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晚年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不是叛徒，我是一个日本人，也是一名抗日战士。”
这句话，不是辩解，也不是口号。
在日本，他被盯了一辈子；在中国，他却待了十五年，穿过军装、挎过枪，还见过毛主席。
说起来，小林宽澄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不是他成了八路军，而是他原本是个和尚，而且是日本本土的天台宗僧人。
这事儿，得从1939年的一封信说起。
那年夏天，日本正处在全面侵华战争的中期。
前线吃紧，国内开始第二轮征兵。
小林刚满20岁，正在家里念经，准备将来接管父亲的寺庙。
婚也没结，仗也没打过，就被征进了陆军。
他不想去。
但没用。
日本政府那会儿已经把“和尚”当成普通国民处理了，明治时代就废了僧侣的特权，哪怕是出家人，也得扛枪上阵。
小林从小没受过多少苦，被扔进军营之后，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圣战教育”和“杀人训练”。
在青岛，他跟着部队做“见红训练”。
按日军的说法，新兵上战场前必须杀一次人，否则打仗的时候会软脚。
教官逼他刺死一个中国战俘。
他下不了手，结果被罚站，被骂没骨气。
但他记住了那个战俘的眼神，一直到很久以后还会梦见。
1940年夏，山东牟平县，小林所在的分队跟八路军遭遇。
他们人少，没多久弹尽粮绝。
他一度想自尽，举枪对着脑袋开火，结果手一抖，子弹擦着头皮过去，把他震晕了。
等他醒来，已经在八路军的医院。
他开始的时候挺抗拒，不吃饭、不说话，还试图逃跑。
但八路军没打他，也没骂他。
每天有人送饭、包扎伤口，还有人跟他讲日本军队在中国干了什么。
“小林，你说你是和尚，那你自己看看，日本军队在中国杀了多少无辜的人？”一个八路军战士这么问他。
他不信。
可慢慢地，看到了照片、听到了证人，还学了点中文，接触到八路军内部的政策和宣传。
他开始怀疑。
再后来，他主动要求留下。
他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但的确是最坚定的几个之一。
1941年，他被送到延安学习，正式加入八路军。
那时候的延安，物资紧张，但人心齐。
他在那儿学了不少东西，也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喊话。
夜里，他被游击队护送到日军据点附近，先唱几句日本民谣，再用日语喊：“兄弟们，醒醒吧！中国不是敌人！这场战争是你们国家发动的！”
有时候喊话能换来沉默，有时候会被开枪驱赶。
他不怕。
他说：“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1942年起，随着俘虏增多，小林开始负责对日战俘做思想工作。
他会一对一跟他们谈：“你们想回家吗？不想死就好好听我说。”
有些人听了之后，还真留下了。
日军方面知道了这事儿，给他下了通缉令，明码标价，活捉或击毙皆可。
可小林没停过。1944年，他甚至化装进了山东新泰县做侦查。
穿便衣、讲日语，混在街上转了七天，没人认出来。
战争结束后，他参与了济南的战俘遣返工作。
后来随八路军进了东北，继续做日侨管理和联络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留在了内蒙古，做医药工作，还当上了医院副院长。
他在那儿结了婚，对方也是日本人，是战后留在中国的日侨。
他们有了孩子，一家人过得挺安稳。
1955年，小林申请回日本探亲。
临行前，组织上给了他一些钱，还帮他安排了回国手续。
他走得很平静，说：“我得回去看看那座寺庙还在不在。”
可他没想到，一回国就被日本政府盯上了。
日本人不信他。
有人说他是被洗脑了，有人说他是中国派来的间谍。
那些年，他生活在监视之下，很多工作被拒绝，出门也被人跟着。
但他没改口，也没躲。
他成立了“日本八路军联络会”，跑了无数场讲座，讲中国的抗战，讲南京，讲731。
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不是投降，是觉醒。”
2005年，他作为“日本八路军代表”回到中国，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2015年，他又来了一次。
这次他带着儿子，去韶山看了毛主席的雕像，还唱了一首老歌。
2019年1月，小林宽澄在日本去世，享年99岁。
当时，中国驻日使馆送去了花圈。
参考资料：
曹涵，《小林宽澄：一个日本八路军战士的中国故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黑明，《日籍“老八路”小林宽澄》，《党史博览》杂志，2015年第9期。
《日本八路军联络会资料汇编》，中日友好协会档案馆藏，1957年—1999年整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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