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见那记耳光的声音，像一块湿抹布甩在水泥地上。然后是第二下，第三下，第四下。伯父的手指在父亲脸颊上留下清晰的印子，一道比一道红。客厅里三十几号亲戚，没人咳嗽，没人挪脚。落地窗外，小区的灯笼红得像是要滴出血来。
母亲站在那里，整个人像是被冻住了。两秒，她数了两秒——后来她告诉我，那两秒里她把前半生像翻账本一样翻完了。然后她开始摘左手上的镯子。那只镯子我认得，羊脂白玉，243万，是她外婆传给她母亲，她母亲临走前套在她腕上的。镯子卡在骨节处，她用了点劲，皮肤被蹭得发白。终于脱下来了，她拉起父亲的手，把还带着体温的玉镯放进他掌心。
“林国栋，”她叫父亲的全名，声音平得没有一丝波纹，“我们走。这亲戚，咱不要了。”
父亲的手在抖。不是害怕，是那种压了太多年终于压不住了的抖。他把镯子攥紧，玉贴着肉，该是凉的，可他手心里全是汗。他没看伯父，没看满屋子的人，就看着母亲。然后他说，好。
我们一家三口走出那栋别墅时，身后的死寂才活过来，有人劝，有人叹，更多的窃窃私语像潮水一样漫过门槛，追着我们的脚后跟。母亲没回头，她挽着父亲，我跟着。除夕夜的冷空气灌进肺里，我这才发现，我刚才一直憋着气。
我叫林溪，今年二十二岁，大学刚毕业。打我记事起，我们家就住在城西的老教师楼里，父亲林国栋是三十七中的语文老师，母亲沈清仪在区图书馆做管理员。而扇父亲耳光的伯父林国梁，住在城东的独栋别墅里，是“华荣建材”的老板。
我们两家的差距，是从祖父去世那年开始拉开的。祖父林柏松做了一辈子木匠，临老开了个小作坊，专门做仿古家具。他走的时候，作坊的账上躺着十七万现金，还有一堆没结清的货款。遗嘱上写着，作坊由两个儿子共同经营。
父亲那会儿已经考上教师编制，对做生意一窍不通。伯父说，那你把那份让给我，我折算成钱给你。父亲问多少，伯父伸出三根手指：三万。那是1998年，三万块能买下我们家那套六十平米房改房的一半产权。母亲劝父亲别答应，说作坊虽小，到底是个产业。父亲却摇头：“大哥说得对，我当老师的人，掺和生意做什么。”
后来我才从母亲零碎的念叨里拼凑出真相：伯父拿到作坊后，用里面囤的一批老红木打通了某个建筑公司采购主任的关系，接下了第一批门窗订单。作坊变工厂，工厂变公司，就是后来的“华荣建材”。而那批红木的价值，在当时就不止三十万。
每年年夜饭，都是在我们家吃。母亲从腊月二十八就开始准备，三十那天要从清早忙到傍晚。伯父一家总是最后一个到，伯母手上戴着新首饰，堂哥林浩把最新款的手机往桌上一扔，屏幕朝上，亮得晃眼。吃饭时，伯父总要问父亲：“国栋，今年评上高级没？”父亲总是笑笑：“快了，快了。”
今年不一样。祖父留下的老宅赶上拆迁，补偿方案下来了：要么拿两套回迁房，要么拿一百八十万现金。房子在祖父名下，没立遗嘱，按法律该由两个儿子平分。伯父上个月来找父亲，泡着父亲舍不得喝的大红袍，说：“国栋，我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现金我先拿着，回头折成股份给你，你看行不行？”
母亲在厨房切水果，刀在砧板上顿了一下。父亲捧着茶杯，热气熏着他的眼镜片。“股份……我也不懂这些。”
“不懂没关系，每年等分红就行。”伯父笑得很厚道，“你是吃公家饭的，名下有不合适。先放我这儿，一样的。”
那晚母亲和父亲吵了一架——如果那能算吵架的话。母亲说了十句，父亲回一句，最后一句是：“他是我哥。”母亲就不说话了。她走进我的房间，坐在我书桌前的椅子上，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夜。过了很久，她说：“小溪，你记住，人不能太善良。太善良了，别人就当你傻。”
年夜饭前，母亲把那玉镯戴上了。她平时舍不得，说做事磕碰。父亲看见，愣了下：“怎么把这个戴出来了？”母亲对着镜子整理衣领，从镜子里看他：“戴着踏实。”
饭吃到一半，伯父又提老宅的事。这次他说的是新方案：现金他拿，两套回迁房都给父亲。“你们那教师楼也太旧了，该换换了。房子实在，你说是不是？”
满桌子人都停下筷子。姨妈、姑父、表舅，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父亲和伯父之间来回转。父亲的脸慢慢涨红，手里的酒杯微微晃，黄酒洒出来一点，在白色桌布上洇开。“哥，”他声音很低，“上次不是说，现金你拿，股份……”
“股份的事我仔细想了，现在政策紧，不太方便。”伯父摆摆手，像是拂开一只苍蝇，“这样，我再贴你二十万装修，行了吧？亲兄弟，我能亏待你？”
母亲放下筷子。陶瓷碰着玻璃转盘，轻轻一声“叮”。她没看伯父，看父亲。整个客厅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启动的嗡鸣。然后父亲站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椅子腿刮过地板，声音刺耳。
他说：“哥，爸的作坊，你当初说给我三万。老宅的拆迁款，一百八十万，你要全拿走。现在两套房子，你还想用二十万抵我一半。”他顿了顿，像是要攒足力气，“我不是傻，我是把你当哥。”
伯父也站起来了。他比父亲高半头，这些年发福的肚子把毛衣顶出一个弧度。他笑了，笑得嘴角往一边歪。“林国栋，你这话说的。没有我，那作坊早黄了，能有今天？没有我打点，老宅能赔这么多？你一个教书匠，懂什么？”
然后他的手就扬起来了。很快，快得没人反应过来。第一下扇在左脸，父亲头偏过去。第二下，右脸。第三下，第四下。第五下没落下来，因为母亲动了。
后来在出租车上，母亲一直握着父亲的手。父亲另一只手攥着玉镯，攥得指节发白。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们好几眼，大概觉得这家人奇怪：大年初一，神色凄惶，不像回家，倒像逃难。
“我们去哪儿？”我问。
母亲报了一个小区的名字，我没听过。父亲转过头看她，眼镜片后面的眼睛肿着，眼神却是这些年来最清的。“你什么时候……”
“三个月前租的。”母亲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霓虹灯，“一室一厅，老房子，但干净。我想着，总有一天要用上。”
父亲不说话了。他把额头抵在冰凉的车窗上，路灯的光一道一道划过他的脸。过了很久，我听见他极轻地说：“对不起。”
母亲没回应。她只是把他攥着镯子的手掰开，把玉镯拿过来，重新戴回自己腕上。尺寸有点松了，这些年她瘦了很多。镯子在纤细的腕骨上轻轻晃，温润的光泽在昏暗的车厢里，像一小捧月光。
“林国栋，”她又叫他的全名，声音软下来了，“从今天起，咱们为自己活。”
车在城北一片九十年代的小区前停下。楼房很旧，但家家户户窗户透出暖黄色的光，阳台上晾着衣服，偶尔有电视机的嘈杂声漏出来。我们下了车，冷风一吹，父亲打了个哆嗦。母亲从包里掏出钥匙，串在蓝色的钥匙扣上，只有孤零零一把。
她走在前面，父亲跟着，我在最后。楼道灯是声控的，母亲踩一下脚，灯亮了，昏黄的光照着水泥台阶，每一级边缘都磨得圆滑。三楼，302。钥匙插进锁孔，转动时有些涩，但到底开了。
屋里有股久未住人的味道，但干净。小小的客厅，简单的桌椅，卧室里一张双人床，沙发上叠着干净的床单被套。母亲拉开冰箱，空的。她也不在意，去厨房烧水。水壶呜呜响起来的时候，她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坐在凳子上发愣的父亲。
“委屈吗？”她问。
父亲摇头，摇得很慢，然后停下，又点头。“委屈你。”
“我不委屈。”母亲说，“我憋屈了二十三年，今天最痛快。”
水开了，她泡了三杯茶。最便宜的茉莉花茶，茶末在杯底打转。我们捧着杯子，热气熏着脸。窗户外远远传来鞭炮声，一阵密一阵疏，是别人家在团圆，在守岁，在期待新年。
我们的新年，是从四记耳光开始的。
父亲喝了一口茶，烫得嘶了一声。他放下杯子，看着自己发红的手掌心。“老宅的事，不能这么算了。”
“当然不能。”母亲说，“但今天不提这个。今天咱们就做一件事：记住这个年夜，记住这四巴掌，记住这屋里每一个人看着你挨打时的脸。”
我握紧茶杯。我记得。伯父的狰狞，伯母的冷漠，林浩低头玩手机时嘴角那抹笑，表舅欲言又止，姨妈别过脸去……每一张脸，我都记得。
“睡吧。”母亲站起来，“明天初一，咱们也过年。”
她和父亲进了卧室。我躺在沙发上，盖着母亲带来的被子，被面是新的，有股樟脑丸的味道。我睁着眼看天花板，水泥板上细细的裂纹，像地图上的河流。
客厅的旧挂钟当当敲了十二下。新年了。
我想着母亲摘下手镯的样子，想着伯父扬手的样子，想着父亲说“我不是傻，我是把你当哥”的样子。这些画面在我脑子里转，转成一团乱麻。最后定格在母亲给父亲戴回玉镯的那一刻，她的手很稳，眼神更稳。
外面又响起零星的鞭炮声，远远的，像是另一个世界。我把被子拉过头顶，在黑暗里长长地、无声地吐出一口气。
这一卷结束了，但我知道，有些事情才刚刚开始。就像母亲说的，人不能太善良。而当你不再善良的时候，该拿回来的，一分都不能少。
但那是之后的事了。今晚，我们先睡觉。水烧开第三遍的时候，母亲终于拨通了那个电话。
她开的是免提，手机搁在掉漆的木桌上，像一只安静的甲虫。嘟嘟的等待音在狭小的客厅里格外响亮。父亲坐在我对面，手里拿着一份《城市晚报》，从我们搬进这出租屋起，他每天都会买这份报纸，但我注意到，整整七天，他连中缝的广告都没翻过去。
电话通了。
“喂？”是个女声，干练，带着点恰到好处的疏离。
“请问是周维周律师吗？”母亲的背挺得笔直，“我姓沈，沈清仪。关于林柏松老先生遗产分割的案子，想咨询您。”
对面沉默了两秒，翻动纸张的窸窣声。“林柏松……城西老宅拆迁那个？”
“是。”
“材料带了吗？”
“带了复印件。”母亲看一眼桌上鼓鼓的牛皮纸袋，“原件在银行保险箱。”
