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就格陵兰岛主权与安全发表强硬言论，引发欧洲盟友强烈反弹，给美欧关系带来了一场“意外地震”。
在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看来，这是一场“几乎凭空出现的奇怪危机”，既暴露了特朗普个人决策风格对国际关系的冲击，也折射出跨大西洋联盟中正在加深的结构性裂痕。
比尔特现任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联合主席、马德里俱乐部（Club de Madrid）成员，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观察者之一。作为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秩序的重要参与者，他长期深度介入北约扩张、欧盟战略协调以及俄乌冲突等关键议题，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演变保持着持续而尖锐的观察。在当前国际格局加速动荡之际，比尔特近日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系统梳理了当前国际体系面临的多重断裂。
在专访中，比尔特深入剖析了危机背后美欧关系的永久性变化。他强调，跨大西洋联盟的裂痕不仅源于特朗普政府，更植根于美国国内政治的文化战争及其将欧洲极右翼视为“文明盟友”的战略转向。面对一个将欧洲优先级排序靠后、安全认知严重脱节的美国，北约的未来形态将是“美国参与度显著降低”。这意味着欧洲必须加速推进战略自主，整合防务能力，以应对可能减少的美国安全保障。
同时，欧洲的团结与行动力正面临内部严峻考验。比尔特指出，尽管特朗普的压力客观上强化了欧洲对外反应的团结，但南欧国家脆弱的财政、人口老龄化压力与激增的防务开支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内部重大挑战。他明确表示，支持乌克兰已成为欧洲不容妥协的“根本战略利益”，未来援助将主要依靠欧洲自身，这考验着欧洲的政治意志与资源统筹能力。
谈及更广阔的世界，比尔特提出了“旧多边秩序正承受巨大压力”的判断，指出世界正进入一段漫长的“无序时期”。在此背景下，中欧关系的发展路径尤为关键。他认为，跨大西洋矛盾并未直接决定中欧关系，但乌克兰危机中的立场差异与贸易失衡问题是核心议题。尽管存在困难，他仍呼吁双方采取建设性态度，通过对话在动荡中寻找稳定合作的支点。这些洞见也为外界理解欧洲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抉择提供了关键框架。
以下是专访全文：
格陵兰是一次“凭空出现的奇怪危机”
澎湃新闻：我们先从当前的格陵兰岛危机谈起。您如何看待这场争端的性质？您认为这触及了跨大西洋关系中的某些基本原则吗？
比尔特：这确实是一场相当奇怪的危机，几乎是凭空出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唐纳德·特朗普的一种个人执念，而他恰好是美国总统。
但除了他之外，几乎没有人认为那里真的存在一场“危机”。格陵兰岛的安全问题当然是存在的，但并不紧迫，也谈不上急迫到需要采取非常措施。在北约框架内，以及在美丹双边关系中，本来就有应对这些问题的机制。此前，从未有人真正质疑过这一点。
格陵兰岛当然也存在一些长期问题。那里人口不多，大约五万多人，但他们已被承认作为一个民族，拥有自决权。长期来看，他们确实在讨论独立的问题，不过这不会在近期发生。而我们必须同时尊重两项原则：一是丹麦的领土完整，二是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
而白宫方面连续释放出的信息，显然公然违反了这些基本原则。因此，我们确实经历了一场相当深刻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的影响现在并未完全消失。
澎湃新闻：所幸的是，我们看到在达沃斯，特朗普表示不会通过使用武力来实现其目标。在你看来，解决格陵兰岛争端的现实路径是什么？特朗普提到的“框架性谈判”意味着什么？有媒体猜测可能效仿英国在塞浦路斯的“主权基地区域”协议模式，你怎么看？
比尔特：我们现在其实还不知道所谓“框架性谈判”具体意味着什么。但达沃斯带来的一个好消息是，事态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缓和。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于，欧洲人这一次真正展示出了一定的力量。
如果特朗普继续推进关税措施，局势就会进一步升级。事实上，当时欧盟—美国贸易协定已经被搁置，欧盟方面也准备采取其他报复性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选择了退缩。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种将局势降温的努力。据我了解，相关各方希望成立一个由丹麦人、格陵兰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工作组，接下来我们将拭目以待，看看这一机制会产生什么结果。
这会不会演变成类似“主权基地区域”的安排？这当然是一种可能。但事实上，美国在格陵兰岛已经拥有相当程度的存在。如果你看看他们在北部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目前只有不到200人，但在过去曾驻扎过数千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设施。与此同时，那里似乎只有一名丹麦代表和一面丹麦国旗。
这种情况是否与英国在塞浦路斯的主权基地区域完全相同？我并不确定。但如果以塞浦路斯为例，那些英国主权基地区域是完全适用欧盟法律的，因此在制度层面并不存在问题。
如果美国人希望在格陵兰岛建立更多的军事设施，其实是可以设想出多种解决方案的，我认为这在技术和政治上都是完全可能的。不过，迄今为止美国方面并没有提出任何类似的正式要求。此外，美国在格陵兰岛缩减军事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表明，美军目前并未认为那里存在迫在眉睫的重大威胁。
澎湃新闻：您对局势未来发展有何判断？
