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春天,原国民党江西省农业厅厅长萧纯锦在上海的家中被捕,随后他被押送回江西永新县老家。
此时他的妻子程孝福心急如焚,慌乱中忽然想到一个人也许能帮忙,那就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
就在那几天,陈毅正在上海市政府开会。他翻阅名单时,发现上面没有萧纯锦的名字,心里顿时一沉。不久,程孝福辗转找到他求助,陈毅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听完情况,他马上起身说:“这事交给我来办。”
陈毅和萧纯锦两人的交情,要追溯到三十二年前。一九二一年冬天,在上海黄浦江码头。一艘轮船靠岸,百多名在法国参加抗议后被遣返的中国留学生憋着气地走下船。其中有位二十岁的四川青年,叫陈毅。
回国之后由于找不到工作,也看不到前景,陈毅心中愤懑,写了一篇《留法勤工俭学生被迫归国后之宣言》,寄给上海的《民国日报》。文章很快刊登出来,字里行间充满激愤。
这篇文章随后被一位二十九岁的大学教授读到。他叫萧纯锦,江西永新人,曾在美国加州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当时在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任教。这位学识渊博的教书先生,被文章中的热血和真诚深深打动。他按文章所留地址,一路找到了陈毅租住的那间简陋狭小的阁楼。
在阁楼里,这位老师和穷学生促膝长谈。萧纯锦觉得眼前年轻人很有见地。临别时,他从怀中取出一个布包,留下一百块银元。“拿去作路费吧。”正是靠这笔钱,陈毅和几位同伴才得以买船票返回家乡四川。
萧纯锦自己选择的则是另一条救国之路。他早年赴美留学,专攻农业增产和经济发展。回国后,他先后在南京、北京的多所大学任教,一心希望通过教育和实业来挽救国家。
一九三三年,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邀请萧纯锦回乡效力,他欣然答应。曾担任省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也主持过省农业院的工作。整天琢磨的就是如何让田地多产粮、多出棉。他始终觉得,在战乱年代,多收一把米,或许就能多救一个人。
时间来到一九三七年秋天。日军侵华,国共再次合作抗日。陈毅奉命作为南方红军游击队代表,前往江西赣州,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新四军改编事宜。
当时局势复杂,双方关系微妙。陈毅一行人来到赣州城下时,发现负责接待的人员中,竟有分别十六年没有见到的萧纯锦。这时萧纯锦身兼数职,也是省政府指派的联络代表之一。
公开场合,萧纯锦一切按官场规程办事。但私下里,他多次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关系协助沟通、调解,化解了不少实际困难,促使南方红军游击队较为顺利地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陷入极其艰难的处境,部队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那年三月的一个夜晚,两名自称“中学教师”的人敲开了萧纯锦在江西泰和(战时临时省会)的家门。萧纯锦开门一看,愣住了,其中一人正是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陈毅。老朋友乔装打扮,深夜来访,所为何事不言而喻。
萧纯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朋友所托,他当时负责江西省战时的粮食调配工作,便利用职务之便,以“赈济灾民”“支援前线”等公开名义,调拨大批粮食,再通过可靠人员和秘密线路,把粮食运往皖南,交给新四军。
这项行动持续了约半年之久。每一次调拨、每一趟运输都风险极大。萧纯锦不得不亲自安排路线,想办法应对上级核查。前后累计运送粮食三万多石,确实缓解了新四军的燃眉之急。
但粮食调动规模大、时间长,终究没有完全掩盖。国民党方面听到风声,开始怀疑萧纯锦。虽然没有抓到确凿证据,但上面已对他失去信任。
一九四二年,萧纯锦被免去省粮食管理局局长等重要职务,逐渐被边缘化。抗战胜利后,他彻底脱离官场,回到上海,在几所大学教书,生活清贫。
至于当年那桩提着脑袋做的冒险事,他后来从来没有再向人提起。即便家中日子艰难,他也从来没有想过向谁表功或索取回报。
正因他自己只字不提,一九五三年新政权在清理旧人员时,档案把他列为“反动官吏”逮捕法办,此时没有人知晓他曾经暗中立下的大功。
消息传到陈毅这里后。他当即亲自作保,直接打电话给江西省主要领导。他在电话中提出,“萧纯锦先生是对革命有贡献的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帮过大忙,救了我们很多同志!这个人绝对不能动,必须马上释放!”他语气坚决,毫无回旋余地。江西方面接到电话,深知事关重大,马上通知下属暂停手续,重新调查。
调查进展很快。依据陈毅提供的线索,工作人员找到了当年参与运粮的人员,真相很快水落石出。这段被尘封的历史,终于重见天日。
萧纯锦很快获释,名誉得以恢复。他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后来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陈毅亲自登门探望。两位老朋友再次相见,鬓发都已斑白。陈毅紧握他的手说,“纯锦先生,让你受委屈了。我们感谢你。”
晚年萧纯锦在复旦校园安心教书,生活平静。他很少谈起往事,只是偶尔对学生说,“爱国可以有多种方式。无论在什么位置,心里总要装着脚下这片土地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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