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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台北,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1月29日夜晚,一个化名"老郑"的中年男子在自家住处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抓获。此人报了假名字,却在被关押期间要求每天提供美食。
一周后,他突然向看守提出想吃牛排,还特别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西餐厅购买。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满足了他的要求。吃完牛排后,这个人说愿意带特务们去一个地下党据点作为答谢。夜色中,他带着特务们走进一个黑暗的厂房,趁着混乱突然逃脱。
谷正文这才发现,这个讲究吃喝的"老郑",竟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在他住处的笔记本上,搜出了"吴次长"三个字。
两个多月后的4月27日,蔡孝乾在嘉义粪簯湖再次被捕。
这一次,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他,因为实在忍受不了乡下的清苦生活,想到镇上的西餐馆解馋,结果穿着西装革履走在乡间小路上,格外显眼,被特务一眼认出。
这一次,蔡孝乾再也没能逃脱。在保密局的审讯室里,只用了一周时间,他就供出了所知道的所有地下党组织情况和人员名单。
那份名单上,密密麻麻写满了400多个名字。这些名字,每一个都代表着一条生命,每一个都是曾经的革命同志。
保密局据此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短短几个月内,1800多人被抓捕讯问,其中1100多人被处决。台湾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
蒋介石看到这份战果,脸上难得露出了笑容。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更是得意洋洋,以为彻底清除了台湾的"赤色分子"。
不过很快,蒋介石就发现情况不对。虽然抓了这么多人,但台湾的情报泄密事件并没有停止。
一些重要军事部署,仍然会莫名其妙地被大陆方面知道。这说明还有地下党员在活动,而且是在关键部门工作的人员。
蒋介石大怒,责问保密局。毛人凤也傻眼了。
他拿着蔡孝乾供出的名单,一个个对照检查,发现确实都抓了。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答案只有一个:蔡孝乾知道的只是一部分,还有另一部分他根本不知道。
这份看似完整的名单背后,隐藏着一个巧妙的布局。而这个布局的设计者,正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卓越组织者李克农。他在多年前就设计的一套独特机制,让蔡孝乾即使想说,也说不出关键信息。
【一】从台湾青年到地下党书记
蔡孝乾的革命生涯,始于1920年代的上海。
1908年,蔡孝乾出生于台湾彰化县一个普通家庭。6岁时进入日本人办的彰化公学校读书,1922年毕业后留校任代课教员。1924年,16岁的蔡孝乾离开台湾,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
那个年代的上海大学,是革命思想的摇篮。瞿秋白、任弼时等人在这里任教,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年轻的蔡孝乾在这里接触到了新思想,参加了上海台湾青年会,还参与组建了新的旅沪台湾同乡会和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成为台湾学生中的积极分子。
1926年7月,蔡孝乾返回台湾,参与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左翼。
当时的台湾还在日本统治之下,进步力量的活动空间极其有限。1928年4月,蔡孝乾当选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中央常委,成为台湾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成员。
日本当局对共产党的打击极为严厉。眼看在台湾难以立足,1928年8月,蔡孝乾与其他几名台共干部秘密乘船前往福建漳州。从此,他开始了在大陆的革命生涯。
1932年4月,蔡孝乾被安排到中央苏区军团政治部工作。同年6月,他当选为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主任。
在苏区,蔡孝乾与来自江西的刘月婵结婚,生育了一对双胞胎孩子。这段时光,是他革命生涯中相对平稳的时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蔡孝乾带着对妻儿的牵挂,跟随队伍踏上了漫漫征途。在撤离苏区的混乱中,刘月婵和孪生子下落不明。
这成为蔡孝乾心中永远的痛。长征途中的艰苦岁月,雪山草地的严酷考验,蔡孝乾都挺了过来,最终到达陕北。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蔡孝乾随八路军总部赴山西抗日前线。
1938年至1939年,他担任八路军总部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负责对敌军的策反和宣传工作。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后来,他被调回延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台湾终于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
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在台湾开展工作,蔡孝乾因为是台湾人,又有丰富的革命经历,被指定为中共中央"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负责人。
1946年初,蔡孝乾在上海与苏州人马慧玲结婚。同年4月,首批干部由张志忠率领从上海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在台湾的秘密活动。
7月,蔡孝乾同妻子马慧玲、妻妹马雯娟一起赴台,以基隆港码头工人的身份作掩护。
