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露：李三孤堆楚器的传奇经历|古物|文物|李三孤堆|楚器|楚王|程露|青铜器

在安徽博物院新馆“安徽文明史”展厅一进门的位置，醒目地摆放着一件青铜器，这就是安徽博物院的镇院之宝——铸客大鼎。很多人对这件国宝比较熟悉，铸客大鼎是战国晚期楚国的青铜饪食器，是至今发现的整个东周时期最大、最重的青铜鼎，重达400千克。毛泽东参观后曾盛赞说：“好大的一口鼎，能煮得上一头牛哇!”但是，它背后那段令人痛心的经历却未必人人都知。它不是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而是在盗墓分子的疯狂盗掘中与其他楚国重器一起出土。

楚墓被盗，两遭劫难

这段传奇经历还要从安徽北部的一个小县城——寿县说起。寿县，古称寿春，位于淮河中游南岸，为江淮间核心地带。公元前241年，楚国都城东迁至寿春，自此至楚灭亡，楚王的世系经历了考烈王、幽王、哀王、负芻四世，历时不足19年，但遗留下数量众多的文物。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寿县淮河附近便频有盗墓现象，有大批铜器盗掘出土，并被出售获利。曾有一部分被当时驻留在蚌埠的瑞典工程师加尔白克（O.Karlbock）所得，经其手分售欧美各地，有鼎、壶、簋与带钩、镜、车马饰等，具体数目不详，很多为战国晚期的器物。其较大者有鼎、壶及簋数件，藏于瑞典首都之皇储搜集部。古董商人开始注意此地，纷纷赶往购买，助长了盗墓之风。

寿县县城东南25公里处有个朱家集，铸客大鼎及众多楚器就从这里的李三孤堆楚王墓被盗出土。这座楚王墓在1933年和1938年遭遇了两次盗掘，出土了数千件珍贵文物，但重要的考古发掘信息被尽数毁之，令人扼腕。

1931年寿县发生严重水灾、1932年又逢大旱，土地庄稼颗粒无收、民不聊生。本地乡绅以救灾为名，开始了对李三孤堆楚王墓大规模地盗掘。1933年楚王墓第一次被盗掘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景聃先生对楚王墓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发表《寿县楚墓调查报告》，详细记载了这次盗掘经过，因此我们尚能对当时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盗掘从农历三月至闰五月，历时共92天。整个盗坑东西长约25米，南北宽约21米，坑深约12米，坑内大部分有积水。根据亲历者的口述，推测棺椁居中，四周放置陪葬物品。农历五月二十二开始出现铜器，其后愈挖愈多，包括大量铜器、石器和陶器。在盗掘过程中，因工钱等问题而出售51件古物，卖得2995元。这些古物卖往蚌埠，包括16件铜鼎、8件石牛、5件铜爵，都较为精美，后来大多流落于平津地区。此时，经各大报纸杂志的宣传，时任安徽第四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专员席的楚霖对此备切关注。席楚霖派人前往寿县清查收缴，下令不得再掘，并且将所有掘出之古物，全部送至县里，交古物保存委员会保管。

1933年10月16日安徽省政府秘字第八一二三号训令记载，所掘古物除已被售出的51件外，剩余787件全部暂存于县政府。其中，原存寿县政府有158件；棚头等交出629件，包括暂存于当地乡绅朱鸿初处的482件、朱家集小学的147件由县府派人全部提回。

同年10月28日，安徽省政府下令将这些古物全部上缴，由安徽省立图书馆负责整理研究。经反复交涉，终于在次年2月，将其中的717件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由安徽省立图书馆收藏，寿县民众教育馆等机构仍留存收藏60余件。20世纪50年代，由于筹建安徽省博物馆，留存寿县的这批古物大多又上交给了省博物馆。另外，未上缴的部分古物，被地方官僚豪绅勾结古董商人私售于京津、沪宁等地，流落各地，北平图书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齐鲁大学各收藏一部分；私人收藏的有天津李氏、上海刘体智、上海朱氏、容希白氏、南皮张氏、南中某氏等。

铸客大鼎即在这次被盗掘出土，是所有被盗古物中最大最重的一件。

李三孤堆楚王墓的厄运并未结束，1938年，它又遭到了第二次盗掘。这次盗掘的亲历者邓峙一写了《李品仙盗掘楚王墓亲历记》，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记载。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的李品仙驻在寿县，所有寿县专区的军政事宜，都归他管辖。寿县专员马吉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极尽谄媚之色，投其所好，将先前盗掘楚王墓的情况报告了李品仙，并告诉他里面还有很多古物。李品仙遂派交际科长邓峙一去调查情况，后派邓和傅笃生率三个运输连的兵力前去开挖。李三孤堆楚王墓终难逃脱被洗劫的命运，这次被盗是致命的，连棺椁都没有存留一点痕迹。

