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今生今世》《胡兰成年谱》《百度百科胡兰成词条》《夏承焘天凤阁学词日记》《浙江工人日报》等史料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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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浙江温州乍暖还寒。
一个中年文人正在学校宿舍内收拾简单的行囊，神色间既有期待又带着深深的不安。
此人化名张嘉仪，真实身份是曾任汪伪政权宣传部副部长的胡兰成。
数日前，胡兰成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函，写信人是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在信中提到，希望能与他就学术问题进行深入交流，邀请他北上共商国事。
对于一个在温州隐姓埋名教书三年多的逃亡者而言，这封信如同久旱甘露。
梁漱溟此时已应伟人和周恩来邀请抵达北京，正参与新政权的统战工作。
胡兰成满怀忐忑地踏上北上旅程。
他先抵达杭州，与昔日同伴会面，继而前往上海，暂住在故友熊剑东家中。
然而就在黄浦江畔的这几日里，当胡兰成冷静思考自己的处境时，脑海中闪过一个令他惊恐万状的念头。
这个念头如晴天霹雳，瞬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这个曾经为日伪政权摇旗呐喊的文人，最终选择放弃看似光明的前程，连夜改变行程，踏上了偷渡异国的不归路。
【一】早年求学与初涉政坛
胡兰成，原名胡积蕊，字蕊生，1906年2月28日生于浙江嵊县三界镇胡村。
胡家在当地是个普通农户，家中兄弟七人，胡兰成排行老六。
幼年时家境贫寒，但胡兰成天资聪颖，记忆力过人，深得长辈喜爱。
1913年，胡兰成入胡村小学读书。1918年，经人介绍，他前往上虞县拜俞傅村俞家为义父，并受其资助。
这个决定改变了胡兰成的人生轨迹。义父为他提供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前后共资助约千金银元之恩。
1919年，胡兰成入绍兴第五师范附属高小读书，次年进入浙江省立第五中学。
1921年，在表哥吴雪帆的指导下，胡兰成考进杭州教会学校蕙兰中学。这所学校以英文教学程度高闻名，胡兰成进入该校的目的在于提高英语水平。
在蕙兰中学的四年里，胡兰成接受了相对先进的教育。
他担任校刊《蕙兰》英文总编辑，展现出了文学才华。
在吴雪帆的介绍下，胡兰成结识了汪静之、马孝安、崔真吾等"湖畔社"诗人，开始接触新文学。
在杭州期间，胡兰成师从民国书法家周承德学习书法，先后临魏碑、隶、篆、章、草等帖，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扎实的书法基础。
然而，1925年3月临毕业前夕，胡兰成因稿件问题与教务主任方同源发生争执，被学校开除，未能正常毕业。
同年9月，胡兰成的父亲病故，这个打击让原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10月，在义母的资助下，胡兰成与本县唐溪的唐玉凤成婚。
婚后，胡兰成在胡村小学堂教书，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
然而，安于现状并非胡兰成的性格，他内心渴望更广阔的天地。
1926年3月，胡兰成前往杭州邮电局担任邮务生，月薪虽不丰厚，但总算离开了乡村。然而仅仅三个月后，因与局长发生冲突，胡兰成被开除。
同年8月，经同学介绍，胡兰成来到北京，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办公室担任文员工作。
在燕京大学期间，胡兰成虽然只是个小文员，但他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旁听课程，广泛阅读各类书籍。
他与周作人、陈垣、郭云观、梅兰芳、卿汝楫等文化名流有过接触。
特别是通过参加卿汝楫领导的燕大小组活动，胡兰成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同年，儿子胡启出生，胡兰成加入国民党，开始涉足政治。
1927年北伐时期，政治形势发生剧变，胡兰成从北京返回家乡，在家中闲住半年。
这段经历让他对政治的复杂性有了初步认识，也埋下了日后政治投机的种子。
1928年，胡兰成前往南京求职，但未能如愿。
他回到杭州，在蕙兰同学斯颂德家中闲住一年。
期间，胡兰成曾企图勾搭斯颂德的妹妹，被斯家识破后请出家门。这件事暴露了胡兰成品格上的问题，为日后的感情纠葛埋下伏笔。