“下午三点过来吧。”周律师报了写字楼地址和楼层，“带身份证，还有，初步咨询费八百，谈话超过一小时另算。”
电话挂了。母亲盯着手机屏幕暗下去，才长长吐出一口气。她额头上有层细密的汗，厨房小窗透进来的二月阳光，照得那些汗珠微微发亮。
父亲放下报纸：“八百块……”
“该花的。”母亲打断他，开始整理纸袋，“老宅的产权证复印件，爸的死亡证明，户口本，还有当年作坊那份转让协议——幸好我留了心眼，让你哥签了字的那份，我悄悄多复印了一张。”
那份协议我见过，薄薄一页纸，抬头是“林氏木工坊经营权转让协议”，正文不到三百字，关键处就一句：“林国栋自愿将所持木工坊份额转让予林国梁，转让费人民币叁万元整。”签字的地方，父亲的名字写得工工整整，伯父的则龙飞凤舞，占了大半行。日期是1998年11月7日。
“二十三年了，”父亲喃喃，“还能算数吗？”
“算不算数，律师说了算。”母亲把袋子封好，抬头看我，“小溪，下午你跟学校请个假，一起去。”
我愣了。母亲从不让我参与这些“大人的龌龊事”，用她的话说。她看出我的疑惑，解释道：“你二十二了，该看看这世界是怎么讲道理的。或者，”她顿了顿，“是怎么不讲道理的。”
周维律师的事务所在市中心最贵的那栋写字楼的三十七层。电梯上升时耳朵嗡嗡响，镜面墙壁映出我们三个人的样子：母亲穿着她最好的一件藏青色呢子大衣，父亲是旧的灰色夹克，我则是卫衣牛仔裤。我们看起来和光可鉴人的电梯格格不入，像三颗误入珠宝盒的石头。
前台姑娘扫了我们一眼，目光在母亲手里的牛皮纸袋上停留片刻，职业化地微笑：“周律师在等，右手边第三间。”
周律师本人比电话里听起来年轻，四十出头，短发，戴一副无框眼镜。她没寒暄，直接示意我们坐，然后伸出了手。
母亲把纸袋递过去。
接下来的四十七分钟，周律师快速翻阅了每一份文件，偶尔用铅笔在便签上记几个字。父亲试图解释当年作坊的情况，刚开了个头，就被她抬手制止了。“我看得懂。”她说，眼睛没离开文件。
最后，她把铅笔放下，身体向后靠进真皮椅背。
“沈女士，林先生。”她的目光在我们三人脸上轮流扫过，“首先，老宅的产权问题很清晰。没有遗嘱，按法定继承，您和您哥哥林国梁各占二分之一。拆迁补偿方案，无论是选择房屋还是货币，原则上都应该平分。”
父亲肩膀松了一下。
“但是，”周律师话锋一转，“您哥哥提出的方案——他拿全部现金，您拿两套回迁房——从经济价值上计算，如果两套房产的市场价值高于九十万，那这个方案对您未必不利，甚至可以争取额外补偿。当然，需要专业评估。”
“可他说只给二十万装修补贴。”母亲声音很稳。
“那就不合理了。”周律师推了推眼镜，“这部分可以主张权利。”
父亲急着问：“那当年的作坊呢？三万块，现在他的公司值……”
“林先生。”周律师打断他，语气依旧平稳，却多了种不容置疑的冷淡，“1998年的经营权转让协议，法律关系已经终结。除非您能证明当年存在欺诈、胁迫或者显失公平的情形，否则，很难推翻。而证明二十多年前的主观意图和客观市场价值，”她轻轻摇头，“诉讼成本会非常高，成功率很低。”
“显失公平！”父亲抓住这个词，“当年那些红木就不止三十万，他骗我说只值……”
“证据呢？”周律师问，“当年的进货单？付款凭证？市场估价报告？或者，有第三方证人能证明您哥哥当时明确知道真实价值并故意隐瞒？”
父亲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客厅里那四记耳光留下的红肿早退了，可此刻他脸上又泛起一种相似的、屈辱的红色。
“关于老宅分割，我可以代理。”周律师看了一眼手表，“代理费按标的额阶梯收取，先付两万。如果涉及评估、调查取证，另算。关于二十三年前的作坊纠纷，”她把那份转让协议复印件轻轻推回到桌子中央，“我的建议是，放下。”
电梯下降时，没人说话。父亲盯着不断跳动的红色数字，母亲看着手里的缴费单——八百块咨询费，她用现金付的，崭新的钞票从旧钱包里拿出来时，发出脆响。
走出写字楼，初春的风还带着寒意。母亲把纸袋抱在怀里，像抱着什么易碎品。
“先回家。”她说。
父亲却站着没动。他望着马路对面高耸的“华荣建材”招牌——那是伯父公司新搬的总部，玻璃幕墙在下午的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
“放下？”他重复这两个字，声音很轻，像问自己。
我们没直接回城北的出租屋。母亲说要去图书馆还书，父亲说想走走，我便一个人先回去。
公交车上，我收到林浩发来的微信。只有一张图片：他家别墅的客厅，水晶灯璀璨，大理石茶几上摆着一套崭新的紫砂茶具。配文：“老爷子得了套好东西，心情好，说老宅的事算了，按他说的办，回头再多给五万。三叔，谢了啊！”
我盯着那行字，手指发冷。不是称呼“三叔”显得多亲热，而是那种理所当然的施舍语气。我关掉屏幕，把额头抵在冰凉的公交车窗上。玻璃映出我模糊的脸，和窗外飞速倒退的、陌生的街道。
晚上父亲回来时，身上有烟味。他戒了十几年了。
母亲没问，热了中午的剩饭。青菜，豆腐，一点肉末。我们沉默地吃着。挂钟的滴答声填满了房间。
“我去了趟老房子那边。”父亲忽然开口，声音沙哑。
母亲夹菜的手停住。
“拆迁办已经进场了，拉了警戒线。”父亲低头扒着饭，看不清表情，“我找了个认识的街坊老赵，他在工地看夜。他说……大哥前天晚上请拆迁指挥部的人吃饭，在‘春江阁’，喝了三瓶茅台。”
“你想说什么？”母亲放下筷子。
“老赵说，听见他们提‘评估公司’、‘报告早点出’什么的。”父亲抬起头，眼睛里有些红丝，“我查了，负责我们那片拆迁评估的‘众信评估’，华荣建材去年的年会，是他们赞助的。”
母亲不说话，只是看着他。
“还有，”父亲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放在桌上，“老赵偷偷给我的，拆迁办一个小头头的电话。他说，这人喝酒时吐真言，说我们那片补偿标准，‘可操作空间大’，尤其是产权有纠纷的，拖着不签字，最后反而吃亏。”
我看向那张名片：王建国，项目协调组副主任。名字普通得让人记不住。
母亲拿起名片，对着灯光看了几秒，又放下。“你想找他？”
“咨询费都花了八百了。”父亲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再多问一个，又能怎么样？”
“林国栋，”母亲的声音很轻，“如果这条路走不通呢？如果律师说的‘放下’，是真的只能放下呢？”
父亲脸上的笑容没了。他望着桌上那盘青菜豆腐，看了很久。
“那我也得知道，究竟是怎么走不通的。”他说，“我得亲眼看看，这堵墙到底有多厚。”
母亲没再反对。她起身收拾碗筷，水流声哗哗地响。
两天后，父亲约到了王建国。地点在一个很偏僻的茶楼，包厢里烟味浓得化不开。父亲不让我去，但我坚持跟在了后面，坐在隔壁包厢，门虚掩着一条缝。
王建国五十来岁，秃顶，说话时手指不停地敲桌面。“林老师是吧？你的事，我听说了一点。家事嘛，最难断。”
“王主任，我就想问问，这评估标准……”
“标准是统一的，透明的！”王建国打断他，声音抬高了些，“但我们工作也要讲效率。你们家这种情况，兄弟意见不一致，拖下去，工程等不起。到时候指挥部可能会启动‘争议房产特别处置程序’，评估价嘛……为了整体进度，可能会参考同地段最低标准。毕竟，不能让个别人影响大多数人的回迁，对不对？”
“最低标准是多少？”
“这不好说，看情况。”王建国端起茶杯，吹了吹，“不过林老板——你哥哥，他倒是深明大义，愿意配合大局。他的意思是，现金补偿他先领了，房子归你，另外再给你争取点困难补助。要我说，林老师，见好就收吧。你一个教书匠，跟你哥哥耗，耗得起吗？他昨天刚跟市里领导吃完饭。”
父亲没说话。我透过门缝，看见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攥紧了，又松开。
“再说了，”王建国压低声音，“你当年那个木工坊的事，真闹起来，对你也没好处。过去那么久了，翻旧账，谁脸上都不好看。你哥哥现在是有头有脸的人……”
“王主任，”父亲开口，声音出奇地平静，“您今天来见我，是我哥让您来的，还是拆迁办的意思？”
敲桌子的声音停了。
包厢里静了几秒。王建国干笑两声：“林老师，这话说的。我就是好心，给你们兄弟调解调解。”
“那谢谢您的好心。”父亲站起来，“评估报告什么时候公示，麻烦按程序通知我。该我的，一分不能少；不该我的，我一分不要。”
他走出包厢时，背挺得笔直。经过我门口，他脚步没停，只是极轻微地摇了摇头，示意我跟上。
走出茶楼，冷风一吹，父亲肩膀垮了下来。他走到路边花坛，扶着膝盖，干呕了几声，什么都没吐出来。
我上前扶住他。他的手冰凉。
“爸……”
“听见了？”他喘着气问。
“嗯。”
“好。”他直起身，抹了把脸，“听见就好。记住这些人，这些话。”
我们慢慢往公交站走。天色阴沉，像要下雨。
“律师说放下，拆迁办的人让我见好就收。”父亲看着前方灰蒙蒙的马路，“小溪，你读的书多，你告诉爸，这世上的道理，是不是都在有钱有势的人嘴里？”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公交车来了，很空。我们坐在最后一排。父亲靠着窗，闭上眼睛。车子摇晃，他的头轻轻撞着玻璃，发出细微的声响。
快到站时，他忽然说：“你妈那只玉镯，243万。她外婆传下来的。六十年了，没磕没碰，保存得那么好。”他睁开眼，眼里有种我看不懂的情绪，“有些东西，时间越久，越不能丢。丢了，就对不起把它传给你的人。”
第二天是周末。母亲一早就出了门，说去图书馆查点资料。父亲在屋里踱步，像困兽。电话响了，是学校教务处，问他下学期高三重点班的教案准备进度。父亲对着电话，连声说“好，好，尽快”，声音疲惫。
下午，母亲回来了。她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封面破损的旧书，不是图书馆那种统一的装帧，而是私人装订的。
“这是什么？”父亲问。
