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2025年3月，维罗纳沙滩（Verona Sands）爆发了一场抗议活动，旨在反对三文鱼养殖业造成的污染。图片来源：丹·布劳恩（Dan Broun）/ Neighbours of Fish F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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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澳大利亚媒体《塔斯马尼亚探询者》（Tasmanian Inquirer）在2026年1月26日发布的报道，最近塔斯马尼亚环保署（EPA）刚公布了一组数据：在刚过去的2025年里，当地养殖场竟然死了超过400万条三文鱼。尤其是年底那两个月，随着海水水温升高，鱼群死亡的规模一下子就拉上去了，光是2025年11月~12月，就死了大概50万条。
算下来，2025年最后三个月死掉的鱼重达2500多吨，把全年的总损失推高到了2万吨。
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要知道，当地2024到2025年度的总产出也就不到7万吨，这一死就死掉了快三成。到了12月份，平均每天都有40多吨鱼死掉，死亡率快赶上上半年的三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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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一条大西洋鲑（长度超过70厘米、体重逾3.5公斤的雄鱼）。摄影：Wolfgang Striewski
这背后最直接的原因其实就是水温。科学研究早就证明了，大西洋鲑这种鱼特别怕热，只要海水温度一靠近18摄氏度，它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水温一高，水里的氧气就变少，鱼不仅没胃口，肝脏和肾脏还会受损。这时候鱼的免疫力掉得厉害，各种传染病自然就找上门来了。
塔斯马尼亚大学的退休教授Stewart Frusher说得很直白，他觉得现在塔斯马尼亚东南部的海水环境，压根就不适合养三文鱼了。
为了保住剩下的鱼，养殖公司只能加药。
比如当地最大的生产商Tassal，最近就开始给布鲁尼岛附近养殖场的鱼喂抗生素，用来控制那种叫“鱼类立克次体”的致病菌。这种操作搞得当地卫生部门也有点紧张，甚至提醒附近的钓鱼爱好者，要是担心抗生素残留，最近21天内最好别在养殖场3公里范围内钓鱼吃。
▲上图：大西洋鲑感染鲑鱼立克次体后的组织病理学切片（HES染色）：图a）肝脏组织的局灶性坏死及炎症反应，箭头所示为细胞内寄生的微生物；图b）脾脏的局灶性坏死及红髓耗竭，圆圈内可见嗜碱性的胞内微生物；图c）皮肤组织切片，表现为出血性皮炎及皮下组织的细胞浸润；图d）局灶性鳃炎，圆圈内可见含有胞内微生物的空泡化细胞。论文出处：Rodger H, Scholz F, Mitchell S, et al.(2025)
报道显示，其实最让当地环保组织和学者不平衡的是监管问题。在挪威，要是养殖场因为管理不善导致鱼群大规模死亡，政府是真的罚款的。就在2025年11月，挪威两家水产公司就因为鱼类福利没达标，分别被罚了快30万澳元。这篇报道提到，“但在塔斯马尼亚，虽然法律上写着不能让动物遭受‘不合理’的痛苦，可面对这死掉的400万条鱼，监管部门到现在还没什么动静”。
▲上图：塔萨尔公司（Tassal）位于大泰勒湾2号（Great Taylor's Bay 2）的养殖租约区。图中清晰标注了以三文鱼网箱为中心、半径3公里的影响范围，该区域曾因防疫需求施用了抗生素氟苯尼考（Florfenicol）。（图片来源：LISTmap/Tasmanian Inquirer）
环保组织Environment Tasmania的负责人认为，光靠喂抗生素只是治标不治本。如果再不通过罚款等手段让这些公司长点记性，这种大规模死亡恐怕会变成一种“新常态”。现在大家都在看，面对气候变暖这种大趋势，这门生意到底该怎么在环境压力和动物福利之间找个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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鲑鱼立克次氏体，为何让水产业头疼？
鲑鱼立克次氏体（Piscirickettsia salmonis），在水产养殖界算是个挺让人头疼的“常客”。简单来说，它是一种专门攻击鱼类的革兰氏阴性菌。虽然名字里带了“立克次体”，但它和导致人类生病的那种由跳蚤、虱子传播的立克次体不是一回事。它的特点是必须寄生在鱼类的细胞里面才能生长。
在塔斯马尼亚或者智利这种大规模养殖三文鱼的地方，这种菌引起的疾病通常被称为鲑鱼立克次体败血症（SRS）。这种病对三文鱼的杀伤力很大，一旦感染，鱼的肝脏、脾脏和肾脏都会出现严重的病变，比如肝脏肿大或者长出白色的坏死结节。
这种菌最麻烦的地方在于它很会“看情况下菜碟”。平时它就潜伏在海水里或者鱼群中，但只要环境一恶化，尤其是像塔斯马尼亚遇到的那种海水异常升温的情况，三文鱼的免疫力一降，它就会大规模爆发。
▲上图：患有鲑鱼立克次体病（piscirickettsiosis）的大西洋鲑在解剖学上的典型病理特征：图a）可见皮肤明显的出血性病灶；图b）鱼体侧部出现的溃疡症状；图c）腹膜腔内的到处都有的出血现象；图d）肝脏表面典型的乳白色斑块。这些多器官的病变，反映了该病原体对宿主系统性侵染的严重程度。论文出处：Rodger H, Scholz F, Mitchell S, et al.(2025) （注：图片并非来自澳洲此次死亡三文鱼）