1929年，胡兰成再次来到杭州，在斯家闲住几个月后，通过表哥吴雪帆的关系，进入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教书。
1930年，他转入萧山湘湖师范任教，前后两年时间里，胡兰成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同时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1931年，女儿棣云出生，胡兰成的家庭负担加重。
年底时，他准备前往广西教书，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然而，1932年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去广西的计划受阻。更大的打击是，同年5月，妻子唐玉凤病故，留下胡兰成独自承担抚养两个幼子的重任。
痛失爱妻的胡兰成决意南下发展。
1932年7月，他变卖义父母所赠地产作为路费，与陈海帆、马孝安结伴，由崔真吾引领前往广西，进入南宁广西第一中学担任文史教员。
在广西的岁月，是胡兰成人生的重要转折期。
1933年3月，他将自己的散文小说集《西江上》寄给鲁迅先生指教，显示出对文学的执着追求。
同年9月，胡兰成转入百色广西第五中学教书，并与全慧文结婚，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
1934年9月，他再次调动，前往柳州广西第四中学任教。
在柳州期间，胡兰成开始展现出政治野心。
1936年，广东和广西的军阀为反对蒋介石吞并地方势力而发动"两广事变"，胡兰成受聘于广西第七军军长廖磊，兼办《柳州日报》。
他利用报刊鼓吹两广独立，发表了一系列激进的政论文章。这些文章虽然在当时引起争议，但也引起了汪精卫派系的注意。
两广事变平息后，胡兰成因言论问题被逮捕入狱。
在狱中，他写信给广西军阀白崇禧求救，最终获得营救出狱。
这次入狱经历让胡兰成认识到舆论宣传的巨大力量，也为他日后投靠汪伪政权埋下了伏笔。
出狱后，胡兰成的政论文章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汪精卫派系背景的《中华日报》开始约他撰稿，他的文章甚至被日本的《大陆新报》翻译转载。
这种跨国影响力让胡兰成意识到，文字可以成为政治投机的工具。
【二】投靠汪伪政权的黑暗岁月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前三个月，胡兰成被汪精卫系的《中华日报》聘为主笔。
这份工作标志着他正式踏入政治漩涡。
《中华日报》是林柏生奉汪精卫之命于1932年在上海创办的报纸，专门用来宣传亲日思想和汪精卫的政治主张。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兰成的真面目开始显露。
1938年，上海沦陷后，他被调至香港《南华日报》担任编辑。
在这个关键时期，胡兰成开始用"流沙"笔名撰写社论，同时每月向汪精卫派系背景的"蔚蓝书店"提交政务报告。
期间，他与杜衡、穆时英、戴望舒、张光宇等作家诗人相识。
1938年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
次日，汪精卫在《南华日报》通电响应，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正式开始了"和平"投降运动。
胡兰成得知后，积极响应汪精卫的号召。1939年1月3日，他在《南华日报》发表了一系列卖国文章。
在社会评论《战难和亦不易1：我们的郑重声明》中，胡兰成公开反对蒋介石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定；在《战难和亦不易2：和与战》中，他为汪精卫的叛国行为辩解，主张放弃抗日，表示中国要主动选择与日本和谈的时机。
这些文章引起了广泛讨论，也引起了汪精卫的高度重视。
1939年2月，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亲自召见胡兰成。
得知胡兰成生活拮据，每月仅有60元港币的微薄收入，陈璧君当即承诺给他更好的待遇，不仅支付了2000现大洋，还让他担任《中华日报》主编，提供每月360港币的薪水。
对于胡兰成而言，这样的职位显然难以满足他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胡兰成迅速投身其中，成为汪伪政权的重要文胆。
1940年1月，他发表了臭名昭著的社论《战难，和亦不易》，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公然鼓吹"和虽不易但也要和"，为汪精卫的卖国行径摇旗呐喊。
在汪伪政权体系中，胡兰成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