母亲把书放在桌上，拍了拍封面上的灰。上面用钢笔写着几个褪色的字：林柏松工作笔记（三），1985-1991。
父亲猛地凑过来。“爸的……你从哪儿找到的？”
“图书馆的地下储藏室，废弃资料区。”母亲坐下，喝了口水，“我找了三天。管理员的登记册上写着，这批旧书是十年前区志办清理仓库时移交的，没人整理。爸当年给区文化馆做过一批仿古书架，可能有资料留下。我一本一本翻，”她抚摸那粗糙的封面，“翻到这本。”
父亲颤抖着手，翻开笔记本。里面是祖父工整又略显笨拙的字迹，记着木料进货、家具图纸、客户地址、收支流水。纸张泛黄，墨迹晕开。
母亲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一行：“看这里。”
父亲凑过去看。我也探头。
那一页的日期是1990年7月12日。记事很简单：“收海南黄花梨料，共叁方。陈老板抵债。市价昂，妥善存。”
下面另起一行，字迹更深，像是用力写下的：“国梁问价，未实告。此木珍稀，待善用。”
房间里安静极了，只有旧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和窗外偶尔驶过的车声。
父亲盯着那两行字，看了很久，很久。他的呼吸变得很重，眼圈慢慢红了。他不是个爱哭的人，挨打那天都没掉一滴泪。可现在，他用手背狠狠抹了下眼睛。
“1990年……”他声音哽住，“他那时候就知道……他问过爸……”
母亲合上笔记本，双手按在封面上。“爸记下来了。他没告诉你实价，但他记下来了。”她看着父亲，“这不是证据，至少不够打官司。但它能告诉你，当年的事，不是你自己记错了，想多了。”
父亲把脸埋进手掌里，肩膀耸动。压抑的、沉闷的呜咽声从指缝里漏出来。
母亲任由他哭。她看向我，眼神复杂，有痛楚，也有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她指了指笔记本，又指了指自己的心口。
我明白她的意思。有些公道，法律给不了；有些账，只能自己一笔一笔算清楚。
那天晚上，父亲把祖父的笔记本放在枕头边。他睡得很沉，眉头却始终皱着。
母亲在台灯下，用她记账的钢笔，在一张白纸上写写画画。我瞥见几个词：“评估公司”、“王建国”、“赞助”、“特别处置程序”。她用线条把这些词连起来，像个简陋的关系图。最后，她在纸的中央，用力写下了“华荣建材”，画了一个圈。
然后她把纸对折，再对折，塞进了那本旧笔记本的封皮夹层里。
“睡吧，小溪。”她关上台灯，“明天，我跟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
黑暗中，她的声音很轻，却像石头落入深井。
“去看看，你伯父的‘华荣建材’，到底有多‘华荣’。”
窗外，早春的第一场雨，开始淅淅沥沥地落下。我们坐了四十二分钟公交车，从城北到城南开发区。母亲一路上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城市像一张摊开的饼，我们住的那片是焦糊的边缘，而车窗外的景象逐渐变得光鲜亮丽——玻璃幕墙的大楼，修剪整齐的绿化带，巨大的广告牌上印着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
“华荣建材”的厂区和办公楼是分开的。工厂在更偏远的地方，而临街这栋六层办公楼，外墙贴着浅金色瓷砖，在早春稀薄的阳光里，努力闪着光。楼顶四个红色大字，隔着半条街都能看见。
母亲没让我跟太近。她在马路对面的便利店买了瓶水，站在橱窗前，眼睛却盯着办公楼出口。我蹲在公交站牌的阴影里，玩着手机，余光跟着她。
一上午，进出的人不多。几辆轿车，两个夹着文件袋匆匆走入的职员。十点左右，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口，司机下车，小跑着拉开后座门。下来的人，是林浩。他穿着浅灰色的休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低头看手机。紧接着，另一侧车门打开，伯父林国梁也下来了，深蓝色夹克，肚子挺着，正跟身边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说着什么，手指在空中点点画画。
那戴眼镜的男人，我认得。前天在茶楼，他就坐在王建国旁边，没怎么说话，只是喝茶，看手机。拆迁指挥部的人。
母亲显然也认出来了。她拧瓶盖的手停了一下，水流出来都没察觉。
伯父和那人握了握手，林浩在一旁陪着笑。然后三人一起走进了办公楼。玻璃门旋转，吞没了他们的身影。
中午，母亲带我进了旁边一家小面馆。我们要了两碗最便宜的素面。她吃得很慢，眼睛时不时瞟向窗外。
“妈，我们到底来看什么？”我终于忍不住问。
“看人气，看车流，看他们见什么人。”母亲挑起一根面条，又放下，“你伯父的公司，宣传册上写着员工两百多人，年产值过亿。可你瞧这办公楼，一上午进出不到二十个人。门口停车位空着一大半。”
我回想了一下，确实。那栋楼静悄悄的，缺乏一种……忙碌的生气。
“还有那辆车，”母亲压低声音，“你伯父坐的那辆，是新车。牌照还没上全，临牌。他原来那辆奥迪呢？才开了三年不到。”
“可能……换车了？”
“可能。”母亲不置可否，低头吃面，“你爸说，年前就听你姑提过一句，说华荣好像接了笔大单，但又说资金紧，年底结账拖了工人奖金。自相矛盾。”
下午，我们换了地方。母亲绕到办公楼后面，那里是停车场和货仓区。仓库门关着，透过缝隙能看到里面堆着一些板材和管材，不多。更奇怪的是，停车场角落堆着一些破损的办公桌椅，还有几台旧电脑主机，蒙着灰。
“不像红火的样子。”她喃喃道，拿出手机，看似随意地拍了几张照片，包括那堆废弃的办公设备，和空空荡荡的停车场。
回去的公交车上，母亲一直看着手机里的照片，眉头微锁。
“妈，你怀疑……”
“我什么都不知道，小溪。”她收起手机，看着窗外，“我只知道，人要是真阔了，尾巴是藏不住的。你伯父这些年，尾巴翘得太高，可窝里……”她没说完，但我懂了。
光鲜的外壳下，可能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
第二个铺垫，发生在三天后。
父亲学校有个老同事的儿子，在“众信评估”当项目经理。父亲拎了两瓶不算太贵的酒，去人家家里坐了坐。回来时，脸色有点奇怪。
“打听出什么了？”母亲问。
父亲摇摇头，又点点头，显得心神不宁。“老刘的儿子说，他们公司确实接了我们那片拆迁的评估业务。但他不是那个项目组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不过……”他迟疑了一下，“他说，华荣建材是他们公司的大客户，连续三年的‘优质合作伙伴’。华荣新建的展示厅，就是他们公司给做的资产评估，评得很高。”
母亲正在择菜的手停住了。“评估公司，给自己的大客户做拆迁评估？这合规吗？”
“老刘的儿子说，理论上要回避，但如果是不同的项目组，而且评估对象是拆迁户的私有房产，不是华荣的公司资产，也……也能说得过去。”父亲苦笑，“他说这话时，眼神躲闪。我猜，里面有事。”
“那个王建国提过的‘特别处置程序’，到底怎么回事？”我问。
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是他手写的一些东西。“我后来悄悄问了另一个拆迁片区的街坊，他们遇到过类似情况。两兄弟争房产，拖了半年不签字，最后拆迁办真的启动了快速处置，评估价……比最早谈的降了差不多百分之十五。签字后一个月，那块地就动工了，但补偿款足足拖了快一年才给齐。”
“拖一年？”
“嗯。理由很多，手续啊，审计啊。”父亲叹了口气，“老百姓耗不起。很多人急着用钱，或者怕越拖越少，最后也就认了。”
母亲把菜筐一放：“所以，你哥和王建国，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用亲情、用‘大局’压你让步，一个用‘拖字诀’、用‘特别程序’吓你，逼你就范。最后房子、钱，都可能落不到实处，或者大打折扣。”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厨房水龙头没关紧，水滴砸在水池里的滴答声，一声，又一声，敲在人心上。
第三个铺垫，来得有些意外。
周末，母亲说要去看看外婆以前的老同事，一位姓苏的阿姨。苏阿姨住在城西的老纺织厂宿舍，母亲拎了一盒点心，带着我去了。
苏阿姨很老了，满头银丝，但眼睛还清亮。她拉着母亲的手，絮絮叨叨说以前的事，说母亲小时候，说外婆。聊着聊着，就说到以前厂里的房子，说到拆迁。
“我们这片也快啦。”苏阿姨拍着腿，“隔壁楼已经开始量面积了。哎，清仪，你爸留下的那老宅，是不是也要拆了？”
母亲点点头：“是，正为这事烦心呢。”
苏阿姨压低了声音：“可得留神。我家对门老李，就是吃了亏。兄弟俩争房子，拆迁办那个姓王的主任，可不是好东西。嘴上说调解，背地里……”
母亲神情一动：“王建国主任？”
“对，就是他！瘦高个，有点秃顶，对吧？”苏阿姨撇嘴，“老李后来才打听到，这王主任，跟好几个搞建材的老板熟得很。拆迁一搞，那些老板就包工程，用谁的建材，还不是他们说了算？这里面啊，勾勾连连的。”
“苏阿姨，您知道他都跟哪些老板熟吗？”
“那我哪记得全。就听老李提过一嘴，好像有个姓林的老板，挺大方，请他们去过什么……温泉山庄？”苏阿姨努力回忆着。
母亲和我对视了一眼。姓林的老板。
“是不是‘华荣建材’的林国梁？”母亲问得很随意，像随口一提。
苏阿姨皱着眉想了半天，摇摇头：“全名不晓得。不过老李好像说过，那老板原来也是咱这片出去的，早些年搞了个木匠铺子，后来发家了。对了！”她忽然想起来，“老李有次喝酒多了，说那个王主任手机落他那儿，他捡到想还，不小心按亮了，看见屏幕照片，是王主任跟那老板还有几个人在山庄泡温泉的合影。老李还说，那老板手上戴个挺扎眼的金表。”