偏偏，因为这种菌躲在细胞里面，普通的泼洒药剂很难对付它。养殖场通常只能像新闻里提到的那样，把抗生素——比如氟苯尼考（Florfenicol）——拌在饲料里投喂，想让药物进入鱼的血液循环来杀菌。所以，一些养殖场会成吨地投喂拌了抗生素的饲料。
但问题就在，这些饲料不可能全部被三文鱼吃掉，总有一些会散落在海底。长此以往，生活在养殖场周边的野生鱼类、螃蟹或者是沉积物里的细菌，就会一直处于低剂量的抗生素“洗礼”中。这就像是在给细菌办“特训班”，活下来的细菌会进化出极强的抗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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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鲑鱼和养殖鲑鱼有啥区别？
虽然在超市货架上它们都叫“鲑鱼”或“三文鱼”，但野生和养殖的鱼，在生活方式、营养结构甚至食品安全上，其实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
▲上图：1975年至2022年全球大西洋鲑（Salmo salar）捕捞与养殖产量趋势图。图中蓝色部分代表野生捕捞量，其规模自1975年以来持续萎缩，目前在总量中占比极低；而绿色部分代表人工养殖产量，自20世纪80年代起呈现爆发式增长，现已成为全球三文鱼市场的绝对供应主体。图源：FAO
野生鲑鱼是名副其实的“极限运动员”。它们一生都在广阔的大洋中巡游，还要逆流而上跨越数千公里去产卵。这种高强度的运动让它们的体型非常结实、肉质紧凑，脂肪含量相对较低一些。
相比之下，养殖鲑鱼则生活在固定的网箱里，由于活动范围受限，且有充足的饲料供应，跟养猪似的，它们长得快的多。这导致养殖鲑鱼的体脂率更高，肌肉纤维之间的白色脂肪纹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理石花纹”）非常明显，口感也更加油润、肥美。
另外，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野生鲑鱼的肉色通常呈现深红、或带深橙色。这是因为它们在野外捕食大量的磷虾和小虾，这些甲壳类动物含有天然的虾青素。而养殖鲑鱼主要吃的是人工饲料。为了让鱼肉呈现出消费者喜欢的橙红色，养殖户通常会在饲料里添加合成的虾青素。如果没有这些添加剂，养殖鲑鱼的肉其实是有点儿带浅灰色的。
不过，野生鲑鱼可能面临重金属（如汞）累积的风险。而养殖鲑鱼的风险更多来自于“人为干扰”——为了应对高密度养殖带来的传染病，养殖场有时会使用抗生素。此外，由于生活在密闭网箱里，养殖鱼更容易受到海虱等寄生虫的困扰。
▲上图：野生大西洋鲑（Atlantic Salmon）生命周期示意图——大西洋鲑从淡水出生到迁徙至海洋，最后重返故乡产卵的完整生命历程。大西洋鲑属于溯河产卵鱼类，其生命周期始于溪流底部的鱼卵，经历幼鱼阶段（Alevin、Fry、Parr）后，体色变为银色的银化鲑（Smolt）并顺流进入大海。在海洋中成熟后，它们会凭借惊人的导航能力回到出生地进行繁殖。图源：Chiswick Chap（CC BY-SA 4.0）
特别要提到的一点是，“以鱼养鱼”的资源效率问题。 三文鱼是肉食性鱼类，它们不吃草，得吃肉。为了让养殖的三文鱼长肉，人们需要捕捞大量的野生长鳍鱼、沙丁鱼等小型鱼类来制作鱼粉、鱼油饲料。虽然现在的养殖技术已经把“鱼入鱼出”比（FIFO）降了很多，但本质上，人类依然是在消耗海洋底层的野生资源来换取高价值的蛋白质。这种资源转化是否真的能缓解全球粮食压力，在学术界一直是有争议的。
另外，海洋是一个流动的、开放的系统，环境成本往往是由整个生态圈在承担。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大型养殖场就像是一个漂浮在海上的密集“集约化养殖小区”。成千上万条鱼挤在一起，产生的排泄物和没吃完的饲料会源源不断地沉降到海底。在水流不够强的地方，这些有机物会堆积如山，导致底栖生物缺氧死亡，甚至改变周边的沉积物化学性质；就像上面的这个报道中提到的塔斯马尼亚，当水温升高、自净能力下降时，这种环境负荷就会直接反馈到鱼群身上，可能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其实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长期在关注三文鱼的养殖产业，发现这几年其实国际上对于澳大利亚三文鱼养殖业最大的批评还是来自于环境问题、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代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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鲑鱼立克次体（Piscirickettsia salmonis）是导致鲑鱼立克次体病（Piscirickettsiosis）的病原体。这种病在鲑科鱼类中具有极高的传染性，尤其在智利等三文鱼养殖大国，曾造成过比较毁灭性的经济损失。由于这种病在不同鱼种中的致死率最高可达90%，它一直是水产养殖界关注的焦点。今天我们来从这个角度思考，如何防止。照例，举一而反三，思考一下这样几个问题，