1939年被选为伪中央执行委员，1940年担任伪宣传部副部长，1941年出任上海《国民新闻》社长，1942年任汪伪政府行政院法制局局长，1943年改任伪经济委员会特别委员。
这些职务让胡兰成在汪伪政权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作为汪伪政权的宣传部副部长，胡兰成的主要职责是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进行理论包装。
他利用手中的笔杆子，写下了大量为侵略者辩护的文章，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鼓动民众接受日本的统治。
这些文章不仅在中国发表，还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刊登，成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
在汪伪政权期间，胡兰成与日本驻华大使馆官员池田笃纪建立了密切关系。
池田笃纪欣赏胡兰成的才华，两人经常交流学术和政治问题。这种关系后来成为胡兰成逃亡日本的重要依靠。
然而，胡兰成的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1943年12月，因为写文章预言日本必败、汪伪政权必亡，胡兰成被汪精卫下令逮捕。
汪精卫看了文章后勃然大怒，认为胡兰成的言论动摇了伪政权的根基。
在池田笃纪等日本人的营救下，胡兰成于1944年2月获释。
这次入狱经历让胡兰成意识到汪伪政权的脆弱，但他并未就此收手，继续为日伪政权效力直至战争结束。
1944年，对日战争进入晚期，在池田笃纪的支持下，胡兰成前往汉口办《大楚报》，担任社长。
他负责联络中共与日军，希望能够共同对抗国民革命军，这种企图显示了他政治投机的本性。
在汉口期间，胡兰成与当地女子周训德发生关系并同居。
周训德因为胡兰成的缘故，在日本投降后被捕入狱，受尽折磨。
胡兰成送给她的东西全部被抄走，而胡兰成本人早已逃之夭夭，留下周训德独自承受后果。
【三】与张爱玲的命运纠葛
1943年秋天，胡兰成在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创刊号上读到了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封锁》。
这篇小说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精湛的笔法深深震撼了胡兰成，他开始收集和关注张爱玲的所有作品。
当时的胡兰成正值人生得意之时，不仅在汪伪政权中身居要职，而且文名日盛。
1944年2月1日，胡兰成从南京回到上海，专门前往《天地》杂志编辑部找苏青要张爱玲的地址。
2月4日，38岁的胡兰成初次拜访24岁的张爱玲。
两人在爱丁顿公寓的初次见面充满了戏剧性，胡兰成看到张爱玲的第一句话是："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
这次见面让两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胡兰成被张爱玲的才华和独特气质所吸引，而张爱玲也被这个文采飞扬、谈吐不凡的中年男子所倾倒。
两人相谈甚欢，从文学聊到哲学，从艺术谈到人生，彼此都找到了知音的感觉。
此时的胡兰成已有妻室全慧文和应瑛娣，还有六个子女。
然而，这些都未能阻止他对张爱玲的追求。
胡兰成展现出了惊人的魅力和手腕，很快就俘获了张爱玲的芳心。
张爱玲后来回忆这段感情时说："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1944年8月，胡兰成与应瑛娣离婚后，为了防止日后时局变动连累张爱玲，两人没有举行正式的婚礼仪式，只是私下写了婚书。
这份婚书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上两句是张爱玲撰写的，后两句是胡兰成撰写的，旁边写着炎樱为证。
然而，这段看似美好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稳定因素。
胡兰成是一个天性风流的男子，婚后没几个月就与其他女人纠缠不清。
1944年对日战争晚期，胡兰成前往汉口办《大楚报》期间，与当地女子周训德发生关系并同居。
1945年春节期间，胡兰成本应回上海与张爱玲团聚，却以公务繁忙为借口留在武汉陪伴周训德。
这种背叛让张爱玲深感痛苦，她曾要求胡兰成在自己和周训德之间做出选择，但胡兰成拒绝了，认为自己从不曾想过拿张爱玲与其他人相比。
1944年10月，胡兰成与张爱玲还曾在南京共同创办《苦竹》月刊，这是一份文艺刊物。炎樱为杂志设计封面，画的是满幅竹枝竹叶。
虽然只出了四期，但刊登了张爱玲的三篇文章：《说图画》《说音乐》和《桂花蒸阿小悲秋》。