金表。伯父确实有一块很粗的金表，是前年他去香港回来买的，逢人便抬手看时间。
从苏阿姨家出来，母亲脚步很快。阳光照在她脸上，有些白。
“妈，苏阿姨说的……”
“一面之词，当不了证据。”母亲打断我，但呼吸有些急，“而且，就算他们一起泡温泉，能说明什么？朋友交际而已。”
她说是这么说，可接下来几天，我见她晚上总对着手机发呆，屏幕上显示的是她拍的那些华荣办公楼和仓库的照片。
疑点像滚雪球。静悄悄的办公楼，堆积废弃物的角落，突然更换的座驾，评估公司暧昧的“合作伙伴”关系，拆迁办官员与建材商模糊的交集，还有祖父笔记本上那句“国梁问价，未实告”……
每一件单独看，都可以用巧合、商业行为、正常交际来解释。但堆在一起，就形成一种浓重的、令人不安的疑云。
父亲变得更加沉默。他每天还是看报纸，但开始用笔在某些新闻边上做记号，大多是关于房地产、拆迁、建筑业规范的报道。他还偷偷去老宅附近转悠过两次，回来说工程机械已经进场了，但围着老宅那一块还没动，像是在等什么。
是在等我们签字，还是等“特别处置程序”启动？
压力像不断上涨的潮水，漫过脚踝，膝盖，腰际。我们三个人被困在这间小小的出租屋里，空气都变得凝滞。母亲手腕上的玉镯，随着她做家务的动作轻轻碰撞碗沿，发出细微的、清冷的声响。那声音常让父亲抬头，眼神复杂地看过去。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不只是243万的玉镯，那是母亲家族的传承，是尊严，是底线。伯父扇在他脸上的四巴掌，打掉了他最后一点对“兄弟情分”的幻想。而这玉镯，成了我们摇摇欲坠的生活里，一个冰冷而坚硬的支点。
直到那天下午，父亲的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
他接起来，“喂”了一声，听着听着，脸色慢慢变了。先是疑惑，然后是不敢相信，最后变成一种混合着震惊和愤怒的苍白。
“你是谁？”他声音发紧，“……好，什么地方？……现在？……我知道了。”
他挂了电话，手指捏着手机，指节泛白。看向母亲时，嘴唇都在抖。
“怎么了？”母亲放下手里的抹布。
“有个人……说是我爸以前作坊的伙计。”父亲声音干涩，“他说，他有话要跟我讲，关于……关于当年那些红木，还有我哥。让我现在就去，一个人，去老作坊后面的拆迁工棚。”
“不行！”母亲立刻反对，“谁知道是什么人？万一是……”
“他说他姓赵，叫赵建国。”父亲眼神有点发直，“他说，我爸对他有恩，他看不下去了。他还说……他手里有东西。”
“有东西？什么东西？”
“他没说。只说我要是不去，以后就再也没机会知道了。”父亲站起来，在狭小的客厅里走了两步，又停下，背影绷得很紧，“清仪，我得去。我找了这么多年，就想听一句真话。当年，爸到底是怎么打算的？我哥他……到底是怎么做的？”
母亲看着他，看了很久。窗外天色暗了下来，乌云堆积，又要下雨了。屋里没开灯，昏暗的光线中，她的脸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疲惫。
“我跟你一起去。”她说。
“不行！”父亲猛地转身，“他说让我一个人！”
“我们在外面等，不进去。”母亲态度坚决，“林国栋，这不是赌气的时候。万一有什么不对劲，也有个照应。”
父亲还想争辩，但母亲已经拿起了外套和伞。她看了我一眼：“小溪，你在家……”
“我也去。”我站起来，“我不进去，就在远处看着。”
父亲看着我们，最终，颓然地点了点头。
我们打了个车，前往城西。老作坊那片已经拆得七七八八了，残垣断壁，瓦砾成堆。工棚是临时搭建的蓝色板房，歪斜在废墟边缘，亮着一盏昏黄的灯。雨开始下了，淅淅沥沥，打在板房顶上噼啪作响。
父亲下了车，深吸一口气，朝着亮灯的工棚走去。母亲拉着我，躲在一堵还没完全推倒的矮墙后面，离工棚大约二三十米远。雨水很快打湿了我们的头发和肩膀，很冷。
父亲走到工棚门口，犹豫了一下，抬手敲了敲门。
门开了，里面透出灯光和一个模糊的人影。父亲侧身进去了。门关上，隔断了光线，也隔断了声音。只有雨声，越来越大。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母亲紧紧抓着我的手，她的手心冰凉，全是汗。我的心也怦怦直跳，眼睛死死盯着那扇紧闭的门。工棚里似乎有说话声，但被雨声盖住，听不真切。
突然，工棚的门猛地被拉开了！
不是父亲，而是另一个人冲了出来，戴着帽子，遮着脸，快步朝着废墟深处跑去，瞬间消失在黑暗和雨幕中。
紧接着，父亲也跟了出来，他手里紧紧抓着一个脏兮兮的、裹着塑料布的方形东西，像是本子或者相册。他脸色在昏暗的光线下惨白如纸，胸口剧烈起伏，眼神里充满了惊骇和一种近乎崩溃的激动。他跌跌撞撞地朝我们这边跑来。
“爸！”我忍不住喊了一声。
父亲跑到矮墙边，差点绊倒，母亲一把扶住他。“怎么了？那人呢？这是什么？”
父亲说不出话，只是把手里那个裹着塑料布的东西往母亲怀里塞，他的手抖得厉害。雨水顺着他花白的头发流下来，和汗水混在一起。
就在这时，父亲口袋里，他的手机尖锐地响了起来！在这空旷、寂静只有雨声的废墟里，铃声格外刺耳，吓了我们一跳。
父亲哆嗦着手掏出手机，屏幕在雨夜中亮着刺眼的光。来电显示的名字，让他瞬间僵住，脸上血色褪尽。
是“大哥”——林国梁。
母亲也看到了那个名字，她的瞳孔骤然收缩。
父亲看着那不断闪烁的名字，又猛地抬头看向伯父消失的方向，再低头看着母亲怀里那个湿漉漉的塑料布包裹，最后，他的目光定格在母亲左手腕上，那只被雨水浸湿、更显温润光华的羊脂玉镯。
手机铃声顽固地响着，像是催命的符咒。
父亲的手指悬在接听键上方，剧烈颤抖。他看向母亲，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愤怒，还有一丝决绝的恳求。
母亲缓缓抬起手，雨水顺着她纤细的手指滴落。她轻轻按在了父亲冰冷的手背上，稳住了他剧烈的颤抖。然后，她看着父亲的眼睛，一字一句，用轻得几乎被雨声淹没，却清晰无比地砸在我们心上的声音说：
“接。开免提。”
父亲的手指，终于重重地按下了接听键，并同时点开了免提。
“喂，国栋。”伯父林国梁熟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了出来，背景音有些嘈杂，像是在某个饭局上，带着惯有的、那种居高临下的笑意，“在哪儿呢？怎么喘这么大气？”
父亲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伯父似乎也不在意，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语气轻松得像是在聊家常：“对了，刚老王——就拆迁办王主任，跟我说了个有趣的事儿。他说好像有人看见，你今晚往老作坊那片废墟跑了？这大雨天的，去那儿干嘛？”
他的声音顿了顿，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猫捉老鼠般的戏谑和冰冷，透过嘈杂的背景音和沙沙的电流声，清晰地钻进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该不会是……见了什么不该见的人，拿了什么不该拿的东西吧？”
雨声，电话里的嘈杂声，还有伯父那带着笑意的声音，混在一起，像一张湿冷的网，劈头盖脸罩下来。
父亲的手指还按在免提键上，关节绷得发白。母亲的手覆在他手背上，稳住了那剧烈的颤抖，却没捂住听筒里传出的、每一个字都淬着冰碴的话。
“国栋，怎么不说话？”伯父的声音拉长了，带着点醉意，更像是故意拿捏的腔调，“见了不该见的人？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呵，我说你啊，教书教傻了是不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有什么意思？能当饭吃，还是能当房住？”
父亲喉咙里发出“嗬”的一声响，像是被什么堵住了。雨水顺着他抽搐的脸颊往下淌，分不清是雨是别的什么。他张了张嘴，嘶哑地挤出一句：“你……你监视我？”
“监视？”伯父在电话那头笑出声，背景音里有酒杯碰撞的清脆响声，还有别人劝酒的笑语，“你是我的亲弟弟，我关心你，怕你被人骗，不行吗？老作坊那片现在乱得很，什么牛鬼蛇神都有。那个赵建国，早就不在厂里干了，欠了一屁股债，他的话你能信？他是不是塞给你什么破烂，说是证据，想讹你钱？”
母亲怀里那个湿漉漉的塑料包裹，此刻像块烧红的炭。父亲猛地看向它，又看向母亲。母亲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只有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直线，雨水浸湿的头发贴在两颊，衬得那双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亮得惊人。
“国栋，听哥一句劝。”伯父的语气忽然“恳切”起来，带着长辈式的语重心长，却更让人心底发寒，“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扔了，赶紧回家。老宅的事，我已经跟王主任说好了，就按我之前提的办。两套房子归你，我再多贴你十万，不，十五万装修。现金我先拿着周转，等公司这阵忙过去，哥亏待不了你。咱们是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何必闹得让外人看笑话？你非要闹，闹到最后，房子没了，钱也得不着，你让弟妹和小溪以后怎么过日子？你一个教书匠，能拧得过……”
“拧得过什么？”母亲忽然开口了。她的声音不高，甚至有些轻，穿透雨幕和电话里的杂音，却清晰得像一把薄刃，轻轻巧巧地切断了伯父滔滔不绝的“肺腑之言”。
