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半个多世纪来，大陆学界一直以几部名著为重点，论著大量涌现，新见迭出。例如，清乾隆年间问世的《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就是学者所钟爱的对象，尤其是《红楼梦》，据说在20世纪，共有1亿6千余万字的论著发表，其数量之大，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中州书画社版《歧路灯》
然而，对于同样诞生于乾隆年间的章回说部《歧路灯》，尽管早在上个世纪初就有学者予以关注，但始终没有在学界获得应有的重视。
翻开2002年至2004年出版的共16期《明清小说研究》，除2004年第4期外，均有南京大学中文系淮茗所编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论文要目索引》，但是其中只有一篇是涉及《歧路灯》的①。也就是说，在至少整整三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界似乎已经遗忘了这部108回的长篇小说。
这种现象使我感到困惑，于是，就有了几点想法和思考，抛砖引玉，写出来向学界前辈和时贤请教。
《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显然是个正统的儒生，他的小说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归的，因此，《歧路灯》中不时可以看到传统思想的说教，在这一点上，说他是个道学家也不为过。
20世纪的中国，处于一个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变的历史阶段，求新求变的中国人，对《歧路灯》宣扬传统思想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以一种较为宽容的学术眼光来看待《歧路灯》的话，就会发现，这部小说值得我们给予极大关注。有人把《歧路灯》称为教育小说② ，其实，《歧路灯》的丰富内涵绝不是“教育小说”一词可以概括的。
《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
《歧路灯》所描绘的生活画面，从多方面展现了明清社会的市井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就是当时社会的一幅“清明上河图”，其思想文化和艺术价值还远远没有被很好地发掘。
首先，应该将《歧路灯》看作是一部反映明末清初市井社会广阔生活画面的巨著。这一点，前辈学者已经有很好的论述，可惜的是，至今还很少有学者对《歧路灯》作综合性的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在为数不多的《歧路灯》研究著作中，中国台湾吴秀玉的《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师大书苑有限公司，1996年，台北) 、新加坡吴聪娣的《歧路灯研究──从〈歧路灯〉看清代社会》(春艺图书贸易公司，1998年，新加坡) 、中国大陆李延年的《〈歧路灯〉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郑州) ，是近十年来面世的可喜成果。
《歧路灯研究：从歧路灯看清代社会》
这三部著作各有研究的重点，吴秀玉的著作着重于李绿园生平及作品版本研究，搜集了大量实地考察得来的资料，吴聪娣的著作则从《歧路灯》中发掘有关清代社会的史料，来探究清代社会的政治、科举、商业等活动，李延年的著作重点在于讨论《歧路灯》的教育思想。
诚然，这三部著作都或多或少在整体上对《歧路灯》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果。不过，这样的研究还只是刚开头，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进行。
作为反映明清社会生活画卷的《歧路灯》，小说无疑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明清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科举、教育、城市文化、风俗、民情乃至市民生活心态的窗口，其内容之丰富，描写之细腻，在明清章回说部中也属罕见。
《歧路灯研究》
2003年上半年，日本友人高桥稔教授访问苏州大学，住了三个多月，每周五上午与我讨论说话艺术与话本，他屡次感叹从现存宋元话本中难以找到有关当时艺人作场的材料，对于研究古代戏曲曲艺艺术未免是个缺憾。
但是，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还是能看到一些明清时期戏曲曲艺演出的材料，如《金瓶梅》中的王姑子宣讲宝卷、《红楼梦》的女先儿说话等。
在《歧路灯》第十回中，我们也看到了《全本西游记》的演出实况，至于散布在全书的有关其他戏曲演出描写，无论是雅部，抑或花部，其详细生动，在古代小说中也是不多见的，均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但多着眼于戏曲文学史料层面。如果我们从戏曲曲艺演出的角度发掘与利用这些史料层面，那么，对于开拓古代戏曲曲艺研究领域，无疑是有了更为广阔的思路与新的视角。