胡兰成在回忆中写道："我办《苦竹》，心里有着一种庆幸，因为在日常饮食起居及衣饰器皿，池田给我典型，而爱玲又给了我新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的政治生涯宣告结束。
9月初，他逃回上海，在张爱玲的爱丁顿公寓住了一夜。
这一夜两人并不愉快，发生了激烈争执，最后分房而睡。
第二天早晨，胡兰成来到张爱玲房间道别时，张爱玲从被窝里伸手抱住他，忽然泪流满面，只叫了一声"兰成！"面对这深情的呼唤，胡兰成显得十分窘迫。
敏感的张爱玲瞬间明白了什么，看见他奇窘的笑容，心想"他不爱我了，所以觉得窘"，连忙放下手臂直坐起来。
这次见面成为两人关系的转折点。
胡兰成离开上海后，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
这段感情对张爱玲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她后来的许多作品都能看到这段感情经历的影子，特别是《小团圆》等小说，更是直接以这段感情为素材。
而胡兰成在晚年写作的《今生今世》中，专门用《民国女子》一章详细记述了与张爱玲的这段感情，成为后人研究"张学"的重要资料。
【四】温州隐居与文学创作的黄金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胡兰成深知自己作为汉奸难逃清算，立即开始了亡命生涯。
他先是怂恿二十九军军长邹平凡在武汉宣布独立，企图负隅顽抗，但这场闹剧仅持续十三天便宣告失败。
9月初，胡兰成逃回南京稍作停留，随即前往上海与张爱玲最后一次见面。
离开上海后，胡兰成投奔杭州已故同学斯颂德的家中。
斯颂德已经去世，由斯母收留了这个逃亡者。斯家为了掩护胡兰成，带着他东躲西藏，费尽心思。
为了更好地隐藏身份，斯家的姨太太范秀美主动提出陪伴胡兰成前往她的娘家温州躲避。
在前往温州的漫长旅途中，胡兰成与范秀美之间产生了复杂的情感纠葛。
一路上，胡兰成将自己的身世经历向范秀美和盘托出，包括与张爱玲的婚姻、与周训德的关系，甚至在广西时强吻李文源的荒唐往事。
范秀美对这些都能够理解和包容，两人在旅途中越发亲密。
1945年12月8日，胡兰成与范秀美抵达丽水时，正式结为夫妻。
范秀美深情地对胡兰成说："你到何处我都要跟牢你了的呢！"
然而，正如胡兰成自己所说，"乱世情缘，哪有'牢'字可言！"这段感情注定无法长久。
1946年春天，胡兰成与范秀美抵达温州。
为了在当地立足，胡兰成精心设计了一个新的身份。
他化名张嘉仪，自称是河北丰润人，先祖张佩纶。这个身份是完全冒用了张爱玲的家世背景，显示了胡兰成惊人的撒谎能力。
为了取得当地文化界的认可，胡兰成采取了巧妙的策略。
他经常去温州籀园图书馆看书，在《温州日报》上看到当地文化名流刘景晨的五言诗后，故意和了一首同样刊登在报上。这种做法很快引起了刘景晨的注意。
刘景晨是温州当地的文化权威，前清时当过县长，还曾任厦门大学教授。
当世许多重要人物如邱清泉、梅思平都是他的学生。
胡兰成知道，有这样一位知名人士作为挡箭牌，自己就可以在温州安全立足。
当刘景晨举办书画展时，胡兰成立即到现场，主动结识了这位66岁、长着白胡须的老者。
此后，胡兰成经常执弟子之礼前往刘宅拜访。
他采取了"避免过求接近，而且一无要求"的策略，在刘景晨面前只是谈论学问，没有任何功利性要求。
当刘景晨询问胡兰成的来历时，胡兰成按照事先设计的说辞，谎称自己是"丰润张氏"后人。
当刘景晨问起是否知道张佩纶时，胡兰成低调地回答"那是先祖"。这种谦逊的态度让刘景晨对这个"名门之后"产生了好感。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刘景晨对胡兰成的才学深表赞赏，主动为他送上条幅。
这幅字挂在家中，比护身符还要有效。讲到高兴处，胡兰成甚至"冲口而出"地说："天若厌乱，有朝一日总要请先生出任内阁总理。"这句话让老先生听了非常受用。
通过刘景晨的介绍，胡兰成结识了更多当地文化界人士。
其中最重要的是著名词学家夏承焘。
夏承焘，字瞿禅，是近代著名的词学家，当时在浙江大学任教，经常来温州讲学。两人经常谈诗论学，夏承焘对这个"张嘉仪"的才华颇为赞赏。
在夏承焘的《天凤阁学词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与胡兰成的交往情况。
1948年12月27日，夏承焘在日记中写道："张嘉仪寄来新印之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改名张玉川，不知何故。"
胡兰成在温州期间曾经多次改名，从张嘉仪到张玉川，都是为了更好地掩藏身份。
1947年9月，经过刘景晨、夏承焘的介绍，胡兰成被温州中学正式聘教师，搬入学校宿舍。