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只有隐隐的、卡拉OK的伴奏声还在响。
“嫂子？”伯父显然没料到母亲会在旁边，还开了口，语调里的惊讶掩饰不住，随即又带上惯常的、那种对“妇道人家”的不以为然，“清仪啊，你也劝劝国栋。男人家做事，女人别瞎掺和……”
“我没掺和。”母亲的声音依旧平静，雨水顺着她的下巴滴落，她却仿佛毫无所觉，“我就是想问问大哥，你口口声声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那大年初一，当着林家老老少少三十几口人的面，你扇国栋那四巴掌的时候，骨头断了没？筋还连着吗？”
“你！”伯父被噎住了，呼吸声骤然粗重。
“我还想问，”母亲继续道，每个字都像冰珠子，又冷又硬地砸出来，“爸留下的作坊，当年那些值大价钱的木头，你看在兄弟情分上，瞒着价钱，三万块就拿走了，这筋是怎么个连法？老宅拆迁，一百八十万现金你想全吞，两套房子想用二十万打发，这骨头，是不是早被你拆了卖了，熬了油了？”
“沈清仪！你胡说八道什么！”伯父终于撕破了那层虚伪的“恳切”，声音陡然拔高，带着被戳破的恼怒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慌张，“那些都是爸当年点头的！是国栋自己没本事守不住！你们现在想反咬一口？我告诉你们，没门！别给脸不要脸！赶紧把赵建国给的破烂扔了，老老实实签字，拿了房子滚蛋！要不然……”
“要不然怎样？”父亲忽然接话了。他不知何时挺直了背，尽管脸上还惨白着，尽管声音还有些抖，但那双被雨水和泪水模糊的眼睛，死死盯着手机屏幕上“大哥”两个字，里面有什么东西，像是终于烧穿了压了二十多年的灰烬，窜起了火苗。“要不然，你就让王建国启动‘特别处置程序’，把评估价压到最低？要不然，你就让我一分钱都拿不到，还得背个阻挠拆迁的骂名？林国梁，你的手段，是不是就这些了？”
电话那头传来“砰”一声闷响，像是拳头砸在桌子上。伯父的呼吸又急又重，夹杂着难以抑制的怒骂：“林国栋！你他妈疯了！敢这么跟我说话！是不是沈清仪教你的？我告诉你，没有我，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能有今天？你老婆手上那个镯子，还是我妈留下来的！你们一家子吃我的，喝我的，现在想反咬主人了？”
“你妈留下的镯子，在我妈手上。”母亲的声音冷到了极点，也稳到了极点，“是外婆传给妈，妈传给我的。跟你们林家，跟你，没有一分钱关系。林国梁，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可今天，你既然把脸撕到这份上，那我也问你一句：你别墅里供着的爸的牌位前面，那对黄花梨的镇纸，是爸当年亲手做的吧？用的料子，是不是就是笔记里写的，‘市价昂，妥善存’的那批海南黄花梨？”
死寂。
电话那头，连隐约的背景音乐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种近乎真空的、令人窒息的安静。只有哗哗的雨声，笼罩着我们三个人，笼罩着这片废墟。
几秒钟，或者一个世纪那么长。伯父的声音再次响起时，里面的暴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致的冰冷，和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被说中最隐秘之处的惊惶。
“沈清仪，你很好。”他一字一顿，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们两口子，很好。看来是真不打算要脸，也不打算要活了。行，你们等着。”
嘟——嘟——嘟——
忙音传来，干脆利落，带着一种决绝的、宣战般的意味。
电话挂断了。
父亲还举着手机，保持着那个姿势，僵在雨里。母亲缓缓吐出一口气，那一直挺得笔直的肩背，几不可察地松塌了一瞬，随即又绷紧。她低头看向怀里的塑料包裹。
“先回去。”她说，声音带着激战后的微哑，“这里不能待了。”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逃离那片废墟，拦了辆路过的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打量我们三个落汤鸡一样、神色仓皇的乘客，眼神古怪，但没多问。
回到城北那间小小的出租屋，关上门，湿冷的衣服黏在身上，寒意才后知后觉地浸透骨髓。母亲二话不说，先把父亲推进浴室，又把我赶去换衣服。她自己则拿着那个塑料包裹，走到小饭桌旁，用干毛巾小心地、一层层擦去上面的雨水和泥污。
塑料布里面，是一个硬壳的旧相册，封面是早已过时的风景画。还有一本更破旧、用细麻绳捆着的账本。
父亲胡乱冲了个热水澡出来，头发还在滴水，就扑到桌边。母亲已经解开了麻绳，翻开了账本的第一页。
泛黄脆弱的纸张，上面是另一种字迹，比祖父的更加潦草，但一笔一划，力透纸背。记录的是木材的进出库，日期、品类、数量、单价、经手人……有些条目旁边，还有用红笔做的记号和小字备注。
父亲颤抖着手，一页页翻过去。母亲则打开了那本相册。
相册里大部分是黑白老照片，有些已经模糊。有作坊众人的合影，年轻的祖父站在中间，笑容朴实。有堆积如山的木料，有做了一半的家具……翻到后面，出现了彩色照片，虽然褪色严重，但仍能辨认。
我的呼吸屏住了。
其中一张照片，背景是作坊的院子，几个人站在一堆厚重的木料前。中间是祖父，旁边站着年轻时的伯父，还有两个不认识的人。伯父手里拿着一张纸，正指着木料说着什么。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小小的字：“1990年8月3日，海南黄花梨料入库，国梁联系买家陈。”
另一张照片，是伯父和那个“陈老板”在一个饭店包厢里的合影，两人举着杯，笑容满面。背面写着：“1990年9月15日，与陈老板谈定黄花梨料事宜，国梁经办。”
账本上，对应日期的记录赫然在目：“1990年8月3日，入库海南黄花梨料三方，经手人：林国梁。备注：陈老板抵旧债，未付款，料暂存。”“1990年9月20日，出库海南黄花梨料三方，经手人：林国梁。备注：售予陈老板，现金结清，款已收。”而在“款已收”三个字后面，有一行极小的、几乎看不清的铅笔字：“实收叁万伍仟元，入账叁万元，余款……”
“余款”后面，被硬生生划掉了，但隐约能看出一个“林”字的轮廓。
“实收三万五……入账三万……”父亲喃喃重复，眼睛通红，手指死死抠着账本边缘，“那五千……那五千块他私吞了？不，不止……这批料，当时市价，爸的笔记里说‘市价昂’……赵建国说过，那种成色的海南黄花梨，九十年代初，一方就值好几万！三方……三方他才卖了……”
“卖了，但没告诉爸实价，也没把钱全入公账。”母亲接了下去，声音冷硬如铁，“不止这些，你看后面。”
她翻到账本更后面的部分。时间来到1998年，作坊转让前夕。记录变得混乱，有些条目被涂改，有些纸张甚至有被撕掉的痕迹。但在一条“月底盘库，红木余料折价处理”的记录旁，有人用钢笔补了一行小字，字迹和之前不同，更显仓促：“国梁嘱，余料作价三千，实为老酸枝木，价不止此。奈何。”
父亲认得那字迹：“是……是赵叔，赵建国。他以前是作坊的账房先生！”
“看来，这位赵叔心里也憋着事，憋了二十多年。”母亲合上账本，又拿起相册，翻到最后一页。那里夹着一张折叠的、更脆弱的纸。打开，是一份手写的协议草稿，标题是“林氏木工坊拆分经营议约”，内容大致是兄弟二人共同经营，利润按投入和出力分配，下面有祖父的签名和指印，日期是1997年底。而这份议约上，被用红笔打了一个大大的叉，旁边是另一行更潦草的字：“国梁不愿，执意全盘接手。父无奈，遂立转让书。吾心不安，留此存照。”
是祖父的字。那份最终父亲签了字、拿了三万元的“转让协议”，原来并非祖父的本意！伯父从一开始，就想独吞！
父亲猛地捂住脸，肩膀剧烈地耸动起来，压抑的、野兽般的呜咽从指缝里漏出。不是悲伤，是积压了二十多年的冤屈、愤怒、被至亲欺骗愚弄的痛楚，终于找到了泄洪的闸口。
母亲没有劝，只是静静地坐着，一只手轻轻搭在他颤抖的背上。她的目光落在窗外漆黑的夜，和玻璃上倒映的、我们三人苍白的面容上。
浴室里，我换下的湿衣服堆在地上，水迹蜿蜒。这小小的、简陋的出租屋，此刻却仿佛一个孤岛，漂浮在由谎言、贪婪和背叛构成的黑色海洋上。而我们刚刚捞起了一块足以证明这片海洋有多肮脏的碎片。
“这些东西，”良久，父亲抬起头，眼睛肿着，但里面燃烧着一种近乎毁灭的火焰，“足够吗？告他！告他欺诈！告他侵吞家产！”
母亲摇了摇头，将那账本和相册仔细收好，重新用塑料布裹紧。“不够。时间太久，证据链不完整，证人难找。赵建国肯给你这个，已经是冒了天大风险，他不会出庭作证的。而且，就像伯父电话里说的，爸‘当年点头了’，法律上，那纸转让协议很难推翻。”
“那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算了？”父亲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刮过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有了这些，还要忍？还要看着他继续耀武扬威，抢走老宅，抢走一切？”
“谁说要算了？”母亲抬起头，看着他，眼神里是沉淀下来的、冰冷的决心，“告，未必告得赢。但这些东西，不一定非要上法庭，才能让他疼。”
她拿起手机，屏幕的光映亮她平静无波的脸。“他不是最要脸面吗？不是最看重他那‘华荣建材林总’的身份吗？不是觉得我们一家子软弱可欺，可以随意拿捏，连扇了耳光都不敢吭声吗？”
