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们真的没杀人啊！”张高平在法庭上声嘶力竭地呼喊，却无人倾听。
聂海芬，这位曾被誉为“女神探”的警界精英，头顶“百分百破案率”的光环，风光无限。
然而，光环之下，却隐藏着张氏叔侄长达十年的冤狱之痛。
聂海芬凭借主观臆断和牵强解释，将无辜者推向深渊，让一个家庭支离破碎。
她以侦查实验“吻合”时间，以“科学解释”掩盖DNA不匹配的疑点，甚至动用“狱侦耳目”逼供，种种手段令人咋舌。
十年冤狱，一朝昭雪，但伤害已无法弥补。
聂海芬的“女神探”光环，是否该因这起冤案而黯淡？谁又该为这十年血泪买单？
1965年秋，聂海芬在杭州出生。打小，当警察这个念头就在她心里扎了根。
别的女孩可能喜欢洋娃娃，她却对那身制服充满向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读书努力，做事也特别有韧劲。
1986年，刚满21岁的聂海芬如愿以偿，穿上了警服，成为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一员。
那年代，女刑警不多见，她格外珍惜这个机会。
进了警队，聂海芬肯吃苦，脑子也活络。
现场勘查、线索分析、审讯突破，她样样都抢着学、抢着干。
她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案子遇到瓶颈，别人可能休息了，她还对着卷宗反复琢磨。
这种拼劲和逐渐显露的天赋，让她很快脱颖而出。
没过几年，她就被提拔为刑侦支队预审大队的大队长，独当一面。
到了九十年代末，经她手主导办理的案件，累计已有三百五十多起。
她办公室旁边有个小房间，不到三十平米，里面堆满了她这些年装订的案卷，从地板摞到天花板。
有些复杂棘手的陈年旧案，别人觉得希望渺茫，她却能从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里找到突破口，把线索重新串起来。
队里的同事私下都佩服她，叫她“聂专家”或者“女神探”。
她的成绩单确实亮眼：参与侦破的刑事案件接近两百宗，追回的赃款赃物数额巨大。
因为业务能力突出，局里还常安排她去市警校给新警员上课，分享实战经验。
2006年，聂海芬的职业生涯达到顶峰。她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照片印上了《人民公安》杂志的封面，还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接受专访。
一时间，她成了警界标杆，是无数年轻民警学习的榜样。
在许多人看来，她的人生就是一部典型的奋斗成功史。
2003年5月19日，天刚蒙蒙亮，杭州城西一条偏僻水沟边，一位早起拾荒的老人发现了一具女尸。
报警后，警车呼啸而至，迅速封锁了现场。经法医检验，死者名叫王冬，生前遭受过性侵，最终是被扼压颈部窒息而死。
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强奸杀人案，市局要求尽快破案。
警方排查发现，死者王冬在遇害前，曾搭乘过一辆来自安徽的送货货车。
根据通话记录，她下车后还用司机张高平的手机打过电话。
这条线索，将货车司机张高平及其侄子张辉，纳入了警方视线。
当天下午，正在另一处路段行驶的叔侄俩，被迎面而来的警车拦下。
“配合调查，问点情况。”警察的话让叔侄俩有些不安，但他们觉得自己没做亏心事，去说清楚也好。
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一去，竟是十年噩梦的开始。
最初的调查，并没有指向他们的铁证。
刑侦技术人员对他们的货车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勘查，没有发现搏斗痕迹，也没有检出与死者有关的生物物证。
更关键的是，从死者体内及指甲缝里提取到的DNA，经过比对，与张高平、张辉的都不吻合。
按常理，这些证据足以排除他们的嫌疑。
然而，这起案子后来转到了预审大队，由聂海芬主要负责。
面对几乎清白的物证，聂海芬没有选择谨慎存疑，而是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内心确信——就是这叔侄俩干的。
破案的压力，或许还有维持她那“百分百破案率”光环的念头，驱使她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有罪推定。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她组织了一次侦查实验。
