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白银的价值远超今人想象。在明清时期，普通家庭连整锭银子都少见，日常用铜钱交易。比如万历年间，一两银子约37克，能换1000文铜钱，一文钱买一个烧饼或热粥，一两银够普通人吃好几个月。民国时，一枚含银89%的袁大头重26.7克，能买四五十斤大米或10斤猪肉，是真正的硬通货。
明清时期，100两银子对普通家庭来说是巨款。比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得到的财物合计约100两，在明末清初能买20亩江南耕地，康熙年间能买10亩，要是在华北西北能买30亩以上，足够实现阶层跨越。房价方面，康熙57年北京一套临街2层商铺卖210两，乾隆16年京师一套10间房的院子180两，100两在府城能买个小院。物价上，康熙时一斤大米7文，嘉庆时一斤白面20文，道光时一斤棉花125文，一套冬衣要300到400文，普通家庭甚至买不起冬衣。
不同朝代的白银购买力差异很大。唐代一两银约等于现在6000元，能买333斗米约1998斤；宋代一两银约600元，能买1.67石米约200斤；明代万历年间一两银约1080元，能买2石米360斤；清代林则徐记载的赈灾米价，一两银能买120斤米约360元。
白银在中国的货币地位是市场倒逼出来的。明初朝廷禁用金银，力推宝钞，但宝钞贬值如跳水，民间偷偷用白银交易，硬是靠市场力量把它捧成主币。明朝中后期一条鞭法规定赋税全用白银缴纳，中国成了全球吸银机——美洲产银的一半、日本银矿的绝大部分，都顺着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漂来中国，换走茶叶和丝绸。那时一两银子能让平民过一年，戚继光的士兵年饷18两就敢守边疆，白银直接绑定了国计民生。
近代白银的货币地位逐渐崩塌。19世纪英国改用金本位，清朝因战争赔款——甲午战争赔2.3亿两、辛丑条约赔4.5亿两——流失大量白银，加上闭关锁国错失工业化机会，商品优势下降。1934年美国白银法案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国际银价比中国高50%，外资、日本和国民党军官疯狂走私白银，两年流失5亿多银元。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流通1200多年的白银货币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白银不再是货币，却成了工业刚需。它的导电性、延展性优异，60%用于工业领域。比如光伏电池需要银浆导电，2023年全球光伏用银达6019吨，中国光伏装机量占全球近六成；半导体和新能源车也离不开白银，一部手机用0.2到0.3克，一辆新能源车用25到50克。2023年中国白银消费量达8937吨，占全球40%，靠工业需求重新回到人们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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