由于夏承焘的关系，他与同事徐步奎（字方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0月，范秀美从外地回到温州，夫妻一同拜见刘景晨，范秀美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在温州中学教书期间，胡兰成展现了出色的教学能力。
他主要教授国文课程，以渊博的学识和生动的讲解深受学生喜爱。
同时，他开始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文学创作——《山河岁月》的写作。
《山河岁月》最初的稿本名为《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这是胡兰成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入思考和系统阐述。
在这部作品中，胡兰成展现了他对中国文明的独特见解，认为宋朝之美相较于唐朝的繁华更显平正简易，地位更加举重若轻，且"读宋诗有平民的贵气"。
全书文字通透委婉，谈中国历史时饱含世俗温暖，尽显抒情散文的独特韵味。
刘景晨读到《山河岁月》的初稿后，赞誉其为"一部极庄严的书"，并推荐给他的学生夏承焘、吴天五等人阅读。
这部作品后来成为胡兰成的代表作之一，体现了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史学观点。
1946年正月十五前后，一个意外的访客打破了温州的宁静。
张爱玲为了那纸婚约上"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承诺，不顾一切地从上海赶来温州寻找胡兰成。
张爱玲的这次温州之行充满了艰辛。出发前一天，她到钱庄当了金子作为路费。
从上海出发，先坐火车到杭州住宿几天，然后依次转车经绍兴、诸暨、金华、丽水一路南下。
由于正值春节期间交通不便，有时在一个地方要住近一个月。
张爱玲在后来的《异乡记》中记录了这次旅行的种种不便，特别是关于在外如厕的困扰。
她写道："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是你走过的路，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住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含有宝珠在放光。"
这句话成为表达深情的经典，足见胡兰成在张爱玲心中的地位。
然而，当张爱玲见到胡兰成和范秀美时，立即明白了一切。
她表现得很大方，夸赞范秀美生得漂亮，像中亚细亚人的脸，还饶有兴致地为范秀美画像，但画到一半就停下了。
张爱玲后来对胡兰成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一惊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
面对张爱玲的突然到来，胡兰成的心理十分复杂。
他在《今生今世》中坦诚地写道："二月里爱玲到温州，我一惊，心里即刻不喜，甚至没有感激。"
"我因是男人，不欲拖累妻子，爱玲如此为我，我只觉不敢当，而又不肯示弱，变得要发怒，几乎不粗声粗气骂她：'你来做什么？还不快回去！'"
张爱玲在温州住了二十余天便黯然离去。
离别时的场景充满了诗意和悲凉：胡兰成伫立岸上，看着张爱玲一个人孤零零地登船远去。
天空下着绵绵春雨，淅淅沥沥，如泣如诉。这次见面成为两人感情的最后告别。
1948年2月，胡兰成调任雁荡山淮南中学教务主任，范秀美与他同行。
然而范秀美在学校只待了半个月便自行回到杭州蚕种场工作。9月，胡兰成辞去教务主任职务专心教书，继续《山河岁月》的写作。
12月，国民党军包围学校进行抄查，押送师生离校，淮南中学就此解散。这次事件让胡兰成意识到形势的紧迫性，他需要寻找新的庇护所。
1949年2月，胡兰成重新回到温州中学教书。
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上海、杭州相继解放，5月温州也获得了解放。
面对新的政治形势，胡兰成表现得相当积极，9月还转到了瓯海中学继续教书。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胡兰成还参加了温州的国庆游行。
在温州的这段时期，胡兰成还开始了与梁漱溟的通信联系。
梁漱溟是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号称"中国最后一个儒家"。胡兰成以"张嘉仪"、后来又改为"张玉川"的名字，给梁漱溟写信探讨哲学和文化问题。
在给梁漱溟的第一封信中，胡兰成大谈自己学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心得，并极力推崇梁漱溟是"今日中国思想界第一人"，称赞他说："先生大智人，与先生相近者已渐有人：释迦时有诸佛菩萨，孔子时有诸子，无忧德孤也。"
梁漱溟对这个素未谋面的青年学者印象很好，认为他"颖悟力高，深于诗之比兴"。