到台湾后,蔡孝乾联络岛上的"老台共"谢雪红等人,秘密建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领导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工作;洪幼樵任委员兼宣传部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工作;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的工作。
由于台湾受日本半个世纪统治,大陆革命风潮对岛内影响较小,群众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台湾工委成立后的第一年,发展党员不过百余人。工作的开展,比预想的要困难得多。
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震动全岛的"二二八"事件。民众因不满国民党统治而举行大规模抗议,遭到当局的血腥镇压。
中共台湾工委因事先缺乏充分准备,只有谢雪红和张志忠等人组织部分群众参加了斗争。事件平息后,国民党当局在全岛实行白色恐怖,台湾工委的秘密活动更加困难。
不过,"二二八"事件激起的民众不满情绪,也为地下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到1949年5月,台湾工委向中央报告称,地下党员发展到了1300人,支持并参加活动的群众有2000人,如果算上能动员的,总共可以发动群众约5万人。
相比台湾700万人口,这个数字并不大,但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成绩。
随着大陆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台湾工委的工作也进入了新阶段。1949年春,台湾工委向各级地下党下达工作方针,要求各级党组织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准备配合解放军作战。
【二】风暴来临前的征兆
1949年对台湾来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
大陆的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南方。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5月,上海解放;10月,广州解放。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区域越来越小,最终只剩下台湾、海南岛和沿海几个岛屿。
为了鼓舞台湾民众的士气,配合大陆的解放进程,台湾工委决定创办秘密刊物。1949年6月,《光明报》在台北市创办。这份油印小报虽然简陋,但内容却很有分量。
6月,《光明报》发表了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论。
文章由中共地下党员林英杰起草,详细分析了大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向台湾人民转告了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以后大举南下的消息,指出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号召台湾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全国解放。
《光明报》很快在台湾各地秘密传播。台北、基隆、台中、台南、高雄等地,都出现了这份小报的身影。一些公共场所的墙上,还出现了"欢迎解放军"、"打倒蒋介石"等革命标语。
这些公开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警惕。蒋介石父子刚刚从大陆败退到台湾,正处于极度恐慌和疯狂的状态。他们下令保密局,必须查清《光明报》的来源,彻底清除台湾的"共产党间谍"。
保密局从《光明报》的印刷纸张、油墨痕迹入手,追查印刷地点。他们还在台湾大学抓到了一名散发《光明报》的学生,通过这名学生的供词,一步步向上追查。
1949年8月26日,保密局特务搜查基隆中学,逮捕了蒋碧玉、戴芷芳等人。基隆中学的校长钟浩东,正是中共台湾工委基隆市工委书记。保密局终于摸到了地下党组织的一条线索。
钟浩东是个硬汉子。面对保密局的严刑拷打,他始终守口如瓶,不肯吐露半个字。夜以继日的审讯,让钟浩东濒临崩溃。恍惚间,他反问审问他的谷正文:"老郑怎么样?"
这句无意间说出的话,犹如一道闪电划破黑暗。
谷正文敏锐地意识到,"老郑"必定是个重要人物。他立即顺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这句话,引发了后来44名地下党员的被捕。钟浩东本人,也在不久后被枪决。
保密局的网越撒越大。1949年10月31日,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被捕。与钟浩东不同,陈泽民的骨头要软得多。
在保密局的威逼利诱下,他很快供出了台南地区党组织的情况,还供出了代号"老郑"的地址。
"老郑"就是蔡孝乾。他用这个化名在台北活动,住在台北市的一处普通民宅里。保密局立即派人盯梢,准备抓捕这个神秘的"老郑"。
此时的蔡孝乾,已经意识到形势不妙。从1949年8月开始,地下党组织接连遭到破坏,许多同志被捕。作为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知道自己可能已经暴露。他开始紧急转移,很少回到住处。
12月底,台湾工委还发出了题为"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提出了六项配合解放军作战的具体任务。他们认为,如果不出意外,再有几个月就可以和解放军里应外合,台湾就能回到人民手中。
可惜,历史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1950年1月22日,蔡孝乾带着妻妹马雯娟紧急转移到台南,同交通员刘青石商量撤离台湾的计划。然而仅仅一周后,他还是被抓了。
1月29日夜,蔡孝乾偷偷回到台北的住处,可能是想取一些重要物品。他没想到,保密局的特务已经在那里蹲守多日。他刚进门,就被扑上来的特务按倒在地。
【三】台湾地下党的至暗时刻
蔡孝乾被捕后,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保密局的特务并不知道他就是那个神秘的"老郑",更不知道他是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
被关押期间,蔡孝乾的表现很不寻常。他要求每天提供美食,看守人员给他买饺子,他天天吃。
一周后,他提出想吃牛排,还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西餐厅购买。这种奢侈的要求,让谷正文一眼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点。
