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其实是边缘文明：这场延续百年的对比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中华文明|中原|农耕|华夏|边缘文明

文/胡铁瓜

估计有人一看我说华夏文明是边缘文明立刻就急了，可是这个边缘是地理概念上的边缘，我们打开地图就可以看的很清楚，所以切勿拿这个上纲上线！

我们都知道咱们老祖宗一直以来都把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标注成“天下之中”，可要是把视野拉开，放到整个欧亚大陆的大地图上，这片孕育中华文明的土地，不过是偏居东端的一隅，和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那些早期文明的核心地带，隔着千山万水。就是这个简单的地理事实，让一场持续了上百年的中西方文化对比，从根儿上就失去了公平——我们总用同一把标尺去衡量两个起点不同、路径迥异的文明，却忽略了它们从诞生之初，就有着天差地别的生存环境和发展逻辑。

提起人类文明的起源，绕不开的就是人类从非洲走出来的迁徙路线。晚期智人7万年前踏出非洲，从来都是挑着好走、资源多、宜居的地方落脚，绝不会一头扎进偏远的角落。他们的第一站就扎进了亚欧非三大洲交界的“新月沃地”，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伊朗、土耳其一带，这里成了人类文明的“孵化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爱琴海的古希腊文明、安纳托利亚的赫梯文明，扎堆儿在这片土地上发芽、结果、交融，活脱脱一个“文明学霸班”。这些文明隔三差五就打仗、做买卖，顺手就把对方的好东西学来了，交流的频繁程度，是远在东方的我们根本比不了的。

而咱们的老祖宗，走到东亚这片土地可不容易。之前考古界总说晚期智人4万年前才到中国，可近年朔州峙峪遗址的发现直接刷新了认知，4.5万年前这里就有现代人生活了，还挖出了中国最古老的石墨饰品、双面磨制的骨器，甚至还有从1000公里外运来的黑曜石——这说明那会儿咱们的祖先也有跨区域的社交网络，不是完全与世隔绝。但这种交流只是零星的、偶然的，跟新月沃地那些文明天天面对面的交融比起来，根本不是一个量级。黄河流域被青藏高原、蒙古戈壁、太平洋围成了天然的封闭圈，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咱们想系统学西方的先进技术、思想制度，门儿都没有。这种地理上的半封闭，让中华文明从诞生起就成了亚欧大陆的边缘选手，而西方文明则稳稳占据着核心C位，这是老天爷定的起点，谈何公平？

但千万别觉得边缘就等于孤立或者落后，这是很多人对中华文明的误解。咱们的文明从来不是中原一枝独秀，而是实打实的满天星斗，近年的考古发现把这个事实锤得明明白白。陕北的石峁遗址，光是核心区的大台基就有1.6万平方米，皇城台墓地挖出来的鹰纹玉钺，刻工精细到让人叹为观止，更有意思的是，基因检测发现石峁人主要是陕北仰韶文化的后人，还混了点北方草原牧民和南方种水稻人群的基因，甚至还有欧亚草原的文化元素传过来，只不过不是靠人口迁徙，而是靠贸易和技术交流。这说明石峁不只是个区域性的军事中心，还是史前的贸易枢纽，跟黄河流域、草原、南方都有往来。

还有山西的陶寺遗址，280万平方米的城址里，宫城、仓储区、作坊区分得清清楚楚，龙盘、朱书扁壶这些礼器一挖出来，直接证明这里4300年前就有早期国家的样子了。更别说良渚的水利系统、浙江的河姆渡遗址，一个个都在告诉我们，早期中国大地上，中原之外到处都是璀璨的文明中心。这些文明还靠着一条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连在一起，彩陶的样式、玉器的工艺，顺着这条带从北传到南，从西传到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中华文明的“边缘”，只是相对于亚欧大陆的整体格局而言，在东亚这片土地上，咱们的文明内部早就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交流网络，多元一体的格局从起源阶段就刻在了骨子里。

而中西方文明最核心的差异，其实是从农耕开始的——咱们的老祖宗太早把农耕玩明白了，早早过上了能吃饱饭的日子，而欧洲人在温饱线上挣扎了几千年，这份早熟，成了中华文明的甜蜜负担。早在西周时期，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就已经成型，那时候一亩地（周亩）能打1石粮食，到了战国，随着铁农具和牛耕的普及，亩产直接涨到2石，翻了一倍。那时候一个农民种百亩地，除了养活一家人，还能剩下一半的粮食当剩余产品，一个劳动力能供养的人口，是西周初年的2倍多。要知道，这可是2000多年前的水平，那时候的欧洲，还在刀耕火种的阶段，连像样的农耕技术都没有。