她让手下找了一辆同型号的空货车，按照她推测的作案路线——从接上被害人，到驶离主干道实施犯罪，再到抛尸后返回——跑了一遍。
“看，时间完全对得上，他们完全有作案时间。”聂海芬在案情分析会上说。
当时已被拘留的张高平听到这个结论，激动地反驳：“你们那是空车！我们当时车上拉着满满一车货，根本跑不了那么快！这实验不公道！”
但他的抗议被忽视了。
聂海芬需要这个“吻合”的时间来支撑她的推论。
对于最核心的DNA不匹配问题，她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在案件讨论中，她指着抛尸现场的照片说：“抛尸地点紧挨着水沟，当晚下过雨，水流冲刷一夜，很可能把被害人体内的关键痕迹给冲掉了。”
至于死者指甲里属于陌生男人的DNA，她轻描淡写地推断：“那可能是死者生前在其他场合，比如工作生活中，正常接触留下的，跟本案的犯罪行为无关。”
这些缺乏科学依据的推测，后来却成了案件走向的关键。
证据链存在巨大缺口，要定罪，口供就成了“突破口”。聂海芬和她带领的审讯人员，对张氏叔侄采取了非常手段。
张辉被关在一间狭窄的审讯室里，连续七天七夜，他被要求一直站着。双手被反扭在背后，时间一长，手臂麻木得失去知觉。
极度困倦袭来，眼皮不住打架，身体不由自主地往下滑，旁边的审讯人员就会厉声呵斥，或者上来推搡一把。
他的双腿肿胀颤抖，额头冷汗直流，但依旧咬着牙说：“我没干的事，打死我也不认！”
另一间审讯室里，张高平的遭遇更为不堪。
审讯人员有时会把点燃的香烟塞进他嘴里，让他用嘴唇和牙齿叼着，不准用手去扶。
烟灰不断掉落，烫伤他的皮肤。
他们还曾把打火机塞进他嘴里，威胁他不准松口。
不配合，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饭不给吃饱，觉不让睡踏实，这种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持续了很长时间。
最终，人的承受力是有极限的。
在身心彻底崩溃的边缘，叔侄二人先后做出了有罪供述。
但由于是分开审讯，两人的口供在关键细节上矛盾重重：比如作案时谁在开车、谁具体实施了性侵、被害人的衣物是怎么处理的等等，两个人的说法都对不上。
这些矛盾本应成为审核口供真实性的重大疑点，却被聂海芬等人刻意忽略了。
口供拿到了，但依然单薄。
聂海芬还需要一份更有力的“证据”来坐实这起案件。于是，一个叫袁连芳的人登场了。
此人因倒卖淫秽物品被判刑，却在狱中与办案部门形成了某种“合作”，成为所谓的“狱侦耳目”，在监室里颇有势力。
张高平被关进看守所后，袁连芳很快凑了过来。
他先是递了支烟，装出关心的样子：“兄弟，你这案子，情况不妙啊。我听说，是上头督办的，要办成铁案。”
见张高平不吭声，他压低声音，“硬扛着没用，早点认了，说不定还能保条命。不然……”
他冷笑一声，眼神里透着威胁。
张氏叔侄是普通老百姓，不懂法律程序，一开始还将信将疑。
袁连芳便变了脸，联合其他在押人员，对叔侄俩进行辱骂、恐吓和孤立。
在那种封闭、压抑、充满恐惧的环境里，人的意志很容易被摧毁。
袁连芳逼迫他们写下具体的认罪过程，并威胁如果不照办，就有吃不完的苦头。
最终，在绝望和恐惧中，张高平和张辉按照袁连芳的暗示和要求，写下了内容相似的“认罪书”。
这份由“狱霸”逼出来的材料，后来竟被当作了定罪的重要依据。
2004年4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法庭上，公诉方出示的主要证据，就是张氏叔侄那份矛盾重重、后来被逼补写的认罪口供，以及聂海芬提供的、带有强烈主观倾向的侦查实验说明和对无罪证据的牵强解释。
没有客观物证支撑，仅凭这些，一审法院就以强奸罪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
宣判时，张高平当场瘫倒在地，他泪流满面，用尽力气朝着法庭喊道：“那认罪书是牢头袁连芳逼我们写的！不打不骂，我们怎么会写那种东西？我们要求让他来当面对质！”但审判长没有同意这个请求。
张高平悲愤交加，他挣扎着站起来，目光扫过法官和检察官席：“你们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手里有权。但你们能保证，你们的子子孙孙将来都不会遇到冤枉事吗？要是他们也像我们这样，被人冤枉，关到死，你们心里是什么滋味？法律要是这样办事，老百姓还能信谁？”他的质问声在法庭回荡，却未能改变判决。
半年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或许是因为证据实在薄弱，矛盾太多，法院将张辉改判为死刑缓期执行，张高平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五年。
