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夏天，整个中国都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在上海，邓演达和他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公开反对蒋介石，积极进行反蒋抗日活动。
邓演达曾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军界政界都有很多旧关系，影响力很大。他的活动让南京的蒋介石感到不安。不久，一道秘密悬赏命令在特务中传开，重金抓捕邓演达。赏金数额三十万，足以让人心动。
当时，在邓演达的行动委员会设于上海的隐秘联络点内，有一名江西籍干事叫陈敬斋，主要负责文书抄写工作。这人来到上海后心思浮动，花钱随意，常抱怨组织发放的生活费太少。当悬赏风声隐约传来时，手头正紧、心思活络的陈敬斋便动起了歪念头。
这时，邓演达正希望为反蒋事业培养更多人才。他完全没有料到，自己信任的圈子里，已经有人为钱暗中出卖了他。
八月十七日下午，天气闷热。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二十号，邓演达召集了一次小范围干部训练班，讲解当前形势和任务。会议地点和时间原本是保密的。然而，特务早已包围了这栋房子。原来，陈敬斋早已化名写信给蒋介石方面，表示能协助抓捕邓演达，条件是领取赏金并安排出国。双方很快达成协议。
会前，陈敬斋已获知具体地点。会议中途，他假装突发腹痛，借口外出买药溜了出去。他刚离开，埋伏好的特务和租界巡捕便冲入室内。邓演达和在场十余人全部被捕，过程很快，邓演达来不及反抗。在押送途中，他终于意识到内部出了叛徒。
邓演达被捕后被直接押往南京监禁。而匆忙溜走的陈敬斋，则怀着一颗狂跳的心，急于寻找接头人领取他梦想中的“赏金”。
陈敬斋先被带到上海一处特务据点，随后连夜转送南京。他满心期待能拿到约定的三十万元并出国，但接待他的特务头目只扔给他一小袋银元，称出国之事容后再议。陈敬斋心凉了半截，却不敢多问，只得拿钱离开。
因害怕被跟踪，陈敬斋在上海街头连续换了三辆黄包车。随后，他找到英租界一家熟悉的地下钱庄，把大部分银元兑换成金条。为求稳妥，他又请人把金条缝进一件旧棉袄的夹层里。处理妥当后，他买了一张前往九江的船票，沿长江向江西老家逃去。贴身的棉袄里，藏的正是出卖同志换来的财物。
怀揣这些烫手的金条，陈敬斋一路忐忑，终于回到江西。他如惊弓之鸟，不敢回家，径直躲进了鄱阳湖边的芦苇丛中。
在鄱阳湖边的芦苇荡里，陈敬斋躲藏了大半年，日夜警惕外界动静。捱到一九三二年，感觉追查风声稍缓，他才悄悄潜出，逃往瓷都景德镇。在这里，他彻底改名换姓，自称“陈福林”。他用一部分钱上下打点，办理了假户籍证明，在青石巷盘下一间店铺，挂起“福林瓷器行”的招牌。
他开始学习经营瓷器生意，言行谨慎，生怕引人注意。大部分金条他没有敢动用，偷偷埋在后院一棵桂花树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前那个“革命者”陈敬斋似乎消失了，只剩下景德镇青石巷里一位不起眼的瓷器店陈老板。这一藏，便是十八年。
十八年间，世界天翻地覆。一九四九年四月，景德镇解放。街上锣鼓喧天，老百姓欢欣鼓舞。“福林瓷器行”老板陈福林也赶忙跟着邻居，在店门口贴上拥护新政府的标语。街道组织学习开会，他次次参加并发言，表现得像一位积极进步的普通商户。
然而一回到家关上门，他便坐立不安，常从窗缝偷偷向外张望，生怕有人前来调查。为防万一，他甚至偷偷把后院烧瓷的小窑炉改造成内设暗格，仅容一人蹲藏，并备好水和干粮。后院那棵埋着金条的桂花树，他每天都要装作无意地查看数次，生怕泥土被人动过。新时代到来，他心头的巨石却越压越沉。
陈敬斋提心吊胆的日子并没有随时间流逝而好转。一九五零年，一场清除旧社会残余势力的镇反运动在全国展开。这张大网，正缓缓向他罩来。
五零年春，镇反深入到各地。这时，一位名叫老周的农民来景德镇走亲戚。老周早年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曾在邓演达领导的机构里帮厨，对出卖邓先生的叛徒陈敬斋相貌记得很清楚。
一日，老周路过青石巷，在一家瓷器店门口和一位穿灰长衫、戴圆眼镜的老板打了个照面。目光交汇瞬间，老周心里一震，他清楚看见，对方右眼皮上有一道弯月状的浅疤。老周对这道疤印象极深。他当时不动声色地离开，回家后马上写下检举信寄出。这封信，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尘封已久的门。
检举信很快送达公安机关。一场针对这位神秘“陈老板”的秘密调查，随即在景德镇悄然展开。
公安机关核查线索后，认定化名“陈福林”的瓷器店老板嫌疑重大。为确认其身份以便抓捕，浮梁行署公安处派遣两名经验丰富的侦察员，化装成外地收购瓷器的大客商来到“福林瓷器行”。
他们一边看货，一边和陈老板闲聊。交谈中，侦察员很自然地用江西方言问道：“听老板口音，是都昌人吧？”化名陈福林的陈敬斋多年没有听人提起籍贯，心神一松，脱口用都昌土话答道：“是的。”话音刚落，他脸色骤变，自知失言。
侦察员心中有数，便借口有批好货请他亲自去看，把他带到公安局。一进公安局大门，陈敬斋双腿发软，明白这一天终于到了。随后，公安人员果然从他家卧室地板下搜出一把旧手枪，并根据其供述，从后院桂花树下挖出一个油布包，内装八根已泛暗色的金条。至此，人证物证俱全。
案件查清后，审判随之而来。这场公审不仅是为惩罚叛徒，也是给所有被出卖的英魂一个迟来的交代。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南昌市举行公审大会。陈敬斋被押上审判台。法庭调查时，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工人从人群中站起来，指着陈敬斋，声音微颤却清晰地说道：“你还认得我吗？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号晚上，在上海霞飞路，你慌慌张张连续换乘了我三趟黄包车！你付的车钱，是几块现大洋！”
原来，这位老人正是当年在上海拉黄包车的车夫。他没有想到，时隔近二十年，会在公审大会上再见当年那位行为古怪的乘客。这声穿越十九年的质问，让陈敬斋深深低下头去，再也无法抬起。
经过审判，陈敬斋被依法判处死刑。正义的枪声最终响起。这时，几百里外的景德镇，千百座瓷窑炉火正红，工匠们都在为新中国烧制崭新的瓷器。一段旧社会的肮脏往事，终于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彻底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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