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各行各业大都在兴旺发展，唯独"当铺"、"小押"这个行业没有了。在我童年记忆中，穷苦人家求借无门实在为难，就只有当当或小押了。当当是把值钱的衣物拿到当铺典当，几个月、半年、一年……当多少钱赎当时要还多少钱，另外加上利息；当当时给一张当票，将来凭票赎当。小押是拿当票去押钱，能当一块钱的，这个当票就可以押两块钱。当铺的期限是半年、一年，过期不赎就算当死了，东西由当铺处理。可小押的时限短，多者十天半月，少者三天五天，没有钱赎就算完了。经常有人因为赎不了当去偷，去抢，跳河，上吊……
我家住在天津南市贫民区。这里可是够杂乱的呀！下等妓院、日本窑子，一个挨着一个的白面馆儿、赌博场、小押店、小戏园子、算命的卦摊儿、小卖摊儿。住家的大杂院一般的都是一二十家住一个院儿，细长条的院子，这屋看得见那屋。在我记忆里，演完夜戏回来经过的都是这样的胡同。日本人唱的歌声音沙哑，怪叫像鬼哭狼嚎，尤其半夜里听到可吓人了。日本窑子里弹三弦唱的倒还好听，但当中也夹杂着忽高忽低的怪音。我一向都是跟姐姐一道回家，还有二伯父做伴儿，一个人可不敢走这条道。
南市卢庄子口上有几家大当铺买卖家，一个挨一个，很热闹。
我们家当当是常事，可是拿什么去当呢？哪有值钱的东西呀！全家只有父亲一件半大老羊皮袄，当了赎，赎了又当，它是当铺的老主户。父亲为人老实忠厚，每次因为困难去当当，都是很勉强地去，他拿着皮袄左包右包，磨磨蹭蹭地不愿意去，难受地说："唉！这件皮袄还没有捂热，又要去当。"母亲生气地说："看你！去当铺，像是上法场！"父亲火了就骂："你们这一帮啊，我都累折了腰哇！"母亲怒气冲冲，使劲嚷："呸！你也算个男人！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父亲从来骂人不打人，雷声再大雨点儿小，可母亲说话冲人肺管子。父亲实在急了就砸东西，哗啦！把窗上的玻璃砸得粉碎。西北风啊，飕飕地往屋里灌，我们孩子们冻得缩成了团儿。父亲一气蒙头大睡，母亲抱着妹妹坐在门坎儿上，妹妹吃着母亲干瘪的奶，一会儿母亲又站起来抓起那件皮袄，往父亲身上一摔，说："你发昏当不了死！去不去？孩子大人跟你饿着，你就这么松蛋包……"父亲为难地看着皮袄发愁。我心里明白父亲平时老实厚道，见着人就陪笑脸，向来胆小怕事，当当求人他可怵头了。父亲正在发愣，我凑过去对母亲讨好地说："妈妈，让我去当当行吗？"父亲一听就不高兴了："不用。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去当当，人家连答理你都不答理。"可是母亲说："行啊，让小凤去吧。"她找一块面口袋布包好了皮袄，一边还再三地叮嘱我："拿好了当票攥住了钱。当当的都是为了解穷，要多当几个钱，跟当铺掌柜的多说好话。唉！如今是滚刀尖的为难日子，小凤啊！要不是为了给你二弟买药救命，也不这么急，家里没钱，锅干盆净，你去吧！"看见父母为了当当吵架，我心里真难受。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穷吵饿斗哇！"我愿意去，能多当几个钱就更好。我最心疼父亲老实忠厚，见着电线杆子都鞠躬；可是又恨他，在家里见火就着，跟老婆孩子撒气。我从六七岁起，就知道为母亲解愁，为家里困难分忧。立志长大了唱好戏，给家里挣钱，养活爸爸、妈妈、弟弟、妹妹。
父亲见了这光景不出声了，可是母亲还不依不饶，一阵阵地用话呛他："你算个男人吗？不当当过不去呀！"我接过包袱走出屋，母亲嘱咐说："别叫街坊邻居看见，夹着包袱又去当当了。"我很稳当，手里捧着大包袱像玩儿一样溜溜达达地向外走。净在家里鸡吵鹅斗，不知道外边刮着风，还飘着小雪花儿哪！还要小心路上，不敢走小胡同，怕小要饭的抢去包袱。