她点开屏幕，找到傍晚时拍下的、华荣办公楼和仓库的照片。那些空荡的停车位，角落里的废弃办公设备，在手机冷白的光线下，显出一种刻意的、虚张声势的萧条。
“还有拆迁办的王建国，那个‘特别处置程序’。”母亲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他和你哥，绑得太紧了。紧到……可以互相取暖，也更容易，一起烧着。”
父亲愣住了，他隐约明白了母亲要做什么，但那念头太大胆，太颠覆他几十年谨小慎微的人生信条。“你……你想……”
“我不想怎样。”母亲打断他，嘴角甚至勾起一丝极淡、极冷的弧度，“我只是觉得，有些事，有些话，捂着盖着对大家都不好。尤其是，当大哥他这么‘关心’我们，连我们今晚见了谁、拿了什么都一清二楚的时候。咱们是不是，也该‘关心关心’他？”
她把裹好的证据紧紧抱在胸前，像抱着一个婴儿，又像抱着一块坚冰。
“国栋，小溪，”她的目光扫过我们，“从今天起，咱们不止要为自己活。”
她顿了顿，一字一句，清晰地说：
“还要让该付出代价的人，付出代价。让该看清楚的人，看清楚。”
夜，深了。雨不知何时停了，窗外只有屋檐积水滴落的嘀嗒声，规律而冰冷，敲打着这个注定无眠的夜晚。我们手头有了武器，尽管这武器锈迹斑斑，布满时间的尘埃。而战斗的号角，已经由那四记耳光，和今晚这通赤裸裸威胁的电话，正式吹响了。
第一步，该怎么走？母亲没有说。但我知道，当她露出那种眼神时，事情就绝不会轻易罢休。林国梁以为他掐住了我们的喉咙，却不知道，沉默的羔羊被逼到悬崖边，也会低下头，露出犄角。证据在手里捂了三天，像一块烧红的炭，烫得人心焦，却又不敢轻易松手。父亲几乎没合眼，一遍遍翻看账本和照片，眼睛熬得通红。母亲则异常沉默，大部分时间对着窗外发呆，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左腕的玉镯。
她在等。
第四天上午，她要等的东西来了。不是电话，也不是人，而是一份快递，直接寄到了出租屋。没有寄件人信息，薄薄的一个文件袋。
母亲拆开，里面只有一张折叠的A4纸，和一个小小的、用纸巾仔细包好的U盘。纸上打印着几行字，没有称呼，没有落款：
“林国梁与王建国等人，于‘碧水温泉山庄’聚会影像。U盘内为复制件。原视频已被销毁，此为仅存备份。小心使用。赵。”
字是打印的，工工整整，看不出笔迹。但那个“赵”字，让父亲的手猛地一抖。
母亲没有立刻去看U盘，她把那张纸凑到鼻子前闻了闻，只有油墨和纸张的味道。然后她打开那台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卡顿严重的笔记本电脑，插上U盘。
文件很大，是视频格式。点开，画面晃动，光线昏暗，看起来是偷拍的。背景是一个装潢俗艳的KTV包厢，烟雾缭绕。能看清主位上坐着伯父林国梁，满面红光，正举着杯，旁边赔笑劝酒的，正是拆迁办王建国。还有另外两三个面熟但不认识的男人，看气质，非富即“贵”。
声音嘈杂，歌声、劝酒声、女人的娇笑声混在一起。但很快，镜头拉近，对准了伯父和王建国。伯父搂着王建国的肩膀，凑得很近，声音在嘈杂的背景音中隐约可辨：
“……老王，我那不成器的弟弟那边，可就全仰仗你了！‘程序’走快些，压一压，他那脾气我清楚，扛不了多久……放心，规矩我懂，你那侄女出国的事，包在我身上……还有刘局那边，新房的装修，用我们华荣最新的材料，绝对顶级，成本价，不不，谈什么钱，我孝敬刘局的……”
王建国醉眼朦胧，拍着胸脯：“林总放心……嗝……咱们兄弟，不说两家话……你那片，包你满意……评估公司那边，也打好招呼了……”
视频在这里晃了一下，似乎拍摄者有些紧张。画面再稳定时，伯父正从手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不动声色地塞进王建国随身的公文包侧袋。王建国似乎醉得厉害，没注意，或者根本不在意。
视频时长十七分钟，后面多是些不堪入目的灌酒、嬉闹场面。母亲面无表情地快进看完，拔下U盘，紧紧攥在手心，攥得指节发白。
父亲已经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屏幕，说不出话。
“够了。”母亲关上电脑，声音沙哑，“有声音，有画面，有交易，有贿赂。虽然不够扳倒他，但足够让他喝一壶了。”
“我们……我们举报他！举报他们官商勾结！”父亲猛地站起来，胸膛起伏。
“举报给谁？”母亲抬头看他，眼神冷静得近乎残酷，“王建国敢这么收钱，上面能没人？刘局是谁？视频里没露正脸，声音也模糊。这个U盘交上去，能不能到能管的人手里？会不会半路就‘消失’？就算到了，调查要多久？这期间，老宅的‘特别处置程序’会不会已经启动，房子和钱都没了？林国梁会不会狗急跳墙，对我们下更狠的手？”
一连串的问题，像冰水浇在父亲头顶。他张了张嘴，颓然坐回椅子。
“那……那怎么办？就这么看着？”
“看？当然要看。”母亲把U盘和那张打印的纸，连同之前的账本照片，小心地收进一个不起眼的帆布包里，“但不是我们去看。我们要让该看的人，不得不看。”
她的计划，是在父亲第二次去找周维律师咨询后的夜里，一点点告诉我们的。没有激昂的言辞，只有条理清晰、甚至有些冷酷的步骤。
第一步，是“示弱”。父亲要主动联系伯父，电话里要惶恐，要害怕，要表现出被那晚的电话吓破了胆，愿意妥协。目的是麻痹对方，争取时间，也套取更多“口头证据”。
第二步，是“固证”。母亲让我想办法，以年轻人的方式，不着痕迹地从堂哥林浩，或者他身边那些“朋友”嘴里，套一些关于华荣建材近期状况、关于拆迁的话。录音，或者截屏。
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扩散”。不是举报，而是“不经意”地让某些关键人物，“意外”地看到或听到一些东西。比如，把视频里王建国清晰的片段，匿名寄给拆迁指挥部的上级监察部门，或者更高级别的相关机构，但寄件人要模糊，内容要看似是“内部举报”。又比如，把祖父笔记和账本里关于当年木材价值的关键页，拍成清晰照片，匿名寄给林家那些有头脸、又对伯父发家史有所耳闻的亲戚。尤其是那位在家族里颇有威望、一直不太看得惯伯父做派的大姑奶奶。
“不要一下子全抛出去。”母亲说，“一点点来。像温水煮青蛙，也像往池塘里扔石头。一块石头，涟漪小。十块，一百块呢？总会有人坐不住，总会有人去问，去查。林国梁不是要脸吗？我就让他里子面子，一起疼。”
父亲听完，沉默了许久。“清仪，你……你什么时候想到的这些？”
母亲低头，抚摸着帆布包粗糙的表面。“从他扇你第一巴掌的时候，从妈把这只镯子套在我手上的时候，从我知道当年那三万块钱真相的时候。”她顿了顿，“不，可能更早。从我嫁进林家，第一次看他用那种施舍的眼神看我们的时候，我就开始想了。想了二十三年。”
她语气平淡，却让我和父亲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二十三年的隐忍，二十三年的观察，二十三年的不甘，凝聚成的不是怨恨，而是淬了冰的、精确无比的刀锋。
计划开始执行。
父亲给伯父打电话时，声音里的疲惫和惶恐不像完全装出来的。他嗫嚅着说，那晚是昏了头，赵建国确实想讹钱，给的东西都是假的，他已经烧了。老宅的事，他再想想，让大哥别生气。
伯父在电话那头志得意满，语气是毫不掩饰的胜利者的“宽宏大量”：“这就对了嘛，国栋！早这么想不就好了？兄弟哪有隔夜仇？房子的事，我再加五万，二十万装修，够意思了吧？回头把协议签了，哥不会亏待你。”
挂了电话，父亲脸色铁青，对着空气狠狠挥了一拳，却无声。
我这边，从林浩入手不太容易。他发了那条炫耀的微信后，就把我屏蔽了。但我从以前的高中同学那里，拐弯抹角打听到，林浩最近在追一个女孩，吹嘘他家马上要接手一个大项目，资金周转“有点小问题”但很快解决，还暗示拆迁完成后他家实力会更上一层楼。同学当八卦讲，我录了音。
更重要的信息来自母亲。她去了区图书馆，以“查阅地方企业资料”为名，泡在旧报刊阅览室整整两天。回来时，她带了厚厚的笔记。华荣建材三年前曾因一批建材质量问题被业主投诉，上了本地报纸的一个小角落，但后来不了了之。两年前，华荣竞标新区一个政府安置房项目失败，当时有传言说是因为资质问题。去年，华荣的公司注册地址变更过，从原来的中心城区搬到了现在偏远的开发区。
“搬地址，有时是为了扩大规模，”母亲在饭桌上，用筷子蘸着水，在桌面画着，“有时，也是为了避开一些麻烦，或者……方便一些操作。”
她还“偶遇”了苏阿姨几次，闲聊中得知，纺织厂宿舍拆迁在即，拆迁办已经入驻，负责的正好也是王建国那个组。苏阿姨抱怨补偿标准太低，签字的人不多，大家还在观望。
“观望好。”母亲说，眼神幽幽的。
“固证”的同时，“扩散”悄然开始。
父亲“无意中”在一次老同事聚会时，提起老宅拆迁的“烦心事”，叹息兄弟阋墙，提到当年作坊旧事，感慨“老人家留下的东西，情分比钱重”，引得几位老教师唏嘘不已。这些老教师，桃李满天下，其中不乏子女在媒体、在相关单位工作的。话会不会传开，传到哪里，不知道。但种子撒下去了。
母亲则更谨慎。她用不同的笔迹，写了三封匿名信。一封给拆迁指挥部的上级纪检部门，只有打印出来的视频关键帧截图（王建国收信封的瞬间），和一行字：“碧水山庄，林王之交，请查。”另一封给区里的工商和税务部门，举报华荣建材可能存在的“违规经营”、“偷漏税”问题，附上了华荣办公地址变更、竞标失败等公开信息的剪报。第三封，她亲手抄录了祖父笔记上关于黄花梨木料的那一页，以及旧账本上“实收三万五，入账三万”那一条，没有评论，只用一个旧信封装着，寄给了那位独居、深居简出、最重家族声誉和父亲遗愿的大姑奶奶。
信寄出的那天，母亲在邮局外站了很久，春风拂过她有了细微皱纹的眼角。她低声说：“你爷爷最敬重大姑。她的话，有时候比你爷爷还管用。”
等待是煎熬的。日子一天天过去，表面上风平浪静。伯父没再打电话来催，大概觉得我们已是瓮中之鳖。拆迁办那边也没动静，老宅那片废墟依旧围着，没动工。父亲照常去学校上课，只是更加沉默。母亲除了去图书馆，就是待在家里，整理那些证据的复印件，分门别类，用不同的档案袋装好。
