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的一个阴雨午后，上海市档案馆报告厅里灯光昏黄，近九旬的沈安娜推着一叠发黄的文件走上讲台。台下，一个中年男子不时在本子上画圈，他叫姚一群。谁也没料到，一场普通的回忆讲座，会把一段尘封六十多年的秘密悄悄撬开。

沈安娜讲到“联络员ZJ”时，略微停顿，“他擅长地图复制，行动极其稳妥”。姚一群心里一跳，父亲姚子健恰好学测绘、印刷，代号两字母也对得上。短短几分钟，他的思绪已飘回父亲少年求学的年代。

1915年2月的宜兴，小镇街口泥泞不堪，姚家屋檐下却常透出烛光——父母陪着十岁的姚子健识字练笔。那个年代，兵匪横行，可老两口认准了一个理：读书是孩子唯一的退路。三年后，瘦高的姚子健独自背着草纸卷去了镇上高小，学费靠卖茶叶攒出。

1929年秋，他考入上海劳动大学中学部。沪上码头汽笛整夜轰鸣，校园却热闹非凡，同学们常围在报栏前议论国际风云，姚子健第一次听到“无产阶级”四个字。那一年，十四岁的他写下日记：“世道不公，须自图强”。谁也没料到，这句稚嫩誓言将指向另一条暗道。

1931年“一·二八”硝烟压到校门，课程被迫停办，他转学无锡私立锡钟中学。课堂之外，姚子健最爱埋头绘图，他说“尺规是最听话的伙伴”。两年后，南京中央陆军测量学校登载招生简章，他毫不犹豫报考，并于1933年春成为新生里的“江苏第一名”。

毕业证书刚拿到手，国民党陆地测量总局就发来调令。档案记载，他被编入印制处第三科，专门负责前线作战图样。地图在当时等同军队的第二只眼睛，谁掌握标注，谁就抢占先机。姚子健看似衣着光鲜，心里却隐隐焦躁，冗繁的文牍、上司的请客条一张接一张，专业热情被日渐消磨。

1934年冬，老同学鲁自诚约他在南京夫子庙茶楼见面。“想真干点事吗？”鲁压低声音递过一张车票。姚子健没有追问。当晚列车驶向上海，他的身份自此一分为二——白日里是测量总局技士，周末则摇身成了中央特科的秘密供图员。

最初的任务并不复杂：在原图纸暗角留下一枚细如发丝的穿孔，作为“已复制”标记；随后在印刷机启动前，悄悄换上微缩胶片母版。如此一来，国民党拿到的是正常地图，我党获得的则是完整信息。姚子健常自嘲：“印错一行字会挨骂，印对一整张敌军阵地却无名”。这份幽默掩盖不了危险——一次露馅，便是牢笼或枪口。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局骤紧。印制处大半资料转移到武汉，姚子健也随行。车站月台上，他偷偷把手里的坐标草图塞进夹克内衬，夜色里汗水直流。到汉口后，日军轰炸逼得制图所迁移三次，他却利用混乱空当截获更多机密图册，还把“黄河以北道路分幅图”完整送出。组织点头称赞，电文只有一句：“绸缪得力”。

1938年5月，他奉调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从幕后走向情报归整前线。每天面对成摞情报，他把零散数字、轨迹、桥梁长度一项项排比，终于编成《敌我兵力对比图册》。办事处旧同事回忆：“他连夜核算坐标，第二天仍能面不改色地泡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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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香港危急。日本宪兵在皇后大道设卡盘查，一步差错就万劫不复。组织决定先撤离。离港前，他把全部底片封进金属罐埋在铜锣湾一棵老榕树下，小声叮嘱同伴：“树要是倒了，人也就不在了。”简短一句，透着豁出去的味道。

抗战胜利后，形势急转。国民党内部互相猜忌，姚子健被调回南京，职位看似提升，实则置于高层视线。他依旧稳扎稳打，把地图与情报分开递送，直到1949年春天解放军兵临江宁，他所在处室自行解散，档案就此散落。

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申请转业地方，被分配到江苏省测绘局。此后四十余年，他按部就班，参加长江水位测绘、山区道路勘定，从不谈旧事。熟人提及过去，他只摆手：“忙过糊涂账，没啥。”

保密纪律生效太久，连他本人都模糊了当年联络链条。沈安娜的讲座犹如钥匙，让家人找到了洞开的缝隙。姚一群辗转多地，核对密码本、微缩底片编号，终于联系上沈安娜的爱人——当年特科直属领导张菊泉。两位老战友见面时都已白发苍苍，姚子健自嘲一句：“原来我给自己打了一辈子‘盲工’。”

确凿资料上报后，国家情报部门认定：姚子健，自1934年12月至1949年4月，为中央特科情报供图骨干，安全交付战略地图百余件，未出现一次泄露。那一年，他已满百岁。消息确认的当晚，老人端起茶杯，轻轻说：“好在图没画错。”一句平淡，却胜过万语千言。

2018年7月12日，103岁的姚子健在家中安然离世。遗像旁摆着那本磨破的测绘手册，封面仍能辨认“1933”三个数字。室内无人多言，只有老式绘图仪器的金属光芒，默默映照着那个极少为人知的隐秘战线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