两人的书信往来从1947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51年，留下了100多封通信记录。
这些通信后来被收入《梁漱溟往来书信集》，成为研究两人关系的重要史料。
通过温州当地文化界的关系，特别是刘景晨的推荐，梁漱溟对这个"张玉川"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书信中，胡兰成展示了深厚的学识，大谈《诗经》与《荷马史诗》的异同、中国和印度文明的差距、中国和西方艺术的优劣等问题。
为了增加可信度，胡兰成在信中还编造了自己的履历："大学已贫故未毕业，即入海关做事，半年舍去，茫无所止，为中学教员七八年。"
这个履历塑造了一个家境贫寒但才华横溢的失学青年形象，很容易引起同情。
【五】新中国成立后的微妙变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欢腾，但对于胡兰成这样的历史问题人物来说，新政权的建立意味着更加复杂的政治环境。
胡兰成作为曾经的汪伪政权要员，内心深处充满了忐忑和不安。
在温州的国庆游行中，胡兰成表现得非常积极，与其他教师和学生一起走在队伍中，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然而，这种表面的积极背后，隐藏着他内心深深的恐惧和不确定。
他深知自己的汉奸身份迟早会成为问题，新政权对于历史罪人的态度将决定他的命运。
在新政权建立初期，各地都在进行政治清理和社会改造。
虽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宽大政策，但对于汉奸这样的历史罪人，态度依然十分严厉。
胡兰成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全国各地正在大规模清算汉奸，许多曾经在汪伪政权中任职的人员都被逮捕审判，其中不少人被判处死刑。
1950年初，胡兰成敏锐地感觉到周围环境的微妙变化。首先是工作上的变化，一个学期结束后，胡兰成被温州中学罢免了教职。虽然学校允许他继续住在宿舍里，但失去工作意味着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社会地位。
更让胡兰成担心的是，温州当地的朋友们开始逐渐知晓他的真实身份。
在那个信息相对封闭的年代，要完全隐瞒身份并非易事。随着新政权各项工作的展开，人员审查日趋严格，胡兰成的汉奸身份面临着暴露的危险。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梁漱溟正在新政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50年1月，梁漱溟应伟人和周恩来的邀请抵达北京。
当时伟人和周恩来正在莫斯科访问，梁漱溟受到了统战部门的精心接待，无论食宿都安排得十分周全。
3月10日，伟人和周恩来访苏归国，梁漱溟也到火车站迎接。
他被统战部安排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队伍的最前面，因此伟人一下火车就看到了他。
伟人大声打招呼："梁先生，你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你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
11日的公宴上，梁漱溟应邀出席。
席间，伟人走到梁漱溟的座位，见他吃素不饮酒，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并当场邀请梁漱溟次日到中南海颐年堂做客。
3月12日下午，梁漱溟被接入中南海颐年堂，伟人早已在院中等候。
入座后，伟人询问梁漱溟对国事的意见。
梁漱溟回答道："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啊。"
这次会面让梁漱溟在新政权中的地位得到了确认。为了使梁漱溟能安心生活和写作，伟人把梁一家安排到颐和园居住。
在1953年之前，伟人对梁漱溟非常尊敬，凡事都愿意听听这位知名思想家的意见，有空时便约他来长谈。
梁漱溟在北京的重要地位让远在温州的胡兰成看到了希望。
通过几年来的书信往来，梁漱溟对这个"张玉川"印象颇佳，认为他是个有才华的青年学者。
对于一个身份成问题、前途未卜的逃亡者来说，如果能够得到梁漱溟这样德高望重人士的举荐，或许能够获得新的政治机会。
就在胡兰成最困顿的时候，他收到了梁漱溟从北京寄来的信函。
梁漱溟在信中提到，希望能与他就学术问题进行深入交流，邀请他北上共商国事。
这封信对胡兰成来说如同甘露，让他看到了重新进入政治舞台的可能。