比尔特：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当前的局势确实已经有所降温。但这是否意味着故事已经结束？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们仍然必须保持谨慎，耐心等待下一阶段的发展。我希望，接下来相关讨论能够回到正常的外交渠道中，以一种更加有序、理性的方式展开。
与此同时，格陵兰岛还面临着一些长期发展问题。这是一个经济结构相对脆弱、社会基础也较为脆弱的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几年我们会看到欧盟与格陵兰岛之间的援助项目和各类联系不断加强，而且这种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跨大西洋联盟的裂痕
澎湃新闻：我们把话题转向更广泛的跨大西洋美欧关系。您不久前曾撰文提及对于美国新国安战略报告的分析，提到其中对欧洲的敌意和批评，您认为跨大西洋联盟已“永久改变”，对此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比尔特：我认为，真正的区别在于美国国内形势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如果我们暂时把特朗普总统个人放在一边，去观察所谓“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发展，以及副总统J.D.万斯和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这样的人物，他们确实代表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关于欧洲的那一部分内容背后的认知转变。
他们正在一个高度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发动一场文化战争。美国国内的两极分化已经非常严重，这个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正处于一种“战争状态”。问题在于，在这场冲突中，他们把欧洲社会视为对立面。在这场文化战争中，我们被视为敌营的一方，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看到，他们在欧洲寻找他们所说的“文明盟友”和“价值盟友”。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相当奇怪，因为他们在欧洲所谈论的所谓盟友，往往是极右翼政党。这为跨大西洋关系引入了一个我们此前从未面对过的新因素。
这场特殊的斗争现在正在进行之中。随着现任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社会和欧洲政治发展的公开敌意，这种状况是暂时的吗？它会自行消失吗？说实话，我认为我们不能指望这一点。也许会有起伏，会有变化，但这确实反映了美国内部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清楚地看到一些结构性的优先顺序。第一优先事项是西半球。而相当靠后的优先事项才是欧洲。
更重要的是，在安全威胁的认知上，他们并不真正看到我们所看到的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这意味着，在安全认知层面，美欧之间出现了一种此前并不存在的脱节。
我认为，所有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独立于特朗普个人本身。当然，你可以在这些结构性变化之上，再叠加特朗普的个人特质，于是就出现了格陵兰岛问题——一种从一个危机迅速滑向另一个危机的状态。
但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努力识别那些长期存在的、永久性的特征，而不是只被当下这些戏剧性的事件所吸引。恰恰是那些不那么显眼的长期变化，才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一个“有趣”的现象：刚才您提及的一些非常热衷、甚至公开支持特朗普的欧洲极右翼团体政党在格陵兰岛事件之后，尤其是特朗普提出要对欧洲加关税后，对他表现出的反对的态度？
比尔特：正如你所说的那样，这个观察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有任何欧洲极右翼团体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公开站出来支持特朗普。相反，他们几乎都团结在所谓的“欧洲旗帜”之下，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因此，这一事件确实在特朗普政府与欧洲这些特定政治团体之间，造成了一些此前并不存在的裂痕。
澎湃新闻：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似乎很难与他们过去对特朗普的支持、以及他们对欧盟的反对相协调。尤其是在特朗普实际上对欧洲“主权”发起攻击的情况下，这种转变显得相当耐人寻味。
比尔特：不过，我们也需要具体来看这些团体本身。欧洲的极右翼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而是一个相当多样化的政治集合。其中一些力量一直以来就带有明显的反美倾向，因为他们本身是高度民族主义的。
他们长期以来的立场是：欧洲不应该过度依赖任何外国力量，我们应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因此，这些团体过去也并非自动亲美，或者自动亲特朗普，实际上，他们内部相当一部分从一开始就不是这样。
北约不会终结，但“美国因素”会减弱
澎湃新闻：正如您刚才所说，如果美国的政策继续被欧洲视为不再可靠，这是否意味着北约在不久的将来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欧洲是否必须为了自身安全，去适应一种完全不同的战略现实？
比尔特：不，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北约会继续存在，但它将演变为一个美国参与度显著降低的北约。我并不认为美国人会完全放弃他们在欧洲的军事设施和存在，因为这些基地对他们向中东、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投射力量同样至关重要。美国在欧洲的许多军事基地，并不仅仅是为欧洲本身服务，而是面向全球的战略布局。