《歧路灯与中原民俗文化研究》
在这方面，虽然已有学者做了很好的工作③，但并未有系统深入的研究，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以取得更大的成果。
其次，《歧路灯》中的人物形象，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人物形象是小说的灵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小说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否成功。《歧路灯》塑造了大大小小二百余个人物形象，其中大都并非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魔鬼怪，而是身处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在这一点上，《歧路灯》与《金瓶梅》是一样的。
所不同的是，《金瓶梅》中有太多的性恶者，而《金瓶梅》中却树立了众多的性善者。《金瓶梅》不遗余力地揭露人性中的种种恶的本性，表现出一种悲观的人生态度，而《歧路灯》却努力地发掘人性中深藏着的善，充满了对人生的乐观，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歧路灯的儒学阐释》
不管人们怎样批评《歧路灯》的道学气，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无论是谭孝移、娄潜斋这样的所谓道学家，还是谭绍闻、盛希侨这样的浪荡子，包括帮闲篾片夏逢若、义仆王中、糊涂慈母王氏等，均生动鲜活，栩栩如生。
我不能肯定李绿园是否看到过《红楼梦》④ ，但他肯定是阅读过《金瓶梅》，这从《歧路灯》中对《金瓶梅》的批评可以得知。
然而，即使李绿园猛烈抨击《金瓶梅》，我们仍然不难看出他所受到的《金瓶梅》的影响，只是他摒弃了《金瓶梅》中的色情文字，但我们在谭绍闻身上，还是看到了西门庆的影子。
尤其令人赞赏的是，同样是帮闲篾片，夏逢若的形象较之应伯爵、谢希大之流，少了些深谋远虑的狡诈与故作风雅的虚伪，更多的是赤裸裸的欺骗、诱惑与落井下石，活脱脱一个市井无赖二花脸，自有其无以替代的个性特征，实在是难得的艺术典型。
《李绿园的创作观念及其歧路灯研究》
即如义仆王中，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批评李绿园借之宣扬封建奴仆思想，一如传统戏曲《一捧雪》中的莫成。这样的人物在封建社会不能说是绝无仅有，而且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
这里面蕴含着传统道德文化的深刻思想，同样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何况王中其人，在《歧路灯》中(尤其是小说的前半部)还是有相当的出色表现。
总之，《歧路灯》虽与《金瓶梅》一样，以塑造城市社会普通民众为主，但其主要人物，又与《金瓶梅》有异，显示出积极向上的一面。
与《儒林外史》、《红楼梦》中的知识分子(大观园中的少男少女，大多可称得上知识分子吧)群体相比，《歧路灯》所塑造的人物群体，更为接近生活，也更具有写实性。
在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歧路灯》中有大量的心理描写文字。较之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代小说在人物心理刻画上，显得颇为单薄。
《李绿园与歧路灯》，杜贵晨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如明代的“四大奇书”，基本上是以敷演故事为主，注重的是作品的故事性，小说家对于人物心理，尚缺乏应有的关注，因此，读者并不知道作品中人物思想性格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人物形象的真实性。
这种情况到清乾隆年间的小说家手中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在《红楼梦》与《歧路灯》中欣喜地发现，小说家已经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人物形象的塑造与人物心理的刻画，这对于更好地树立艺术典型，提高小说的艺术性，是有举足轻重影响的。
《歧路灯》中谭孝移、谭绍闻、孔慧娘等人的心理刻画，为人物形象的完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令人信服。
《〈歧路灯〉钞本研究》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中，除了《红楼梦》以外，罕见有作品在人物心理刻画上能与《歧路灯》相提并论的。而对此，我们还没有很好地作全面深入的剖析与研究，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再次，《歧路灯》的结构艺术，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也是有独特地位的。