当铺这买卖门面很可怕！又厚又高的围墙，铁栅栏门，还有两扇带锁的大黑门，往里一看阴森森的。墙上突出的一块黑漆牌匾一个"当"字。屋里柜台特别高，只有这一排柜台，此外，什么摆设也没有。柜台里边有更高更大的柜子，收当的老先生戴着眼镜，打着算盘，用毛笔写当票，手指缝夹着笔，一边打着算盘，嘴里还念叨着当的东西名字。当当的人都是受苦人，骨瘦如柴的老头儿，面带愁容的老大娘，挤着、排着等着当当，每人手里都抱着包袱。不能怪父亲害怕，当当也很不容易，最可恨的是当铺掌柜的太刻薄。这个当铺给两块，不肯多给一个钱儿，一气不当了再跑另一家当铺；真奇怪，他们给的更少，再跑一家给的更少。原来当铺都通着气儿，我在路上越想越不明白，敢情老当当的他们都知道谁是最为难的主儿。
有一次我去南市卢庄子口上"福聚"当。抱着皮袄包袱，在当铺门口出出进进的人一个个都是愁眉苦脸。门里边黑洞洞阴气森森我实在害怕。那个收当的干巴老头好厉害呀！我在门前呆了半天不敢进去，看他脸向里转的工夫，我就溜进去了，我不敢往前挤，排在后边，三九天滴水成冰，我站在柜台前头正是风口，冻得两手两脚都麻木了，鼻子冻红了，又不敢和那些大人争先，我只好靠在柜台上，把包袱顶在头上，两只手揣在袖子里，两只脚来回跺着，活动着。那些大人一个个当好了，当铺里的人越来越少了，收当老头大概听见点柜台下边的动静了，可又看不见我。他大声问："谁？"我当时已经在台上演戏了，演个小孩等等零碎角色了。我向来耳音好，习惯听调门儿，他大声问，我也大声答："我！"他用烟袋敲着柜台说："出来！出来！"他有点不耐烦了，我就走出来，站在离柜台远些，让他看得见我。收当人上下打量我问："干嘛的？"他那副脸形真可怕，干瘦的树皮样的脸，两道小短眉毛向下耷拉着，几根断梁胡子，出土的眼镜戴在鼻子尖上，气狠狠敲打着柜台："你是干嘛的？快说！"我也大声喊叫着说："当当的！"老头撇着嘴："你？你这个刚够得上韭菜高的毛丫头也来当当？"我赶紧回答："我人小可当的东西不小啊！您给瞧瞧吧。"老头又用烟袋敲打着柜台："拿来，拿来。"我站在柜台前欠着脚把包袱举起，用力往柜台上一扔，又赶快站得离柜台远点儿，让老头看得见我。
这老头打开包袱，翻过来倒过去看了看，翻看完了着嘴、斜着眼问我："当多少钱哪？"我说："五块！"他抽着烟、吸着气好像没听见，问："多少钱？"没等我回答，他把皮袄卷把卷把向我头上一扔说："五毛也不值！你穷疯了？"我认真地回答："是穷疯啦！我家等钱买米下锅呀，当的钱多赎钱也得多呀。"老头吸着烟转身要走，又回过来问我："你家里有大人吗？你这小丫头这么能说，你是干嘛的？"我赶快大声说："唱戏的。"老头哈哈大笑说："怪不得你人小声音大！你能唱个什么呀？"我说："唱个小孩呀，小狗呀，小兔呀。"他撇嘴摇头不信的样子说："你演给我看看！"这时候当当的人都走了，当铺里就是我一个人了，我趴在地上演小兔，双手着地两脚一蹦一蹦的，演小狗手脚着地向前爬着走，还摇着头作狗嗅东西的样子。我这样学小兔小狗时，老头一撩板子出了柜台，我看得出他是高兴起来了，他说："行了，写当票吧。"我赶快起来跟他进了柜台，他转身发现了我，用手推着我："去！去……出去！你怎么这么贫哪？还跟着我进来啦？"我回到柜台前，老头又板着脸说："两块怎么样？"我心想母亲说："当当要说好话，耐着点性子。"我规规矩矩地站在柜台前用哀求的口气说："爷爷，您多给当几个吧。我们家是等米下锅，还等钱买药呐！"老头说："别跟我哭穷，我是救急救不了你的穷啊！加八毛！再争不当了。"看他生气我不敢再说了，这个老东西实在可恨，没有法子呀！