然而，胡兰成内心也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他渴望能够重新获得政治地位，摆脱逃亡生涯的困顿；另一方面，他也担心自己的汉奸身份一旦暴露，会给自己和梁漱溟都带来麻烦。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让胡兰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犹豫不决。
经过反复权衡，胡兰成最终决定北上。
他认为梁漱溟在新政权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能够为他提供保护，而且新政权提倡的统一战线政策也给了他一些希望。
或许，新政权真的愿意给像他这样的人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临行前，胡兰成给温州的朋友们写了告别信。他在信中写道："我是长江之蛟，当年化为白衣秀士，获接清尘，谢谢。"这句话既表达了对朋友们的感谢，也暗示了自己即将重新"化龙"的期待。
温州友人徐步奎回信道："风雨时至，蛟又乘水而去，世人始惊，但单是那白衣秀士，妙解文义，即已可喜。"
徐步奎的回信充满了诗意和祝福，但也透露出对胡兰成真实身份的了解和对他未来命运的担忧。
在收拾行李时，胡兰成带上了《山河岁月》的手稿。
这部凝聚了他几年心血的作品，是他在温州隐居期间的重要收获。他希望能够在北京找到出版的机会，让这部作品能够面世。
离开温州的那个春日，胡兰成怀着复杂的心情告别了这座给他提供了三年多庇护的城市。
温州的山水、籀园图书馆的书香、温州中学的讲台、还有那些善良的朋友们，都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他也知道，这次离别很可能就是永别。
北上的路途充满了未知，胡兰成既期待着新的开始，又担心着可能的危险。
他不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对是错，但在那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1950年3月，胡兰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温州，踏上了北上的旅程。
他先到达杭州，与范秀美、斯太太等老朋友见面。
在杭州期间，胡兰成专程前往浙江大学拜访夏承焘，希望这位词学大家能够为自己的前程提供一些建议。
然而，这次会面并不理想。
夏承焘虽然对胡兰成的才华有所认可，但对于他的学问根底却有所怀疑。在后来的日记中，夏承焘写道这次谈话"话不投机"，并对胡兰成声称的学术背景提出质疑。
这次不愉快的会面让胡兰成意识到，即便是在学术界，自己的处境也并非完全安全。
离开杭州后，胡兰成来到了上海，寄居在已故友人熊剑东的家中。熊剑东已经去世，只有熊太太还在。
上海的这几天，成为胡兰成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在熊家期间，胡兰成做了一件让他终身难忘的事——前往爱丁顿公寓寻找张爱玲。
站在那栋曾经充满温情和诗意的公寓楼下，胡兰成内心五味杂陈。
他明知道张爱玲很可能已经搬走，也明知道即使见面也未必能说什么，但他还是忍不住上了六楼。
公寓里人去楼空，张爱玲早已不知去向。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写道："明知她亦未必见我，我亦不是还待打算怎样，而且她也许果然已经搬走了。但我到底没有顾忌地上了六楼，好像只是为了一种世俗礼仪。"
这次空跑一趟，让胡兰成深深感受到了时过境迁的无奈。
更重要的是，在熊家，胡兰成遇到了另一个老相识——邹平凡。
邹平凡是汪伪政权二十九军军长，也是胡兰成的老同事。
两人都面临着相同的处境，都是新政权要清算的历史罪人。在与邹平凡的交谈中，胡兰成开始更加冷静地审视自己的处境。
邹平凡向胡兰成详细介绍了当前的政治形势。新政权虽然提倡宽大政策，但对汉奸的处理依然十分严厉。
据邹平凡了解，全国各地已经抓捕了一万多名大小汉奸，其中许多人被判处死刑。
像他们这样在汪伪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几乎没有逃脱法律制裁的可能。
更让胡兰成震惊的是，邹平凡告诉他，即使是一些级别较低的汉奸，在新政权的清算中也难以幸免。
那些曾经为日伪政权服务的文人、教师、公务员，很多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理。
像胡兰成这样曾经担任宣传部副部长等要职的人，更是重点清算对象。
在上海的那几个夜晚，胡兰成彻夜难眠。他躺在床上，反复思考着自己的处境和未来。
随着对形势了解的加深，一个令他惊恐万状的想法逐渐在心中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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