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是有人跟我说“上海姑娘娇气”，我准得笑着摆手——你是没见过1964年夏天，我们一群上海囡囡背着铺盖卷，浩浩荡荡去新疆的样子。我叫刘忠娟，今年快八十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生活了六十一年，一口上海话里掺着浓浓的新疆口音，可一想起当年离开上海的场景，就跟昨天发生的事儿似的，清清楚楚。
那年我十六岁，刚初中毕业，满脑子都是“支援边疆、建设祖国”的念头。学校里贴满了标语，老师天天讲新疆的故事，说那里有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有吃不完的瓜果，还有需要我们去开垦的良田。我跟几个要好的同学一商量，瞒着爸妈就报了名。等通知下来，我才跟家里说，我妈当场就哭了，抱着我不肯撒手：“娟娟啊，新疆那么远，条件那么苦，你一个小姑娘去了可怎么活？”我爸倒是挺开明，拍着我的肩膀说：“有志气是好事，既然选择了，就不能退缩，别给上海人丢脸。”
出发那天，南京东路上挤得水泄不通。我们三十多个同学，每个人胸前都戴着大红花，红得晃眼。爸妈、亲戚、街坊邻居都来送，我妈哭得眼睛通红，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几个煮鸡蛋和几块零钱，还有一小罐桃酥。大客车一辆接一辆，锣鼓声、口号声、哭喊声混在一起，热闹又让人心里发酸。车子沿着外滩慢慢开，黄浦江的汽笛声呜呜地响，和平饭店、海关大楼这些熟悉的建筑往后退，我知道，这是上海在跟我们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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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火车站，站台更是人山人海。我们排着队上火车，车窗边挤满了送别的人，爸妈扒着窗户，一遍遍叮嘱“多写信”“照顾好自己”。我强忍着眼泪，笑着点头，可当汽笛一声长鸣，列车缓缓开动的时候，眼泪再也忍不住了，顺着脸颊往下淌。同学们也都哭了，有的趴在车窗上挥手，有的抱着肩膀默默流泪，车厢里一片抽泣声。我心里又难过又兴奋，难过的是要离开家、离开爸妈，兴奋的是马上就要去一个全新的地方，开启不一样的人生。
这满载上海青年的火车一坐就是四天四夜，那罪可真不是一般人能受的。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坐累了我们就站起来直直腰，饿了就吃随身携带的馒头和咸菜，渴了就拿着茶缸去茶炉打开水。晚上只能靠着座位打盹，腿都肿了。窗外的风景一天天变，从江南的青瓦白墙、绿水青山，变成了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再到后来，连草都少见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戈壁荒滩，一眼望不到头的荒凉和落寞。有的同学开始打退堂鼓，小声嘀咕“这地方也太荒凉了”，可没人真的想回去，毕竟，我们是戴着大红花离开上海的，怎么能半路退缩呢？
好不容易到了新疆的大河沿车站，下了火车，一股子热浪夹着风沙就扑面而来，吹得人睁不开眼睛。车站特别简陋，就是几间土房子，周围全是土黄色的沙子，跟上海的繁华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们在车站休息了一天，吃了两顿糙米饭，带队干部给我们重新编组，我和二十多个上海同学一起，坐上了敞篷卡车，继续往天山脚下行进。
卡车开在土路上，颠簸得厉害，我们紧紧抓着车厢栏杆，生怕被甩下去。风沙刮在脸上，又疼又痒，嘴里、鼻子里全是沙子，吐都吐不干净。走了两天两夜，终于到了目的地——农一师下属团场的十七连，就在天山脚下的多浪河畔。
到了连队，我才算真正见识到什么叫“艰苦”。我们住的是地窝子，就是在地上挖个坑，上面搭点芦苇和泥土，半截埋在地下，又矮又暗，进去都得低着头。里面铺着干草，晚上睡觉，能感觉到潮气往上冒，蚊虫还特别多，嗡嗡地围着人转，根本睡不好觉。大新疆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天堂，除了多浪河沿岸那一片片芦苇荡，再就是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滩，头顶葡萄脚踩哈密瓜的美好景象只是凭空想象出来的。看看大新疆的荒凉和冷落，我们的心情就像这荒芜的戈壁滩一样苍凉。
地窝子
吃的就更别提了，顿顿都是水煮萝卜。早上喝萝卜汤，中午煮萝卜片，晚上啃萝卜咸菜条。刚开始，我们这些吃惯了上海小菜的姑娘们根本吃不惯，有的同学偷偷哭着说想念家里的红烧肉、小笼包。可哭归哭，饭还得吃，活儿还得干。我们每个人发了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还有一把坎土镘——指导员说这就是我们兵团战士的武器，也是我们改造大新疆的利器。
经过半个月的军训和学习，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垦荒种地的日子。每天天不亮，哨声一响，我们就得起床，推着小车、扛着坎土镘下地，腰间扎一根绳子。那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平整土地，引水洗硷（用天山雪水反复浇灌土地，淡化酸碱度），改良土壤。中午太阳特别毒，戈壁滩上没有一点遮挡，晒得人头晕眼花，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把军装都浸透了，干了之后，背上全是白花花的盐渍。晚上天黑透了才收工，回到地窝子，累得连饭都不想吃，倒下就呼呼睡着了。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跟着老战士一起，挖水渠、平土地、种庄稼。春天的时候，我们顶着风沙播种；夏天的时候，冒着酷暑浇水施肥；秋天的时候，迎着寒霜收割粮食。手上的水泡磨破了，又长出厚厚的老茧；皮肤被晒得黝黑，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白白净净的上海姑娘了。可看着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一点点变成绿油油的麦田、棉田，心里别提多有成就感了。我们连队的老连长常说：“你们这些上海青年，看着娇滴滴的，干活比谁都卖力，真是好样的！”