郭绍虞将《歧路灯》与《红楼梦》相提并论，认为两书“都有一个中心人物，由此中心人物点缀铺排，大开大合，以组成有系统有线索的巨著，这实是一个进步”⑤。
朱自清的评价更高:“单论结构，不独《儒林外史》不能和本书相比，就是《红楼梦》，也还稍逊一筹;我们可以说，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⑥
郭绍虞与朱自清在当时并未看到《歧路灯》全书，因此，他们对《歧路灯》结构艺术如此高的评价，确实让人有理由产生疑问。
但是，且不论郭绍虞与朱自清的结论是否有溢美之嫌，平心而论，《歧路灯》的结构艺术确有其过人之处。
《〈歧路灯〉清代抄本异文研究》，王冰著，郑州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版。
这部小说与《金瓶梅》相同的一点就是，围绕着一个中心人物展开故事情节，结构紧凑，脉络清晰。
有的学者认为《歧路灯》结构平板，缺乏波澜。然而，小说正是在这平淡无奇的情节推演中，逐步地展现人物生活、思想性格的形成、发展并加以深化。因此，仅就结构而言，《歧路灯》首尾呼应，谨严完整，在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中，的确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歧路灯》叙事自明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始，至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止，凡26年，作者交代得极为清楚，没有丝毫的差失。
作者构思之全面周到，创作态度之严肃认真，绝无游戏文字。《三国演义》依据历史发展进程敷演三国史事，亦时见顾此失彼之处;《水浒传》与《儒林外史》更接近于中短篇连缀，这是学界已有定论的;《西游记》虽有孙悟空贯穿始终，但其故事大都可独立成章;至于《红楼梦》，是一部作者未能最后完成定稿的小说，在一些地方有着结构上的不足，也是可以理解的。
《首届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只有《金瓶梅》，在结构上与《歧路灯》相当一致，均以一主角为中心，展开情节。但《金瓶梅》自第80回西门庆死后，中心既失，不免有些凌乱。
《歧路灯》自始至终围绕主角谭绍闻的活动，来构建小说框架，组织情节，加之作者创作主旨明确，一以贯之，所以，仅就作品结构而论，《歧路灯》与近现代小说颇为接近，确实是古代小说中的佼佼者。
而且，类似于这样的长篇说部，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并不多见。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结构，是决定其能否实现作者创作意图、作品人物表演平台、故事情节有序展开等的一大关键。
《歧路灯》的思想艺术成就，在总体上虽然并不一定能与“四大奇书”、《儒林外史》、《红楼梦》比肩，但是在结构上却足以自豪，为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不俗的贡献，这也是值得学者花精力去钻研与探讨的课题。
《醒世新言歧路灯》
此外，大凡一部成功的小说，其语言运用都有其特色。
一个杰出的小说家，都可称得上是语言大师。鲁迅曾在《看书琐记》一文中盛赞“《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⑦。
而《歧路灯》在语言上的成就，也为学者所称道，但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尚不多见。《歧路灯》语言之生动鲜活，这是连批评、否定这部小说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的。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各色人杂，说着切符其身份、地位、处境的话，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个性特征的刻画起到了极为突出的作用。即便是有的学者不满意小说中谭孝移、蒌潜斋、程嵩淑等人的道学气，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正是这些人物的所言所论，才使得这几位所谓的道学家形象成为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形象。
《歧路灯语言研究：基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
其实，除了文学研究者外，语言学家(尤其是研究方言的学者)也可以花些精力，将之作为二百年前中原地区语言的研究资料，应该是不无价值的。对此，目前似乎尚未见到令人满意的成果，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最后，谈谈李绿园及其《歧路灯》的思想。
人们批评李绿园的道学气，认为他思想迂腐落后，这自然有其依据。然而，如果全面地阅读李绿园的所有文字(包括《歧路灯》及诗文、《家训谆言》等) ，不抱偏见，那么，我们也不难发现，李绿园的思想中不仅有很多合理的部分，甚至有不少是值得今人认真考虑与借鉴的。
