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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瓦解,法国凭借委任统治权确立对叙利亚的殖民控制。这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统治深刻改变了叙利亚的发展轨迹,下文将对法国殖民时期的叙利亚作简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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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法国殖民当局推行分而治之政策,将叙利亚与黎巴嫩分割管理。

在叙利亚主体区域内,又进一步划分出大马士革、阿勒颇、阿拉维山区、德鲁兹派行政区等多个区域,通过制造族群矛盾、挑拨派系对立巩固殖民统治。殖民当局笼络地主阶层,扶植买办及宗教领袖,培养以马龙派基督徒和阿拉维派皇协军为核心的少数派亲法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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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马龙派基督徒因宗教立场,长期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忠实附庸。贝鲁特大屠杀便是在犹太势力的授意下,由黎巴嫩马龙派长枪党实施的。

阿拉维派原本是叙利亚的少数族群,聚居在落后的拉塔基亚山区,长期遭受占社会主体的逊尼派压迫,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国内学术领域的部分相关研究,直接照搬并汉化西方资料,称阿拉维派为什叶派分支,进而推断这是其与伊朗能够建立关联的原因,这一观点存在明显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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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阿拉维派与伊朗什叶派关联极少,几乎可视为毫无交集。阿拉维派本质上是多宗教融合的多元群体,融合了马龙派、东正教、什叶派、虚拟派甚至佛教的部分元素。例如,阿拉维派信徒会庆祝圣诞节且饮酒,这与伊朗什叶派的宗教习俗截然不同,若向伊朗神职人员提及此事,便能明确两者的差异。

阿拉维派之所以被贴上什叶派的标签,主要是因为逊尼派的排挤与打压。两者唯一的显著共同点,或许是均遭受逊尼派排挤,且可能都反对穆拉维耶势力,相关教派渊源较为复杂,难以厘清。

法国殖民当局到来后,大量处于边缘区域的阿拉维派信徒进入叙利亚政府及军队任职,转而成为殖民者的统治工具。出身阿拉维派的哈菲兹·阿萨德,其父亲曾是皇协军成员。此外,法殖民当局大力推行法语教育,普及法国历史,阿拉伯语教育受到严重冲击,阿拉伯语教师的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

经济层面,法殖民当局毫无遮掩地大肆掠夺叙利亚的财富,将黄金、珠宝、文物古董等通过贝鲁特港口源源不断运往巴黎。同时,殖民当局掌控了海关、邮政、通讯、交通等所有重要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控制叙利亚的铁路、港口、电力等经济命脉。然而,这套在阿尔及利亚、西非、东南亚等多个殖民地均奏效的殖民手段,在叙利亚却未能完全达到预期效果。

殖民统治的压迫激起了叙利亚各族群、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各地反法运动此起彼伏、持续不断。

1925年7月,阿特拉什领导并发动了德鲁兹山区起义,起义迅速蔓延至叙利亚全国。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叙利亚共和派领袖舒克里·库阿特利响应起义,利用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网,为起义军提供资金与物资支援,库阿特利日后成为叙利亚第一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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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起义军攻占大马士革;11月,起义军几乎控制了包括大马士革在内的叙利亚全境。面对声势浩大的反法浪潮,法殖民当局试图推行分化瓦解政策,提出让德鲁兹派独立的计划,但遭到阿特拉什的坚决拒绝。阿特拉什明确表示,叙利亚的统一与阿拉伯民族的团结,远比任何局部利益更为重要。但双方力量对比极为悬殊,法军为夺回大马士革,对这座拥有4000年历史的古城进行了连续数日的炮击,大马士革几乎沦为一片废墟。1927年7月,起义最终失败,阿特拉什被迫流亡巴勒斯坦。尽管起义失败,但它无疑给法国殖民当局的统治给予了沉重打击,动摇了其殖民根基。