到了秦汉，农耕文明更是越做越强，西汉人口直接冲到6000万，靠着精耕细作，中原大地养活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而欧洲呢，直到14世纪，英国人才刚勉强告别因饥饿导致的高死亡率，大部分地区还是半农半牧的糊口经济，一亩地的粮食产量连西周的一半都不到，贵族和百姓都在为一口吃的挣扎。这种农耕文明的早熟，是地理环境给的底气——黄河长江流域雨热同期，土壤肥沃，天生适合种地，而欧洲的气候雨热不同期，平原少山地多，种地的先天条件差了一大截。

但吃饱饭的代价，就是早早遇到了马尔萨斯陷阱的挑战。粮食够吃了，人口就开始疯长，康熙二十四年的时候，全国耕地才607万顷，到了乾隆四十六年，耕地涨了不少，可人口涨得更快，从1.5亿直接冲到3亿多，占了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多粮少，土地就越分越小，米价翻着倍涨，康熙年间一石米才0.7两银子，到了乾隆年间直接涨到一倍多，老百姓的财富硬生生缩水了一半。马嘎尔尼访华的时候，一眼就看出了问题，说中国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贫富差距大到离谱。

为了活下去，咱们的老祖宗只能拼命精耕细作，把一亩地的潜力挖到底，甚至开山造田、围湖造田，可就算这样，还是逃不过人多地少的困境。而欧洲呢，因为农耕不发达，人口增长慢悠悠的，等好不容易摸到马尔萨斯陷阱的边，好运直接砸头上了——发现了北美新大陆，玉米、土豆、红薯这些高产作物漂洋过海而来，直接缓解了粮食短缺，紧接着工业革命爆发，蒸汽机取代了人力，生产力实现了质的飞跃，直接跳出了土地和粮食的限制。一边是在陷阱里挣扎了上千年的中华文明，一边是刚遇困境就踩上跳板的西方文明，这就像两个跑步的人，一个早早撞上墙，只能原地打转，一个快撞墙时突然出现一扇门，直接冲了出去，我们却非要比谁跑的远，这对前者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苛求。

而聊到中华文明，就绕不开华夷之辨，很多人觉得这是排外的代名词，其实是把老祖宗的智慧想简单了。咱们的华夷之辨从来不是死磕血缘和地域，而是以文化为标尺的动态边界——种地、讲礼仪、守规矩的就是“华夏”，游牧、没规矩的就是“蛮夷”，但只要“蛮夷”愿意接受华夏的文化和礼制，就能融入进来，甚至能当皇帝。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本是鲜卑人，却硬生生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下令禁穿胡服改穿汉装，连皇室的拓跋氏都改成了元氏，甚至废除了鲜卑传统的西郊祭天，改成中原儒家的南郊祭天。他还特意把北魏的“德运”定成水德，接续西晋的正统，摆明了告诉天下：我鲜卑人也是华夏的一份子。

这种以文化为核心的认同方式，让中华文明有了极强的包容性。元朝一统天下后，直接实行“无分华夷”的政策，蒙古人、汉人、色目人一律平等，清朝的康熙、乾隆，一边保留满人的习俗，一边尊孔崇儒，推行科举，让满汉一家。反观欧洲，直到近代还在靠血缘和民族划分阵营，你是日耳曼人，我是斯拉夫人，他是凯尔特人，互相看不顺眼，打了几千年的仗。可咱们的老祖宗，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明白，文明的边界从来不是血脉，而是文化。不过这份包容也有副作用，让咱们少了主动向外探索的动力——觉得自己的文明就是最好的，远方的“蛮夷”没什么值得学的，所以即便有了丝绸之路，也更多是商贸往来，而非主动的文化和技术吸收。

还有一个藏在细节里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中西方文明的走向，那就是继承制度。咱们中国传统实行诸子均分制，家里的土地、财产，几个儿子一人一份，而西欧在18世纪之前，普遍采用长子继承制，只有长子能继承庄园和财产，其他儿子只能自己出去闯。这两种制度的背后，是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而清代苏州的《鱼鳞册》，把这种差异的结果写得明明白白。清光绪年间的太平桥镇，九本《鱼鳞册》记了3700坵田地，一共1.1万亩，可当地有田的人只占十分之一，十分之九的人都是佃农。一亩地丰年能收1到3石粮食，佃农要交八九斗到一石二三斗的租，刨去种地的成本，丰年也就剩6斗粮食，约七八十斤，碰到荒年连租都交不上，只能弃田乞讨。