接了钱拿着当票转身出了当铺，撒开腿向家里跑。我知道父亲上回才当了一块五，我可当了两块八呀！我心里很得意，一手拿着包袱皮，一手紧紧攥着钱和当票，全部精神集中在这只手上，两条腿飞快，心里想我干什么都比别人强！我太高兴、太得意了，进大门边跑边大声叫："娘！爸！"大杂院住家太多，家家在院子里烧柴锅，小饭桌、鸡笼子、狗窝摆的满了。地上泼的脏水冻成了冰，进院子必须挑着道走，我因为跑得太急，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上，下巴颏磕在一个破瓦盆边上，又撞倒了脏水桶，还没有冻上冰的脏水泼了满身，下巴上的鲜血止不住地往下淌，流了胸前一片。母亲听声音出了屋，屋子浅、院子窄，母亲上前两步就把我拉起来了，进了屋我还举着手里的当票和钱："娘，给您当票、钱！"摔的这么重也攥得紧紧的没撒手，满身脏水和血水可冻成硬块了。母亲进屋拿牙粉给我捂住了伤口，血还在流；又抓了一把香灰，撕了一块旧棉花用旧布条为我捆扎上了。我赶快脱下湿衣服，母亲说："大冬天你这身水怎么烤哇！"脱下棉裤没有换的，母亲把我抱在炕头上，围上被子，再把湿棉裤一把一把的在煤球炉上烤，还有点潮烘烘的我就穿上硬是溻干了。我很皮实，虽然磕破的下巴吃饭张嘴就疼，可一点儿也不少吃，还是吃得很香。最得意的是我当的钱比父亲多，给母亲争气了，又长了一门本事了。母亲说："可要谢天谢地呀！下巴颜底下作了一个疤，万幸没破了五官，唱小旦的要个好扮相，是指着脸子吃饭的呀！"
天津南市九道湾的大杂院，住的净是劳苦居民。天天睁开眼就发愁、为难，家家如此。这一带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家住天津卫的九道湾，穷人饿着肚子望着天儿；色迷看相片儿，算命找卦摊儿；倒霉扒白面馆儿，穷煞进小押典儿；找死去耍钱儿，赌博可没边儿。"大人孩子都会念，人们走着溜达着，随时在胡同里都能听见。什么叫"小押典儿"呢？我就说说这个"小押典儿"。
穷家主儿最怕赶上天灾人祸。父亲因为扭了腰不能去卖糖葫芦了，他急的用手乱捶自己的腰，还是站不起来。母亲说："家里破破烂烂的东西也值不了仨瓜俩枣的，不能坐等，天上掉不下狗不理包子。"（天津一家著名的包子铺，名叫"狗不理"）母亲说着把当皮袄的当票拿出来了："还是在这件皮袄上找钱吧，拿到小押典儿去押了吧。"父亲马上发了火，急皮怪脸地说："怎么老是想这个馊主意哪！"母亲把我妹妹往炕上一摁说："什么叫馊主意？你瞎了！让这一帮孩子喝西北风啊！"
母亲拿着面口袋说："面袋子空了，锅底干了，灶膛熄火了，别大眼瞪小眼了。小凤，快去把当票押了！"我接过当票，母亲把空面口袋一同交给我说："当当，押当票，都是为了一家这几张嘴呀！把棒子面带回来。"我接过了面口袋，手攥着当票直奔小押典。一进这个黑暗潮湿的胡同就要加意提防：哇啦哇啦的日本话，嘶哑的破嗓子怪叫，成帮结队的酒徒，没见过这种阵势的人一听这声音、看见这样的人就得吓回去。我仗着胆子进了胡同靠边走，白面馆儿、小押典、赌钱场门口都亮着灯，但都乌黑昏暗，唯独日本妓院门前红绿灯闪光放亮。
街上正有一帮日本兵，身上全副武装，还有带着日本军刀的，真可怕，好像他们在查找什么。我放慢了脚步，想把他们耗走了我再过去；可是他们刚走了几步又回来了，发火，扯着嗓子嘶叫、互相争吵着。我心里着急母亲叫我押完了当票，快去面铺买粮食。心里一急，硬着头皮往里闯吧！我猛地看见这群日本兵当中有一条小缝，我就低头跑过去了，向小押典的半截门帘子下边钻。"八嘎！"日本兵抓住我的小辫，把我给拉出来了，吓得我魂都飞了，连推带搡地把我拉到他们中间，一连串的日本话﹣﹣因为几个日本兵同时向我喊话，我也晕了，这个推我，那个搡我，面口袋也被打掉了。一个日本人搜我的全身，连鞋都脱了，面口袋也翻了个儿。他们看看什么都没有找到，用手比划着让我走。我摇头表示不能走，指着我要进小押典，这回日本兵们懂了我的意思，点头可以让我进去；我赶快拾起地上的面口袋，这才从半截门帘下边钻进小押典。