山雨欲来前的平静，最是窒息。
直到一周后，大姑奶奶的保姆打来电话，说老太太想见父亲，“一个人来”。
父亲去了，惴惴不安。回来时，脸色极其复杂，有震撼，有悲哀，也有一丝如释重负。
“大姑哭了。”父亲坐在椅子上，眼神发直，“她拿着那页抄录的笔记，手抖得厉害。她说，爸当年私下跟她提过，觉得对不起你，说作坊的事，国梁做得不地道，但木已成舟，他又怕兄弟反目，一直憋在心里，到走都不安生。她一直不信国梁是那种人，直到看见这个……”
“她说什么了？”母亲问。
“她说，”父亲深吸一口气，“林家的脸，不能这么丢。她让我……让你，看着办。但别闹到不可收拾，给林家留点体面。”
“体面？”母亲轻笑一声，那笑声里没什么温度，“扇自己亲弟弟耳光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体面？侵吞父亲遗产、贿赂官员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体面？”
但我们都明白，大姑奶奶这个态度，已经是一种默许，甚至是一种无形的支持。在家族内部，天平开始倾斜了。
又过了两天，父亲在学校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态度很客气，只是询问他是否了解老宅拆迁的有关情况，对补偿方案是否有异议，并暗示“如果有任何工作人员存在不当行为，可以如实反映”。父亲按照和母亲商量好的，没有提具体人名，只说了“担心评估不公”、“听说有特别处置程序压力很大”等泛泛之谈。对方表示“会关注”，然后挂了电话。
同一天下午，母亲在图书馆，接到苏阿姨急匆匆打来的电话，压着嗓子，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清仪！不得了了！拆迁办那个王主任，今天上午被叫去谈话了！指挥部里都传开了！还有，听说评估公司那边也换人了，原来那个项目组撤了！”
母亲对着电话，只平静地“哦”了一声，说了句“谢谢苏阿姨”，就挂了。但转过身，面对着一排排高大的书架，她的背挺得笔直，手却微微有些抖。她伸出手，轻轻抚过那些厚重的、沉默的书脊，仿佛在汲取某种力量。
第一块石头扔进池塘，涟漪已经开始扩散了。
然而，没等我们松一口气，更大的浪，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拍了过来。
那天晚上，父亲接到了学校的电话。不是教务处，是校长亲自打来的，语气很严肃，让他“明天上午来一趟办公室，有些事情需要当面了解一下”。
父亲心里一沉。校长是个看重声誉的老学究，轻易不会用这种口气。
第二天父亲回来时，面如死灰。校长办公室里，除了校长，还有两位自称是“区教育局纪检监察室”的同志。他们很客气，但问的问题，句句诛心：是否有利用教师身份，干预拆迁事宜，向拆迁工作人员施加不当压力？是否与社会闲散人员（暗指赵建国）有不正当往来，企图诬告陷害他人？是否有收受他人财物，或许诺利益，干扰正常行政秩序？
他们甚至提到了父亲最近“频繁”与拆迁指挥部、评估公司的人员“接触”（显然是指王建国和之前的咨询），以及“散布不实言论，破坏兄弟亲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他们……他们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父亲声音发颤，“我和王建国见面，只有那次茶楼……赵建国的事……”
“是林国梁。”母亲的声音像结了冰，“他动作倒快。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而且，他能量不小，手都伸到教育局去了。”
“校长怎么说？”我问。
父亲痛苦地闭上眼：“校长让我先回家……休息几天。配合调查。高三的课……暂时由别的老师代。”
停职。变相的停职。
书房里死一般的寂静。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暗中布置，在伯父这赤裸裸的、借助权势的碾压式反击面前，似乎显得如此可笑，如此不堪一击。他不用亲自出面，只需“反映情况”，就能让我们陷入被动，让父亲失去工作，让我们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之火，面临被彻底踩灭的危险。
父亲抱着头，蜷缩在椅子上，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那刚刚挺直不久的脊梁，又佝偻了下去。
母亲没有说话。她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破败的院子，看了很久。夕阳的余晖给她消瘦的身影镀上一层暗金色的边，那身影在暮色中，显得异常孤独，又异常挺拔。
然后，她转过身，脸上没有任何愤怒或绝望，只有一种近乎漠然的平静。她走到桌前，打开那个帆布包，从最底层，拿出一个用软布包裹的、小小的物件。
她一层层打开软布。
里面躺着的，不是U盘，不是照片，也不是账本。
而是一只通体碧绿、水头极足的翡翠戒指。款式很老，但光泽温润，一看就非凡品。
我和父亲都愣住了。我们从未见过这枚戒指。
母亲拿起戒指，对着窗外最后的天光看了看，碧绿的光在她眼底流转。
“这是我外婆留给我的，仅次于那只镯子。”她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每个字都砸在地上，“我妈说，这是当年外婆的嫁妆，是压箱底的宝贝，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
她走到父亲面前，拉起他冰凉颤抖的手，将那只翡翠戒指，轻轻放在他的掌心。翡翠触手温凉，却仿佛有千钧之重。
“国栋，”母亲看着父亲茫然无措的眼睛，声音平稳，却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力量，“他们停你的职，想打垮你，想让我们低头认输，想让我们像二十三年前一样，打落牙齿和血吞。”
她顿了顿，握住父亲攥着戒指的手。
“但我们偏不。”
“这枚戒指，你明天去找周维律师，就说，是我们付的律师费定金。不够的，打欠条。我们要正式委托她，就老宅拆迁补偿问题，起诉林国梁，起诉拆迁指挥部，申请财产保全，申请评估程序公开听证！他不是告你吗？不是说你破坏秩序吗？那我们就光明正大，走法律程序，把一切摊到台面上来！让法院来判，让所有人都看看，到底是谁在侵吞家产，是谁在贿赂官员，是谁在破坏秩序，是谁——不要脸！”
父亲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他看看手心的戒指，又看看母亲决绝的脸，嘴唇哆嗦着：“可……可周律师说过，证据不足，很难赢……而且，打官司要钱，要时间，我们……”
“赢不赢，打了才知道。”母亲打断他，眼神锐利如刀，“钱，戒指够付前期费用。时间，我们有。工作没了，可以再找。但这一次，退一步，就是万丈悬崖。林国梁敢动你的工作，就敢动小溪的前途，
就敢把我们往死里逼。他以为我们还是二十三年前那对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
她松开父亲的手，转过身，目光扫过桌上那些承载着背叛与岁月的证据，最后落向窗外沉沉降临的夜色。远处，城市的霓虹次第亮起，勾勒出繁华冷漠的轮廓。
“他要战，那便战。”母亲的声音不高，却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千层浪，坚定地回荡在狭小的房间里。
“这一次，我们奉陪到底。
周维律师看到那枚翡翠戒指时，挑了一下精致的眉梢。她拿起戒指，对着办公室的灯光仔细看了看，又用指腹摩挲了几下，然后轻轻放回桌面铺着的丝绒布上。
“水头不错，老坑玻璃种，虽然款式旧了，价值不菲。”她评价得很客观，目光重新落到父亲和母亲身上，“但我的委托费，尤其是这种涉及拆迁补偿、可能牵涉行政诉讼的案子，前期费用就不低。而且，正如我之前提醒过的，就目前你们掌握的关于二十三年前作坊的证据，在法律上依然很难直接支持你们的诉求。起诉拆迁指挥部程序不当，也需要更扎实的证据链条。”
父亲下意识地想缩手，母亲却稳稳地按住了他的肩膀，自己向前倾了倾身。
“周律师，我们不是来争论赢面的。”母亲的声音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礼貌性的微笑，“我们是来委托您，代理我们应诉，并主动就老宅拆迁补偿问题，提起诉讼。戒指是定金，表明我们的决心。我们知道法律讲证据，所以我们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情况。”
她从那个不离身的帆布包里，拿出一个崭新的档案袋，推到周律师面前。里面不是账本原件，而是精心整理过的复印件、打印件，以及一份手写的、条理清晰的“情况说明”。上面列举了：拆迁办王建国与林国梁在碧水温泉山庄会面（附视频截图打印件），王建国威胁使用“特别处置程序”施压（附电话录音文字整理及音频文件U盘），评估公司“众信”与华荣建材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以及林国梁近期资金紧张、急于获取拆迁款的异常动向（附苏阿姨等人的旁证，及林浩吹嘘的录音整理）。