李绿园虽然做过地方官，但基本上还是一个豫西乡村文人。然而，也因为他曾舟车海内20年，游历过西南、华北、北京及长江南北，见闻既广，阅历丰富，洞察世事，练达人情，并非是个三家村冬烘先生。
《歧路灯与豫西南方言语法比较研究》
他所坚持的只是自己的一种信仰，亦即中国传统儒家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有忧患意识，他不愿意看到自己身处其中的这个社会烂下去，希望能够拯救之，于是想要在传统道德精神继承与发扬方面有所建树。
这也应该是当时正直与有思想的文人的共识，是一个时代思想文化生态的一种表现形式。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再次读过《歧路灯》后，为了进一步了解明末清初的思想文化，找来了清初理学名儒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阅读。
张杨园早于李绿园约百年，且一为浙东人，一为豫西人，但均可谓之平民文人，杨园更是终生未仕。二人均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深切了解社会弊端，洞悉底层民众的生活与思想。
诚然，杨园是理学大家，而绿园是个乡村文人与小说家。杨园以社会生活及传统文化为基础，对人生进行理性思考与哲学探索;绿园则在社会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用小说的形式，以形象思维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观。
《歧路灯语词汇释》增订本
二人都是笃实、忠厚而又洞察人生真谛的平民文人，富于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爱精神。只要看看杨园的《训子语(上、下) 》与绿园的《家训谆言》，就会发现他们的人生哲理是何其相似乃尔。
这并不是绿园与杨园的巧合，而是那个时代他们这一类文人共有的精神品质，也代表当时社会普通民众文化与思想生态状况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将李绿园及其《歧路灯》放在明末清初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探究，我们也许能更为全面深刻地把握这一时期小说思想与小说创作的真实现象与轨迹。
综上所述，《歧路灯》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一部巨著，与《儒林外史》、《红楼梦》相比，似乎显得有些异样。但是，我们无法回避其存在的现实。
《歧路灯称谓研究》
我们可以褒扬这部作品，也可以将之贬斥，但决不能采取漠视的态度。因为《歧路灯》与“四大奇书”、《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起，构筑了这一时期小说艺苑的繁荣局面，并且，以其独特的品质与成就，为明清章回小说增添了令人瞩目的重重一笔。
《歧路灯》所敷演的浪子回头故事，不仅在旧时代有着强烈的警世、醒世意义，即使在现代中国社会，也是有极大的教育作用的。
撇开小说中客观存在的一些迂腐说教，《歧路灯》所强调的“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等为人处世准则，仍为当今中国人所认可与信奉。
何况小说故事情节亦不乏波澜起伏，曲折有趣，有些场面也相当感人，人物形象颇有个性，语言生动，所说道理通俗易懂。
《歧路灯研究资料》
设如加以精心改编，制作成一电视连续剧，对于当今这个商品大潮汹涌澎湃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会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①《学术交流》2004年1期有徐云知《〈歧路灯〉版本考》。
②李延年博士学位论文《〈歧路灯〉研究》答辩委员会决议:“本文从教育小说的角度研究《歧路灯》的独特价值，具有一定的新意。”(《〈歧路灯〉研究》，第38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年，郑州) 。
③许寄秋撰有《从〈歧路灯〉谈乾隆前后戏曲的发展状况》，见《〈歧路灯〉论丛(一) 》(中州书画社， 1982年，郑州) ;韩德英撰有《关于〈歧路灯〉中的戏曲描写》，见《戏曲艺术》1981年第4期。
④李绿园大约于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1779)由次子李蘧接至北京，住了四年许。这期间，他或许有机会接触到抄本《红楼梦》。不过，据栾星研究，此时《歧路灯》已经完稿。参见《〈歧路灯〉研究资料》(中州书画社， 1982年，郑州) 。
⑤《介绍〈歧路灯〉》，《〈歧路灯〉论丛(一) 》，第1页。
⑥《歧路灯》，《〈歧路灯〉论丛(一) 》，第11页。
⑦《花边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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