上海支边青年在新疆
记得是1968年和1969年，我连续两年被团场评为先进生产标兵，1970年升任女兵排排长，我代领女兵排突击支渠清淤，原计划十天的任务我们七天就完成了，指导员给我起了一个雅号，他说我简直就是一个累不倒压不垮的铁姑娘，在我们十七连，“铁姑娘”成了我的名字，没人再叫我刘忠娟。其实，这个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我们女兵排全体人员的荣誉。
一晃就是八、九年，八、九年的时间显得那样慢长又短暂，想想我们吃过的苦，我们就感觉日子过得很慢。可回头看看我的年龄，似乎就在转眼间，我已经从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长成了二十五岁的大姑娘。当时连队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团部还把个人问题列入连队的考核标准，哪个连队单身多，连长、指导员都会受批评，连队的流动红旗也会被摘走。我是连队的先进生产标兵，是赫赫有名的“铁姑娘”，可我的婚姻问题却亮起了红灯。
张指导员问我：“刘忠娟，你的个人问题是自己解决还是组织上帮你解决？”我红着脸说：“指导员，我还是争取自己解决吧。”“那也行，你可不能拖咱十七连的后腿。”张指导员很严肃地说道。
在战友的撮合下，我认识了机耕班的班长徐家斌，他也是上海人，为人踏实肯干，会驾驶拖拉机和播种机，也会修理拖拉机，只是他的皮肤太黑，战友们都说他像非洲朋友。起初我也嫌他黑，渐渐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1974年回上海探亲，不知是巧合还是组织上的安排，我和徐家斌的探亲假一起批了下来。张指导员亲自为我俩拦截了去团场的拖拉机，还嘱咐徐家斌路上好好照顾我。
回家探亲可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搭乘团场的汽车好不容易到了大河沿车站，在大河沿车站等了两天，我们才买到了回上海的车票。一路上，徐家斌处处都关爱照顾我，上车时帮我拿行李，在车上帮我打开水，给我买吃的。夜间我睡着了，他还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盖在我身上，我很感动，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非他不嫁。
回到上海，我爸妈见了徐家斌，都嫌他黑，我妈还问我：“娟娟，你们兵团也有煤矿呀？他是在煤矿挖煤的吧……”我知道我父母对徐家斌不太满意，可我已经拿定了主意，谁说啥也没用。
集体婚礼
探亲假结束回到连队，我和徐家斌第一时间就提交了结婚申请，当时我们连还有三对战友准备结婚，连队就为我们举办了集体婚礼，我没拖连队的后腿，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温暖又幸福的家。后来团部又给我们连队分派来三名浙江籍的姑娘，三名大龄男战友顺利脱单。
婚后不久我发现我怀孕了，老是恶心呕吐，吃不下饭，徐家斌就驾驶拖拉机去团场商店给我买午餐肉罐头，到多浪河给我抓鱼补充营养，我成了十七连最幸福的女人。
1975年冬季，我儿子徐国强出生了。有了孩子，我就更忙碌了，徐家斌心疼我，每天收工后，他都会主动做饭，给孩子洗尿布，帮我分担了很多。那时候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一家人其乐融融，我感到特别幸福特别快乐。
1991年夏季，就在我们商量着准备把孩子的户口迁回上海时，徐家斌的父亲突然因病去世。料理完他父亲的后事，徐家斌提出了把徐国强的户口迁回上海的要求。他弟媳却坚决不同意，原因就是怕他回上海争房产。一番理论也没能做通弟妹的工作，徐家斌也就放弃了让儿子回上海读书的打算。
徐国强很争气，高中毕业考上了新疆大学，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回到阿克苏工作，在阿克苏成家立业，后来调到政府机关工作。
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团场的条件也越来越好了。地窝子变成了砖瓦房，泥泞的土路修成了柏油路，团场里建起了教学楼、医院、商店，甚至还有了健身房、广场舞广场。我们再也不用顿顿吃萝卜了，肉、蛋、奶、新鲜蔬菜天天都能吃到，生活跟当年比，简直是天上地下。退休后，我们也过上了休闲又充实的幸福生活。
现如今，我和徐家斌也都快八十岁的人了，身体都很硬朗，每天早上起来散散步，跟老战友们聊聊天，挺快乐的。我们居住的小区就有三个留守在新疆的上海知青，有时他们也问我：“老刘，还打算回上海吗。你和老徐还真打算把这把老骨头留在新疆啊？”“在哪不是一辈子呀，哪里黄土不埋人呀，在这已经生活了一个甲子，也习惯了这里的气候和生活方式，要是真回到上海，都不一定能习惯。这辈子，我和老徐就打算留在这儿了，哪也不去了。”我说的是心里话，那几名老朋友其实是在试探我，他们也没有回上海颐养天年的打算，他们也早已把新疆当成了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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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子的风雨兼程，六十载初心不改。从繁华的大上海到荒凉的戈壁滩，从十六岁的懵懂少女到年近八旬的老人，我把一辈子都献给了新疆。我不后悔当年的选择，如果再让我选一次，我依然会戴着大红花，坐上西行的列车，来到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因为这里有我的青春，我的爱情，我的亲情，有我的全部。我会永远留在新疆，和老伴一起守护着这片我们用汗水浇灌的土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美丽的大新疆，我一辈子爱恋的人间天堂。
讲述人：刘忠娟老师
执笔创作：草根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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