谷正文决定满足他的要求。他让人到波丽露西餐厅买了牛排,送给这个神秘的"老郑"。蔡孝乾吃完牛排后,似乎很满足,说为了表示感谢,可以带他们去一个共产党的据点。
特务们大喜过望,立即让蔡孝乾带路。夜色中,蔡孝乾带着他们走到一个黑暗的厂房。
这个地方他显然非常熟悉,以前应该真的是一个地下党活动据点。趁着黑暗和混乱,蔡孝乾找准机会,突然从特务的包围中逃了出去。
蔡孝乾逃走后,谷正文在他的住所仔细搜查,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最关键的是,在蔡孝乾的笔记本上,记载着"吴次长"三个字。
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吴姓者只有吴石一人。谷正文立即意识到,这个"吴次长"可能就是为共产党提供情报的高级间谍。
与此同时,保密局还在蔡孝乾身上一张面值十元的新台币钞票上发现了两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就是他直接联系的华东局特派员朱枫的电话。
2月6日夜,在保密局的威逼下,蔡孝乾打通了朱枫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消息,朱枫两天前已经乘飞机到舟山了。
这个消息让蔡孝乾松了一口气,也让保密局扑了个空。接下来,在周旋几天后,蔡孝乾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逃脱,由黄天、张明显、陈显富、林立等人掩护躲藏起来。
蔡孝乾逃到了嘉义农村。在简吉的安排下,他会见了徐懋德,躲藏在偏僻的乡村。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大城市里过惯了讲究生活的蔡孝乾,实在忍受不了乡下的清苦。
两个多月后,蔡孝乾馋瘾难耐,想到镇上的西餐馆吃牛排。
他穿上西装,打扮得人模人样,走在乡间小路上。这身装扮在农村显得格外突兀。保密局的特务换上农民服装,在乡间巡查时,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穿西装的人。
1950年4月27日,蔡孝乾在嘉义粪簯湖再次被捕。这一次,他再也没能逃脱。
有资料记载,蔡孝乾遭到了严酷的审讯,甚至被剖腿抹盐。妻妹马雯娟也被捕,在保密局的劝说下,她反过来劝说蔡孝乾叛变。
在保密局的恩威并施之下,蔡孝乾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只提出一个条件:让已经同他姘居的马雯娟来监狱同住。谷正文满口答应。就这样,蔡孝乾开始了他的叛变行为。
只用了一周时间,蔡孝乾就供出了他所知道的所有地下党组织情况和全部领导成员名单。那份名单上,密密麻麻写满了400多个名字。
这些人,有的是台湾省工委的领导成员,有的是各地市工委的负责人,有的是基层党员,有的是进步群众。
保密局如获至宝,立即据此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台北市工委、基隆市工委、台中市工委、台南市工委、高雄市工委……一个个地下党组织相继被破坏。
山地工委书记简吉于4月25日在台北被捕。学工委书记李中志被捕。武工委的许多成员被捕。
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一共破获了80多件"中共间谍案"。其中因为蔡孝乾叛变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竟达1800多人。
台湾各地的监狱人满为患。马场町刑场的枪声,几乎每天都在响起。据统计,在这场大清洗中,有1100多人被处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至死都没有屈服,始终守口如瓶。
1950年5月14日,台湾《中央日报》刊出了蔡孝乾、陈泽明、洪幼樵、张志忠《联名告全省中共党员书》,称愿以台湾省工委的资格对全省中共党员作一忠告,希望大家立刻"自首"。
这份声明对于台湾的地下党员确实是一个致命打击,很多人感到震惊迷茫,且真假难辨。
6月1日,蔡孝乾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份公开自首声明,并在电台广播。声明中,他宣称自愿脱离共产党,投靠国民党。这份声明,彻底坐实了他叛徒的身份。
蒋介石看到这些战果,下令嘉奖保密局。毛人凤更是得意洋洋,夸下海口说要在半年内把台湾的共产党员清理干净。整个台湾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白色恐怖之中。
蒋介石和毛人凤以为,抓住了蔡孝乾,就等于端掉了台湾的整个地下党组织。
保密局在1950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宣称,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共破获80多件"中共间谍案",光是因为蔡孝乾叛变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就多达1800多人。
这份战果看起来确实辉煌。可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发现不对劲了。虽然抓了这么多人,但台湾的情报泄密事件并没有停止。
一些重要的军事部署,还是会莫名其妙地被大陆方面知道。某些关键岗位上的人员调动,大陆方面竟然也能及时掌握。
这说明还有地下党员在活动,而且是在关键部门工作的人员。蒋介石暴跳如雷,责问保密局。毛人凤也懵了。他拿着蔡孝乾供出的名单,一个个对照检查,发现确实都抓了。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答案只有一个:蔡孝乾知道的只是一部分,还有另一部分他根本不知道。更准确地说,蔡孝乾供出的400多人,几乎都是台湾本地的地下党员。
那些从大陆派来的,特别是一些关键的联络人员和情报人员,蔡孝乾一个都没提到。不是他不想说,而是他真的不知道。
一个省级地下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居然对组织内的重要人员一无所知。这在情报工作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事实就是如此。蔡孝乾对那些关键人物的存在,确实毫不知情。
保密局的人追问再三,蔡孝乾急得直哭,声称真的不知道那些人的情况。慢慢地,保密局的人也相信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情况背后,隐藏着一套精密的组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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