阿特拉什是阿拉伯及叙利亚历史上最受民众爱戴的革命者之一,后世泛阿拉伯主义者将其视为爱国主义、勇气与世俗主义的象征。他在革命期间提出“宗教属于真主,但祖国属于所有人”的口号,在那个思想保守的年代,其演讲与文章几乎不包含任何宗教诉求,甚至带有一定的反叛色彩。阿特拉什还以简朴谦逊的品格闻名于阿拉伯世界,1946年叙利亚独立后,他拒绝接受任何政治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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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蜜月期,纳赛尔在访问叙利亚途中,曾向阿特拉什授予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也对其在叙利亚革命中发挥的历史性作用予以表彰。

大起义之后,“民族的而非地域的、阿拉伯的而非教派的、独立的而非被压迫的”等口号开始在叙利亚民众中广泛传播。阿特拉什被誉为现代伊斯兰骑士,他的事迹与精神深刻影响了大批叙利亚年轻人,也使得德鲁兹派这一小众群体,在叙利亚后续的历史发展中多次扮演重要角色。

而德鲁兹派下一次闻名于世,与一个名叫伊萨姆·扎克雷丁的人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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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起义结束后,损失惨重的法国殖民当局被迫做出部分让步,假意同意民族主义者提出的议会选举与民族独立诉求。1927年4月,叙利亚立宪会议召开,成立不久的叙利亚民族联盟获胜。

1928年8月,叙利亚民族联盟领袖舒克里·库阿特利提出建立统一、独立的叙利亚共和国,但法国殖民当局当场反悔,拒绝承认叙利亚独立,并强制解散议会。

1929年,被称为“黑色星期五”的全球经济危机席卷欧洲。为维持殖民帝国的统治,1930年3月,法国殖民当局官员彭索重新认可叙利亚的独立诉求,但仅允许其获得有限度的独立,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为受法国委任统治的共和国。这一结果遭到叙利亚人民的坚决反对,此后数年,法叙双方围绕独立问题持续僵持博弈。彼时,世界局势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暗流涌动,面对重新崛起的纳粹德国,稳住叙利亚成为法国的当务之急。

1936年9月,法叙双方在巴黎签署《法叙同盟条约》,德鲁兹区与阿拉维区被重新并入叙利亚。为保住自身殖民利益与驻军权,同时拉拢土耳其、防止其倒向德国,法国殖民当局强行将叙利亚的亚历山大勒塔地区割让给土耳其,此举也埋下了叙土两国数十年矛盾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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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国试图进一步加强对叙利亚的控制,但局势已然失控。张伯伦推行的绥靖政策与所谓“固若金汤”的防线,未能阻止纳粹德国的扩张。在短短40天的战争中,纳粹德国击败法国,法国被迫投降。在此背景下,叙利亚沦为“殖民地的殖民地”,被纳粹德国与法国维希政府共同控制。

在纳粹德国与维希政府统治期间,叙利亚并未遭受如同东欧国家那般残酷的高压统治,这或许是因为希特勒政权彼时无暇全力掌控叙利亚,也可能与叙利亚人民的顽强抵抗有关。但流亡海外的戴高乐并未忘记叙利亚,1941年6月,自由法国军队在英军的配合下,收复了叙利亚与黎巴嫩。

戴高乐原本意图维持法国在该地区的殖民影响力,但为支撑自由法国的抗德行动,自由法国在叙利亚采取了比纳粹德国更为残暴的掠夺式统治——暴力镇压反法起义,逮捕反对戴高乐的黎巴嫩总统与总理,征收的苛捐杂税几乎是纳粹德国与维希政府统治时期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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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引发叙利亚人民更为强烈的反抗,反法起义愈演愈烈。

这一时期,两个地下组织逐渐崭露头角,分别是米歇尔·阿弗莱克与萨丁·比塔尔创立的复兴党,以及扎基·阿尔苏奇创建的复兴社会党。1943年,二战接近尾声,迫于美苏两国构建战后新秩序的压力,戴高乐虽不情愿,但最终还是承认了叙利亚与黎巴嫩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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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8月,叙利亚民族联盟领袖舒克里·库阿特利当选为叙利亚总统;1944年,美国与苏联先后承认叙利亚的主权地位;1945年2月,叙利亚政府以主权国家身份向轴心国宣战,并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同年3月,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埃及成立。