这就是诸子均分制的结果，土地一代一代分下去，越分越小，最后变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只能靠提高人力投入来维持产量，慢慢陷入了“内卷化”的困境。而西欧的长子继承制，虽然看着不公平，却逼着那些次子、幼子离开庄园，有的去经商，有的去航海，有的去开拓新的土地。这些人慢慢形成了独立于庄园体系的新经济力量，为后来的商业革命、新航路开辟埋下了伏笔。哥伦布就是个典型，他本是意大利热那亚一个织布工的儿子，没有继承权，只能去航海，最后意外发现了新大陆。这就好比两个家庭，一个把家产平分给孩子，每个孩子都守着一点薄产勉强糊口，一个只给老大留家产，其他孩子被迫出去闯天下，最后闯出了一片新天地，这不是谁更聪明，而是制度带来的不同选择，根本没法用同一套标准评判。

中西方对灾难的态度，更是把这种文化差异体现得淋漓尽致。咱们的老祖宗相信“天人感应”，觉得皇帝是“天子”，天下出事就是皇帝没干好，触怒了上天。所以一旦闹灾荒、发瘟疫，皇帝就得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减膳、避殿，甚至愿意用自己的性命换上天原谅。汉哀帝时天下大旱，他直接下罪己诏，把所有过错揽到自己身上，唐德宗因泾原兵变丢了长安，事后下罪己诏，一句“万姓何辜，罪在朕躬”，直接让叛军倒戈。在这种文化里，皇帝就是灾难的最终责任人，百姓饿肚子了，就觉得是皇帝无能，忍不住就会造反，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十有八九都是因为灾荒，最后形成了“治乱循环”的怪圈。

可欧洲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信基督教，觉得灾荒、瘟疫都是上帝的惩罚，跟君主和贵族没关系。14世纪的黑死病，让欧洲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可当时的国王、贵族们，第一反应不是救灾，而是自己跑路，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直接躲到了乡下的城堡里，法国国王腓力六世紧闭王宫大门，根本不管百姓的死活。贵族们甚至在饥荒时吃人肉充饥，可百姓也不怪他们，觉得是自己罪孽深重，惹上帝不高兴了。最典型的就是爱尔兰大饥荒，100多万人饿死，英国有充足的粮食却坐视不管，英王维多利亚只捐了一点钱就撒手不管，可爱尔兰百姓却没怎么批评英王，更没有大规模反英。这种对比太扎心了：咱们的皇帝因为灾荒要下罪己诏，甚至丢了江山，而欧洲的君主再怎么不作为，都能靠上帝甩锅，这难道公平吗？

西方文明的快速崛起，还离不开它的杂交优势。从一开始，西方文明就处在多个早期文明的交汇处，天生就擅长吸收别人的东西。古希腊人学了古埃及的几何学，用来丈量土地、建神庙；学了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创造出了自己的字母；古罗马人又学了古希腊的哲学、城邦制度，还吸收了两河流域的法律思想，制定出了《十二铜表法》。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学者重拾古希腊的人文精神，打破了基督教的思想束缚；启蒙运动又提出了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价值观，推动了制度创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曾直言，西方的平等观念更多是形式上的，在实质公平上还有很大局限，当代西方的贫富差距、种族歧视，都是这种形式平等的后遗症。

而中华文明，因为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只能靠自己摸索，却也走出了一条独有的路。咱们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推动了文化的传播，指南针让航海成为可能，火药结束了冷兵器时代。咱们的水利工程，都江堰2000多年来一直滋养着成都平原，大运河连接了南北的经济。面对人口压力和粮食短缺，咱们的老祖宗没有选择对外掠夺，而是靠精耕细作、大规模水利工程、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来应对，这种模式在工业革命之前，一直是最有效的生存方式，支撑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文明延续了几千年。

其实中西方文明的差异，从来都不是谁优谁劣的问题，而是起点不同、路径各异的必然结果。欧洲人在地图上标注条条大路通罗马时，咱们的老祖宗在典籍里记载的是“一点四方”的政治建制，前者追求向外扩张、互联互通，后者讲究内聚整合、天下一统，咱们的文明在亚欧大陆的边缘，靠着自己的力量走出了一条多元一体、和平延续的路，西方的文明在核心地带，借着交流和扩张走出了一条创新突破、快速发展的路。

这场持续了上百年的中西方文化对比，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是用西方的标尺来衡量中华文明，用西方的发展路径来评判我们的历史选择。我们会遗憾中华文明没有早早诞生出科学思想，却忽略了它在封闭环境里独立发展出文字、礼制、农耕体系的奇迹，我们会诟病古代中国的集权制度，却忘记了它是支撑大规模农耕文明的最优解，我们会羡慕西方的工业革命和快速崛起，却忽略了他们的崛起背后，有着殖民扩张的血腥和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