“这些，或许不能直接证明二十三年前的欺诈，”母亲缓缓说道，“但或许能证明，我丈夫的兄长林国梁先生，在本次拆迁过程中，存在为了自身利益，不当影响拆迁程序、试图侵害共同共有人合法权益的重大嫌疑。这足以构成我们要求重新、公正评估，并申请财产保全的理由，对吗？至少，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谈判筹码。”
周律师的目光在那些材料上停留了很久，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办公室里静得只剩下空调低微的运行声。
“录音和视频，来源合法吗？”她终于开口，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录音是我儿子和他同学正常聊天时录的，视频是别人匿名寄给我的，来源我不清楚，但内容真实。”母亲回答得滴水不漏，“我们愿意为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也愿意在法庭上说明来源。至于合法性，我相信律师您比我们更懂。”
周律师看了母亲一眼，那眼神里多了些别的东西，不再是纯粹的职业性评估，而像是一名工匠看到了值得雕琢的璞玉，或是一名棋手看到了意料之外的妙招。
“这些东西，”她拿起那张视频截图打印件，上面王建国收信封的动作被红圈标出，“尤其是这个，如果查实，够那位王主任喝一壶的。而林国梁先生，恐怕也会很麻烦。”她顿了顿，“但你们要清楚，一旦正式提起诉讼，尤其是把拆迁指挥部列为被告或第三人，就等于公开撕破脸，再无转圜余地。压力会来自方方面面，可能比停职更棘手。”
“我们明白。”母亲点头，“压力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我丈夫被无端停职，就是压力的一部分。我们退无可退。”
周律师靠回椅背，沉吟片刻：“起诉需要明确的诉讼请求。你们是要求确认对老宅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并要求就拆迁补偿方案（货币或房屋）进行公平分割，并主张林国梁在拆迁过程中存在侵权行为，要求赔偿，对吗？”
“是。”父亲这次抢先回答，声音虽然还有些干涩，但不再颤抖，“还要申请财产保全，冻结拆迁补偿款账户，防止被转移。”
“可以。”周律师拿过一份空白委托书，开始快速填写，“我会起草起诉状和保全申请。但法院是否支持保全，要看情况。另外，关于您被停职的事情，我建议同时向教育局纪检部门提交书面情况说明，附上相关证据的复印件，陈述您是因家庭财产纠纷遭受不实举报和打击报复。这不是我的专业范畴，但可以同步进行，形成策应。”
“好。”母亲毫不犹豫。
委托手续办得很快。周律师收下了戒指作为前期费用，并出具了收据。她效率极高，当天下午就草拟好了法律文书，让父亲签字。同时，她也给父亲写了一份给教育局纪检部门的情况说明范本。
走出律师事务所大楼，春日的阳光有些刺眼。父亲手里紧紧攥着委托书副本和情况说明，手心全是汗，但背脊挺直了一些。
“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他喃喃道，不知是在问母亲，还是在问自己。
“走到这一步的不是我们。”母亲望着街上车水马龙，声音平静无波，“是他逼的。从二十三年前，他骗走爸作坊的那一刻起，这条路就铺好了。我们只是……一直不肯走上去。现在，他亲手把我们推了上来。”
回到家，父亲开始埋头写那份给教育局的情况说明。他写得很慢，很用力，仿佛要把这半生所有的屈辱、困惑、愤怒，都倾注到笔尖。母亲则开始整理家里所有的存折、银行卡，计算着诉讼可能持续的时间，以及失去父亲工资后，家里的开支。
我则被母亲赋予了另一项“任务”：利用网络，在本地论坛、贴吧等地方，用不同的、看似“路人”的账号，隐晦地、零散地发布一些“听说”。比如，“听说西区老宅拆迁有黑幕，兄弟争产，一方勾结拆迁办压价”，又比如，“华荣建材好像资金链有问题，老板到处找钱，连祖宅都不放过”，再比如，“某中学老师因为家里拆迁的事，被莫名其妙停职了，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不指名道姓，不提供确凿证据，只是“听说”、“据说”、“坊间传闻”。像随风飘散的蒲公英种子，不知会落在哪里，何时发芽。母亲说，这叫“搅浑水”。水浑了，有些鱼就藏不住了。
与此同时，那些匿名信似乎也开始发酵。
先是拆迁指挥部那边，王建国真的“病休”了。接替他的是一个姓李的副主任，态度公事公办了许多，主动联系父亲，表示会“依法依规、公平公正”推进老宅的拆迁补偿事宜，之前的“特别处置程序”不再提起，一切按正常流程走，评估会重新抽签选定公司。
紧接着，那位大姑奶奶亲自给父亲打了个电话，没多说，只叹了一口气：“国栋啊，家里的事，闹到外面去，不好看。但……也不能太亏了心。你大哥那边，我骂过他了。该你的，你要拿稳。但毕竟是一家人，别闹得太僵，让你爸在地下不安。” 这通电话，看似各打五十大板，实则是一种默许，甚至是一种对伯父的警告。
然而，伯父林国梁那边的反击，也来得迅猛而直接。
起诉状递交法院后的第三天，母亲的手机收到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彩信。点开，是一张照片。照片有些模糊，像是偷拍，但能清楚认出是在一条僻静的巷子口，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正是赵建国！）正慌慌张张地把一个牛皮纸袋塞给另一个戴着帽子口罩、看不清脸的人。而那个戴帽子的人的身形轮廓，依稀有些像……父亲。
彩信附言只有一句话：“指使他人作伪证，诬告陷害，这是什么罪，沈女士应该清楚。现在撤诉，还来得及。”
赤裸裸的威胁，而且是伪造证据的威胁！他们找到了赵建国，并且不知用什么手段，逼他反口，甚至反过来诬陷父亲是“指使者”！
母亲看着那张照片，脸色白了白，但很快恢复平静。她直接把彩信转发给了周维律师，然后拨通了那个陌生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那边没说话，只有粗重的呼吸声。
“林国梁，”母亲的声音冷得像冰，“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用一次，我就把U盘里的东西多拷贝一份，多寄一个地方。你猜，是这张模糊的照片有说服力，还是你塞钱给王建国的视频有说服力？赵建国能反口，碧水山庄的监控，会不会也有备份？你猜，我手里还有多少你不知道的东西？”
电话那头死寂一片。
“还有，”母亲继续道，语气平淡，却字字诛心，“你儿子林浩，在‘魅色’酒吧欠下的八十万赌债，债主最近是不是催得挺紧？你说，如果那些债主知道，他爸的公司其实是个空壳子，银行货款都快还不上了，他们还会不会那么有耐心？”
“你……你怎么知道？！”电话那头，伯父终于失声，声音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
“我怎么知道不重要。”母亲打断他，“重要的是，林国梁，游戏不是这么玩的。你想玩脏的，我奉陪。但你最好想想，你那宝贝儿子，你那摇摇欲坠的公司，经不经得起我奉陪到底。”
说完，她干脆利落地挂了电话，然后拉黑了这个号码。
父亲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浩儿他……赌债？公司……空壳子？你怎么……”
“我让小溪在网上查了林浩最近常去的场所，又托苏阿姨辗转问了几个在夜场做事的老姐妹。”母亲揉了揉眉心，显出一丝疲惫，“至于公司，华荣的办公楼你也看到了，空荡冷清。他急着要老宅的现金，甚至不惜用这种下作手段，除了资金紧张，我想不出别的理由。我猜的，但看来，猜对了。”
猜对了。这轻飘飘的三个字背后，是多少个不眠之夜的调查、分析、推理，又是多么惊人的胆识和决断。
伪造照片的威胁，像投入沸油的冷水，激起了更剧烈的反应，但也暴露了伯父方寸已乱、狗急跳墙的底牌。
法院的传票很快送达。同时，父亲提交给教育局纪检部门的情况说明，似乎也起了作用。校长再次打来电话，语气缓和了许多，说“调查基本清楚了”，是“误会”，让父亲“下周一回学校上课”，还委婉地表示“家庭困难可以理解，但要相信组织”。
风向，在肉眼可见地改变。
但我们都清楚，这远未结束。诉讼是拉锯战，鉴定、评估、调解、开庭……每一步都可能横生枝节。伯父虽然暂时被母亲犀利的反击和暴露的底牌震慑，但以他的性格和处境，绝不会轻易认输。
真正的风暴，或许才刚刚开始。
开庭前最后一次证据交换日，母亲和周律师从法院回来，带回了一个消息：伯父方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是当年祖父手写的一份“补充说明”，声称三万块转让作坊是“自愿公平交易”，并有两位早已过世的远房亲戚的签名作证。笔迹鉴定需要时间，但无疑又增加了变数。
“假的。”父亲只看了一眼复印件就断定，“爸的字我认得，这份太工整，不像他写的。而且这两个亲戚，当年根本不在本地。”
“但法院只看证据。”周律师冷静地说，“笔迹鉴定可以申请，但周期长。对方在这个时候抛出这个，很可能就是为了拖延时间，拖垮我们。而且，他们同意调解。”
“调解？”母亲皱眉。
“对。主审法官建议，毕竟涉及亲属，最好能调解。对方提出的方案是：两套回迁房都归你们，另外再补偿三十万现金，一次性了结。前提是你们撤诉，并签署保密协议，不再追究以往任何事。”周律师看着母亲，“从经济利益上看，这个方案比你们最初能拿到的要多。但……”
“但我们如果接受，就等于承认当年作坊的事是我们无理取闹，承认他林国梁没有错，是我们贪心不足。”母亲接了下去，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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