然而,1945年5月29日,法国并未彻底放弃殖民野心,戴高乐再次下令法军入侵大马士革,炮击叙利亚议会,公然逮捕叙利亚政府领导人,并制造了为期两天的大马士革大屠杀,造成约1000人死亡。最终,在英国首相丘吉尔与英军的斡旋下,双方实现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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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斡旋并非出于公正立场,实则是为了趁机向巴勒斯坦地区输送犹太移民、武装犹太势力。直至1946年4月17日,英法军队开始从叙利亚撤军,叙利亚将4月17日定为国庆日,以纪念国家真正摆脱殖民统治。

1947年1月,英法军队全部撤出叙利亚,这片数个世纪以来被殖民阴霾笼罩的土地,终于迎来了独立的曙光。同年,复兴党与复兴社会党合并,组成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其创立者分别是出身东正教的阿弗莱克、逊尼派的比塔尔与阿拉维派的阿尔苏奇。三人皆有社会主义背景,接受过西方教育,经历过革命浪潮的洗礼,提出了“统一、自由、社会主义”的核心口号。

复兴党人不承认新生阿拉伯国家国境线的合法性,认为这些国境线是殖民者强加给阿拉伯人民的枷锁,历史与事实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从客观视角来看,西方国家在阿拉伯世界划分的国境线,大多跨越民族与宗教,极不合理,成为日后阿拉伯世界动荡冲突的隐患。

相较于当时的美苏两国,法国与英国在第三世界的殖民操作更为令人不齿:沙俄热衷于扩张霸权、掌控附庸,美国奉行强取豪夺的霸权主义,而英法两国的诸多操作则毫无逻辑可言,即便对自身不利、甚至可能遭受反噬,也执意推行。

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的遭遇,便是典型例证。但英法两国的霸权手段,并不比美国的直接掠夺更为高明,其在中东西非、印巴、东南亚地区的两面三刀、巧取豪夺,最终往往自食恶果、遭到反噬。

尽管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诞生于叙利亚,但该党成员活跃于阿拉伯世界各个地区,甚至包括也门等偏远地区。这一时期的复兴党尚处于探索阶段,效仿意大利统一运动期间的烧炭党,采用秘密结社的组织形式,以数人组成的小组作为基层单位,成员分为党员、预备党员、积极分子三个级别。

此时的复兴党,影响力虽局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体,但在叙利亚社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广泛传播社会公正、经济民主、议会改革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吸纳了大量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与基督徒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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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一位来自拉塔基亚山区的学生领袖加入复兴党,他原名哈菲兹·瓦赫什,出身于拉塔基亚的一个小山村。

入党时,哈菲兹年仅16岁,他自幼品学兼优,善于结交人脉。起初,出身普通的哈菲兹梦想成为一名医生,但因家境贫寒,无力承担医科大学的学费,最终选择报考免学费的霍姆斯军事学院。凭借自身努力,哈菲兹在军校中依旧表现优异,尽管身材普通、身体素质并不突出,但在军事训练与文化考试中,他始终力争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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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哈菲兹从阿勒颇空军学院毕业,被分配至新生的叙利亚空军。与此同时,他将原名“瓦赫什”(意为“野兽”)改为“阿萨德”(意为“狮子”)。

此后,哈菲兹·阿萨德在复兴党内逐渐崭露头角,积累了自身的影响力。20世纪50年代,更多年轻人(包括逊尼派信徒)加入复兴党,一位来自巴格达北部小村庄的年轻人也在此时加入该党。与哈菲兹·阿萨德截然不同,这位年轻人身材魁梧,却不爱学习,在校期间常被视为问题学生。彼时,无人能够预料到,这两个性格、出身截然不同的人,日后将成为彼此最大的政治对手。

这位年轻人,便是萨达姆·侯赛因。不过,在当时的黎凡特地区,政治舞台的主角尚未轮到这些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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