李三孤堆经过第一次盗掘，四周已经被挖成一个约10丈宽的大圈，周围成了一个大濠塘，邓峙一派人抽水，一个月才抽干，但是四周的泥土均成了胶汁，无法摆弄。于是只好从孤堆上面开挖，挖了10丈多终于见到棺材。这次盗掘的古物达数百件，邓峙一与傅笃生私藏了6件铜铎，剩余古物由何宣（李品仙的参谋长）和李品仙瓜分。何宣分得一副棺材和1/3的古物，派傅笃生运回湖南益阳老家；其余2/3都归李品仙所有，派人运往香港其住所。事后，李品仙受到各方面的指责与批评。邓峙一私留的3个铜铎，在抗战胜利后，以每个黄金三两左右的价格卖出。这次被盗的器物，除了散见于各地博物馆中的3件铜鼎和2件铜豆外，其余均下落不明。

李三孤堆楚王墓经过两次盗掘，墓葬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我们已经无法复原其原来的面貌，但是根据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钻探调查，李三孤堆楚王墓封土覆盖范围直径达200米，墓口东西长约21米，南北宽约17米。对于其被盗出土的遗物，有很多说法，有些人说有三四千件，有些人说有七八千件，到底有多少件，我们已经无法确知。虽然现在仅存700余件，但是仍然囊括了青铜器的基本类别，有很多器物体量巨大，且刻有铭文，不失为楚国重器。其中以食器最为丰富，包括各种形式的鼎、簋、簠，除了铸客大鼎外，还有极具楚器特色的升鼎9件，楚王匜鼎、太后匜鼎、王后簠、太子鼎等；水器中包括羽翅纹兽耳盥缶，口径77厘米，重达69千克的四环大鉴；酒器数量不多，但也有嵌红铜尊缶、三角云纹壶；另外还有数量众多的车马器、生活用具等。李三孤堆楚王墓墓主经学者考证，为楚幽王。楚自西周立国，至秦灭楚国，约800年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极盛，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楚文化。

楚器南迁，有惊无险

历经劫难的这批珍贵的楚器并未安定，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它们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38年初，日军开始空袭安庆，安徽省政府和各厅局弃下属单位于不顾，仓皇向皖西大别山区撤退，这批藏在安徽省立图书馆的楚器岌岌可危。时任馆长的李辛白先生，立即通知全馆人员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对措施，动员大家共赴国难，为保护国家财产出力。李辛白先生果断决定，将出土楚器在藏书楼后面空地上掘坑深埋，并急电中央博物院报告求援。中央博物院接电后，很快拨出专款、派来专人，在李辛白先生的协助下，将楚器安全运到大后方的重庆，与中央博物院以及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起保存。

1939年，日军轰炸重庆时，又将这批文物用平底船运抵宜宾，因滩多搁浅，难以前行，文物曾滞留宜宾码头多日。后来终于在乐山县安谷乡码头找到合适地点，于是调集运盐马车，先将文物从陆路运到乐山县马鞍山码头，然后又用民用木船沿岷江而上转道大渡河，最终到达乐山县安谷乡。抗战胜利后，这批楚器又于1946年5月到1947年3月被运回南京，存放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位于南京朝天宫的库房。

落户安博，重获新生

1948年11月，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将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等西迁珍贵文物运往台湾，时任安徽省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李则纲先生唯恐这批楚器运台，遂于1948年底前往南京筹划抢运回皖。当时南京政府行将崩溃，局势混乱，交通瘫痪，要运回这些楚器，实非易事。李则纲找到当时在南京的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柯育甫帮忙交涉，在柯的帮助下，江南铁路局派出专车运送这批楚器回皖。器物总共装了26个大木箱，１个大铁皮箱，总计约780余件。在南京清点交接时，交接者不同意开箱清点，只交给李则纲先生27个大箱子及一份原始清册。后来找到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管部主任欧阳先生，他说：“这些楚器是安徽省图书馆委托我们代管的，我们无权点交给你们，你们要运就运走，你们不运，我们也管不着。”最终这批古物于1949年1月4日安全运到安徽芜湖。

在饱受盗掘和战乱浩劫之后，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的楚器在一批有识之士的精心呵护下，居然有惊无险，安然无恙回到安徽，这不能不令人高兴。

1949年4月下旬，皖南解放，27箱楚器由芜湖市人民政府接管。后来成立皖南人民文物馆，李则纲先生任馆长。1952年，又将这批楚器由芜湖转运到合肥。同年底，曾随李则纲先生一起赴南京运回楚器的考古学家殷涤非先生，将全部楚器开箱点交给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

从1933年开始被盗，到1952年落户于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铸客大鼎及其同出的楚器终于结束了近20年的颠沛流离，在安徽省博物馆安了家。其中，铸客大鼎已经在数次“奔波”中伤痕累累，我们请来修复青铜器的“苏派”专家金润生、金满生先生以及山东省博物馆的老师傅潘成林先生，对大鼎进行了修复。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劳动，铸客大鼎终于又恢复了其原来的面貌。此后，这批楚器多次迎来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参观。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视察安徽省博物馆，参观结束后，发表了重要指示：“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件很要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