Q1、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小编查阅资料发现，从目前的公开文献和农业监测报告来看，中国尚未出现大规模暴发的鲑鱼立克次体情况，但对于中国飞速发展的高端冷水鱼养殖业而言，笔者觉得，这种病原体可能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潜在威胁。我国的三文鱼类养殖（如虹鳟、大西洋鲑）主要分布在青海龙羊峡等高原水库的淡水环境，或者山东等地的深远海远海网箱，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主流养殖模式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天然屏障”作用。由于鲑鱼立克次体主要在海水环境中通过生物膜和水平传播扩散，且在淡水中脱离宿主后的存活率极低，因此内陆淡水养殖区面临的风险相对较小。但是，随着我国“深蓝一号”等深远海养殖装备的投入使用、海水养殖规模不断扩大，这种海洋致病菌入侵的生态位也随之打开；这种病原体在低密度时极具隐蔽性，且能寄生在多种非鲑科鱼类（如欧洲海鲈、白石首鱼）体内，其实也是不排除可能会在中国近海的本土鱼类中寻找替代宿主、建起隐匿的“环境储库”的。特别是，早就有研究发现它是可以通过船舶压舱水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有没有风险？以及，未来，如何防患于未然？
Q2、目前在国际上，防控策略还是太依赖于对病鱼个体的监测了，相对忽视了这种细菌在海水环境中的生物膜（Biofilm）稳态。考虑到鲑鱼立克次体在非生物表面具备极强的存活能力，那么，在养殖环境的高抗生素选择压力下，生物膜是否充当了耐药基因交换的“温床”和“演化实验室”？这种环境储库（Environmental Reservoir）中的细菌，其致病力基因的表达谱与宿主体内是否存在表观遗传层面的显著差异？
Q3、鲑鱼立克次体（P. salmonis）虽然顾名思义、过去人们认为这种病原体高度的依赖鲑科鱼类，但后来发现，它的宿主谱系比预想的要广得多。这也说明，在没有鲑鱼的季节，它是可以感染其他鱼类来维持群落密度的。这使得传统的“清场、休耕”防疫策略大打折扣，因为周边野生物种可能是永恒的溢出源。所以它就不再只是“三文鱼病”了，可能是一种广谱的海洋致病性细菌。这对全球海水鱼类养殖的微生态安全监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问题：该细菌是否演化出了针对真核细胞共有保守靶点（如特定的整合素或膜受体）的广谱侵染机制？如果它能在本土野生物种中建立低水平、非致死性的持续感染，那么，这些物种是否构成了养殖区长久无法清除的“自然疫源地”？
Q4、在上面的报道中用的是抗生素。不过，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是否可以改变研究思路，不是去完全杀灭该细菌、有没有可能转而干预其群体感应（Quorum Sensing）系统来降低其毒力表达？例如，是否存在某种特异性的信号干扰分子，能够阻止P. salmonis从“游离态”向“致病态”的表型转换？再进一步，供基因组学领域的读者们思考——能否用合成生物学手段改造一种竞争性的近海共生菌，使其在生物膜竞争中占据优势并持续分泌抗立克次体肽，从而在养殖环境中建立一道动态的生物防御屏障呢？
本文参考资料
https://tasmanianinquirer.com.au/news/more-than-four-million-salmon-died-at-tasmanian-fish-farms-in-2025-government-data-reveals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26/jan/26/tasmanian-salmon-died-prematurely-2025-fish-farm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agricultural-and-biological-sciences/piscirickettsia-salmonis
Fryer JL, Hedrick RP. Piscirickettsia salmonis: a Gram-negative intracellular bacterial pathogen of fish. J Fish Dis. 2003 May;26(5):251-62. doi: 10.1046/j.1365-2761.2003.00460.x. PMID: 12962234.
Rodger H, Scholz F, Mitchell S, et al. Salmon piscirickettsiosis in Europe: a disease of increasing concern[J]. Bulletin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Fish Pathologists, 2025.
https://www.tassal.com.au/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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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源 | 澳大利亚媒体
文 | 王海诗
排版 | 卢晓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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