即便是在美国参与程度下降的情况下，北约对欧洲而言仍然极其重要，因为它确保了欧洲各国军事实力的整合与联合行动规划。这种整合本身就极大增强了整体实力。单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有限，但当你把欧洲各国的军力加总、整合，并以协调方式运作时，其效果要强大得多。
因此，北约将继续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载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功能可以独立于与美国关系的变化而存在。
澎湃新闻：欧洲已经为这种变化做好准备了吗？
比尔特：欧洲事实上已经在为此做准备。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欧洲各国的防务开支正在大幅增加。当然，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这些新增的资源是否被明智地使用了？这一点还有待观察。
确实，在一些所谓的“战略支撑因素”方面，欧洲目前仍然依赖美国。但如果不考虑战略核武器——那仍然主要掌握在美国和俄罗斯手中，那么，几乎没有什么是欧洲在能力上做不到的。这需要时间，但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在未来十年内，你将会看到欧洲联合军事能力的显著增长。
欧洲内部面临的挑战
澎湃新闻：我们进一步来谈谈欧洲当前面临的一些深层困境以及可能的出路。自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以来，一直存在一种批评，认为欧洲在应对特朗普政府时显得过于软弱和分裂，缺乏足够有力的回应。在您看来，究竟是什么在阻碍欧洲形成一个统一而强有力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应对当下的美国？
比尔特：欧盟是由27个国家组成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历史、政治文化和战略方向。因此，在许多问题上，达成统一立场往往需要时间，需要讨论和协调。
但如果你回顾历史，尤其是大致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经历了一系列“黑天鹅”事件：金融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以及随后俄乌冲突，几乎是一场危机接着一场危机。
在所有这些重大问题上，欧洲最终都实现了团结。也许不是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但几乎总是在第二次或第三次。这本身就是27个国家在复杂环境下形成统一政策能力的一种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体现。
我相信，在当前的问题上，我们同样会看到这种过程。具体到特朗普和美国的问题，他所引发的关税动荡经历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演变。如果你回顾去年4月初“解放日”之后他推出的一系列关税措施，当时欧洲内部曾经展开过激烈讨论：我们是应该采取报复行动，还是尝试一种更为温和的外交路径？最终，欧洲选择了更为温和的方式，并在7月达成了一项协议。
而在达沃斯周期间，当特朗普突然宣布违反该协议时，欧洲的反应则完全不同。这一次不再是温和的方式。欧洲领导人迅速而明确地宣布将采取反制措施。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强的团结。
所以，温和外交曾经存在，并促成了一项协议；但当协议被公然破坏时，欧洲也展现出了另一种回应方式，而且是在高度一致的情况下作出的。
澎湃新闻：眼下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都面临着一些严峻的国内挑战，特别是经济财政方面。这正是特朗普用来攻击这些国家的切入点。那么，您如何评估这些国家内部所承受的压力？这些压力是否会削弱欧洲的整体团结，以及欧洲在应对特朗普问题上的韧性？
比尔特：到目前为止，我认为特朗普所采取的做法实际上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它在很大程度上团结了他的反对者。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你说得没错，欧洲确实面临着严峻的经济问题。但就德国而言，我并没有那么担心。德国社会目前对自身经济状况的看法相对悲观，尽管最新的数据已经略有好转。
我更担心的是南欧的许多国家。它们长期以来的财政状况相当令人忧虑，尤其是法国，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水平都非常高。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难以回避的人口结构变化问题，这给公共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体现在养老和社会福利支出上，也体现在不断上升的国防开支需求上。因此，这将是一个相当棘手的局面。
澎湃新闻：那么乌克兰问题呢？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很依赖美国，但这也暴露了西方支持的不确定性。在当前的美欧关系形势下，您认为欧洲下一阶段的计划和重点会是什么？
比尔特：欧洲将继续支持乌克兰，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提供同样的支持。事实上，欧洲迄今为止本来就是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而在美国国内政治分裂和抗议背景下，美国的支持已经明显减弱，甚至退出。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提供支持的，将主要是欧洲的财政和军事援助。这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问题，关乎领土完整、国家独立。
这将是一个长期议题，既涉及战争本身何时结束——战争总会在某个时刻结束，也涉及乌克兰的战后重建，以及将乌克兰作为成员国逐步融入欧盟。这一过程需要多年时间，也伴随着许多棘手的问题。
但有一点毫无疑问：支持乌克兰、确保普京不会获胜，符合欧洲的根本战略利益。
旧的多边秩序正在承受巨大压力