尽管刑期减轻，但“罪犯”的帽子依然死死扣在他们头上。因为不断喊冤申诉，影响监狱管理，叔侄二人被辗转送到了遥远的新疆服刑。
高墙之内，岁月漫长。大多数犯人要么消沉度日，要么争取减刑早日出去。但张高平不一样，他很少和人闲聊，一有空就发呆，或者反复写申诉材料。
他每个月都向管教干部询问有没有外面的来信，有没有申诉的回复，尽管次次失望。
有个比他年纪还大的老犯人，悄悄跟他说：“老张，我在这地方待了半辈子，什么人没见过。我看你们叔侄俩，跟别的杀人犯强奸犯不一样，眼睛里没有那种狠劲和邪气。我信你们可能是被冤枉的。”
张高平听到这话，眼泪差点掉下来，紧紧握了握对方的手。
也有同监舍的人劝他：“认命吧，老张。这么折腾没用，上面定了性的事，翻不了。你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点出去才是实在的。”
张高平一听就火了，瞪着眼睛吼回去：“我没错！我认什么命？我要是认了，我和我侄子这辈子就真的黑了！我们家就彻底毁了！”他像一头困兽，内心燃烧着不甘的火焰。
狱外，他们的家早已天塌地陷。
张高平的妻子身体本来就不好，丈夫和侄子出事以后，她四处求人借钱打官司，又急又气，病情急剧恶化，没撑几年就含恨去世了。
张高平的两个女儿，正在读书的年纪，因为父亲是“强奸杀人犯”，在学校里受尽同学的白眼和歧视，被迫双双辍学，早早踏入社会，用稚嫩的肩膀打工挣钱，承受着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重压。
张辉的未婚妻，在等待和压力中绝望了，最终去医院打掉了已经怀上的孩子，离开了这个家，再无音讯。
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因为一桩错案，变得支离破碎，每个成员的人生轨迹都被强行扭转，坠入深渊。
转机出现在2008年。在新疆石河子监狱，张高平在一次偶然看到的旧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报道。
文章讲的是河南一个叫马廷新的农民，被冤枉杀人，关了好几年，最后真凶出现才沉冤得雪。
张高平读着读着，心跳越来越快，手也开始发抖。
报道里提到，马廷新在看守所时，被一个叫“袁连芳”的“牢头狱霸”残酷虐待，被迫认罪。
“袁连芳！”这个名字像一道闪电劈进张高平的脑海。
他浑身的血都涌了上来。
就是这个人！当年在杭州看守所里逼他们写认罪书的，就是这个袁连芳！原来他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
这个发现让张高平激动得彻夜难眠。他立刻抓住这个救命稻草，想方设法把信息传给了远在安徽老家的哥哥张高发。
张高发为了弟弟和侄子的案子，这些年早已头发花白，背也驼了。
接到这个消息，他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
他拿着那本杂志，找到一直帮助他们的律师朱明勇。朱律师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他们顺藤摸瓜，开始调查袁连芳这个人。
结果令人震惊：这个有着多次犯罪前科的人，竟然以“狱侦耳目”的身份，在多起案件中“协助”警方获取口供，马廷新案只是其中之一。
与此同时，另一位关键人物——新疆石河子检察院的驻监检察官张彪，也注意到了张高平持续不断的申诉。
张彪检察官为人正直，有责任心。他调阅了张高平案的卷宗，仔细研究后，发现了大量疑点：证据严重不足，口供矛盾百出，关键证人袁连芳身份可疑。
张彪检察官没有因为这是外地法院判的案子就推诿，他基于法律监督的职责，向浙江方面发出了案件存在问题的正式通报。
律师、检察官、家属，几股力量汇合到了一起。
他们重新梳理了整个案件，发现死者王冬指甲内那份一直未被重视的DNA，与警方数据库里另一起杀人案的凶手——出租车司机勾海峰的DNA高度吻合。
而勾海峰早在2005年就因杀害另一名女乘客被执行了死刑。
这个迟来的科学证据，像一把钥匙，猛然撞向了锈死多年的冤狱之门。
在多方持续不懈的努力和舆论的关注下，2011年底，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对“5.19奸杀案”立案复查。
消息传来，聂海芬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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