为这位起义将领留下去处。

同年9月，新政协开幕。周恩来当众宣布：傅作义任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长。掌声雷动，他当场失声痛哭，“在旧中国，我拎箱黄金也买不到一个部长！”一句半真半玩笑的话，道尽感慨。

岗位易得，威信难树。彼时南方洪水、北方旱灾交错，淮河更是“洪魔”。1951年春，傅作义披上旧军大衣，奔波河南、安徽、江苏。工地上，老将军拿尺子趴在图纸上，一连几晚不见灯息。

“只要河水伏帖，百姓自会念好。”这是他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八年治理，九座水库拔地而起，千里堤防拔节成形，淮河水位首度压住警戒线。

长年劳顿耗空了硬朗身子。1962年，他南下广东疗养，却仍要踩着山路视察花县水库。每到坝顶，先服药，再挨个询问水质、闸门、灌区。“人能歇，工程不能停。”警卫只能陪着老将军在风里踱步。

1972年，傅作义递交辞呈，自言“精力不济，后辈可堪大任”。中央批准他留任国务院参事。同在北京医院的周恩来拖病探望。“宜生，主席让我来看看你。他说：‘北平能和平解放，你功不可没。’”病榻上，两位老人紧握双手，默然良久。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辞世，享年七十九岁。追悼会上，叶剑英致悼词，周恩来强撑病体主持。灵堂一隅，两面早已褪色的锦旗写着毛泽东当年亲笔：“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今日行走在淮河两岸，很难想象，最初定下蓝图的人，曾在北京街头无车可乘。历史留下的，却是那句朴实而尖锐的关切——“你在水利部当部长，是不是有职无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