澎湃新闻：您此前也提到过加拿大总理在达沃斯对“世界秩序”做出了极为严峻的判断：二战后的基于规则的旧国际秩序已经终结，世界进入了由强权政治主导的新现实。对于像瑞典、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比尔特：这其实非常明显。旧的多边秩序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不仅体现在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上，跨大西洋联盟同样如此。
从欧洲的角度来看，答案是尽可能保留我们还能保留的那部分秩序，同时与世界各地不同的参与者达成协议，以在整体高度不稳定的全球环境中，尽可能稳定局势。
你在过去几周看到的欧盟一系列动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时间上的巧合，但也反映了一种清晰的方向。首先是与南方共同市场签署的协议，这是有史以来达成的最大自由贸易协定之一。随后，在最近几天，欧盟又与印度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在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等方面，这项协议甚至更大。
此外，欧盟此前已经与日本、韩国成功达成了多项协议；与澳大利亚的谈判则因牛肉问题而略显困难。但总体而言，我认为你会继续看到这种趋势：尝试达成有时涉及多个国家的诸边协议，这些国家都希望在可能的范围内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并看看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什么。
美国的政策未必会左右这一进程，但无论如何，世界其他地区都必须继续向前。
澎湃新闻：我想追问一句。在您看来，我们现在经历的究竟是国际体系的崩溃，还是一次重组？
比尔特：我不认为这是重组。我认为，我们曾经拥有的那个并不完美的秩序，正在瓦解。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段相当长的无序时期。
这并不是任何新秩序的诞生，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将如何面对更多的无序，以及不同的行为体如何适应这样一个无序时代。我刚才提到的各种协议，本身就是应对这一全球无序现实的一部分。
澎湃新闻：您认为美欧关系的变化将如何影响中欧关系？在当前背景下，欧洲如何才能在对华关系中确立一条真正独立、连贯且具有建设性的路径？
比尔特：我并不认为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张会对中欧关系产生直接、决定性的影响。但在中欧之间的讨论、对话或辩论中，确实存在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个问题，显然是俄乌冲突。第二个问题是贸易和经济领域的失衡，而这一类问题理论上应该更容易解决。我希望在这些方面能够取得进展。近期，我们在英国看到了一些讨论。英国首相也正在访华。在欧盟内部，也存在其他相关讨论。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访问了中国，加拿大总理最近访华时也提到，在经济问题上仍然存在取得更多进展的空间。
澎湃新闻：您是否对未来两到三年、在特朗普任内的欧中关系持相对乐观态度？在许多领域，包括贸易领域是否仍然存在建立更多共识、推进务实合作的空间？
比尔特：我希望仍然存在向前推进的可能性，我希望中国和欧洲双方都能采取一种建设性的态度。我们同样需要克服自身经济中的保护主义倾向。如果在这些方面能够取得进展，再辅之以持续的政治对话，那将是积极的。
正如我所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动荡不断加剧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频繁地比较立场、交换观点，并寻找在哪些领域可以合作以稳定局势，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澎湃新闻：关于特朗普总统在达沃斯宣布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倡议。您如何看待这一新倡议？它是否可能成为联合国或现有国际组织的某种替代机制？
比尔特：坦率地说，我很难想象这一点。这一构想本身非常奇怪。它的出现显然与加沙问题及其相关安排有关，试图由所谓“有能力的人”来处理加沙事务。我当然希望相关努力能够取得积极进展。
但整体来看，这个委员会的构成以及运作方式都相当怪异。一切并不是由美国总统这一制度性角色来决定，而是由特朗普以个人身份作出决定。他可以决定由谁参与，也可以随时将人排除在外，而这一机制究竟要做什么，本身就并不清楚。
你可能也注意到，没有任何主要大国或重要国家认为加入这一机制是相关或必要的。
澎湃新闻：基于您的经验和长期观察，您认为欧洲领导人能从当下欧美关系的这段经历中汲取哪些教训？您想对下一代欧洲领导人说些什么？在这个新的国际环境中，他们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比尔特：对欧洲领导人而言，当下的处境确实相当困难。用美国人的说法，这是一个“带宽问题”——需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一方面，欧洲内部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议题。俄乌冲突是最突出的挑战。此外，还有国内改革、经济问题以及竞争力问题，这些都需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和切实的行动。
与此同时，欧洲又必须更加积极地参与外部世界事务。与南方共同市场、印度达成的协议都非常重要，但还需要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与其他全球参与者在一系列广泛议题上展开合作。
布鲁塞尔真正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未来几年内，在同样高要求的欧洲内部议程和同样高要求的全球议程之间，合理分配有限的政治注意力和政策能力。
澎湃新闻记者 刘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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