进了小押典感觉很安静。里边坐着的是日本掌柜的，也有个中国人是开票打算盘的。我靠门旁边站着，两只眼直愣愣地呆着，心里还在腾腾地跳。忽然，"啪"的一声，吓得我一抖。原来是日本掌柜叫了我好多声我都没理会，他发火了，使劲拍了一下桌子："过来！什么的？"我才明白是在叫我，看他戴着一副小圆眼镜，很和气的用手招呼着我。我走近他面前鞠了一个躬，他又问我："你的干什么？"我认为他是在问我的行业了，回答："唱戏的。"我又学台上的身段手势做演戏的样子，他笑了，摇着头不相信。我凑在他眼前说："我是来押当票的。爸爸有病，我们孩子多。"我用手比划着从矮到高、一个一个的孩子，比划着要吃饭，没有钱怎么办？拿出当皮袄的当票，双手托着交给日本掌柜的。仰着脸看着掌柜的是不是能多押几个钱？他脸上带出一些同情，点了点头，我就鞠躬说："谢谢掌柜。"
押了三块钱，十天赎当，真不算少呀！我手里拿着钱和小押票，这个票可是更难呀！三块钱赎当票，还要两块八毛钱赎皮袄，加上利息，里里外外得七八块钱吧？这得哪辈子赎的出皮袄来呀！一家人为此发愁，爸爸妈妈愁眉苦脸，我们孩子谁也不敢出声。一向都是大的照顾小的，体贴父母，有吃的都互相让着；哪怕只是一碗白开水，我都是双手端着先送给父亲喝。
父亲的皮袄赎出当进，不知转了多少弯，终于赎不出来，押死了。多少年来父亲还是想着他的那件皮袄。我演了戏，开始有了几件戏衣了，家里算是有了点值钱的东西了；可是这几件戏衣也是轮换着进当铺，赎了这件当那件。父亲说："老得给当铺上税。"戏衣可不能当死啊！母亲算计着要用从牙缝里剔出来的钱赎当。说好听点儿叫"倒钱"用，那时不是天天能搭班唱戏，经常散班，闲在家里。不唱戏分文不挣，戏衣就进当铺。搭上班，唱了戏，开了份，有钱了就把戏衣赎出来。这种做法不是我兴的，唱戏的很多人都是这样，连京剧名角金少山都是这么办。
解放后，当铺这行买卖没有了。我们一家也结束了跑铺的这条道。父亲最开心的是我到了北京在天桥"万盛轩"演戏时，在天桥皮货店给父亲买了一件团花缎子面的羊皮袄，父亲自己又跑去换了一件黑色冲服呢面的，他说："绸子缎子不是我穿的。这件皮袄叫做万年牢，永远穿不坏。"就连这件皮袄，他也总是舍不得穿，只是常常高兴地说："这件衣服算落下了，不会再进当铺了。"1964年4月23日父亲病故，是穿这件皮袄走的。
"财产"
旧社会，穷苦家庭的孩子，就是一笔财产。有人说："穷人没有别的本事，就有生孩子的本事。"记得人家生孩子做满月，大红纸上写着："多子多孙","子孙满堂"。年画上画一群小鸡，写上"多子"。我母亲就生了七个孩子。父亲身体不好，有肺病，母亲说："要是你爸爸身体好，还能多生几个孩子……"我是母亲的大女儿，也是家里的一笔财产。由于家境穷苦，要为家里挣钱干活，我从小就学着做针线、做饭烧火、学戏长本事，连喊嗓子去都带上一个小竹篮，过火车道拾些煤核再回家。
父亲最开心的是这一帮孩子，他说："这是我的活财产……"
住在我家附近的小孩当中，有一个男孩是个傻子，他是开粪厂子姚烟袋的儿子。姚烟袋是妓女出身，已经五十多岁了。粪厂子东家姚老头死去，姚烟袋就撑起粪厂子大事。因为她平时手里老是拿着一根银烟袋玉烟嘴，满嘴金牙叼着烟袋，嘴里老是喷着烟，说话也不把烟袋离开嘴边，两只放足的半大脚趿拉着踩倒了后跟的绣花鞋。因为这个女人很能干，有手腕，粪厂子买卖很兴隆，住的房子很讲究，老妈子下人使唤着，出门还有包月车，脚铃一踩当地响。大家对她又怕又恨，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姚烟袋"。傻子是她的独生子，娇惯得不像样，十五六岁的小子，还老是流着鼻涕，吐着舌头，说话不清楚，张嘴就喷唾沫星子。
虽说大家都穷，可大都是规规矩矩的安善良民。姚烟袋却和我们不一样，她家进进出出的男人常常换样，老的、年轻的、粪厂子管账的、巡捕、警官、买卖家的大掌柜、油头粉面的小流氓，真是五花八门，哪门都有。这位姚烟袋是个"顶风臭八里"的风流寡妇。我老听见人家说她是："腰里掖副牌，谁来跟谁来"。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去问我娘，被娘骂了一顿，不让问。
我从小就懂事，会干活，一群小孩中，我算最受人注意的；也最知道疼人，喜欢帮人忙，谁求我，我都尽心帮助。天津妇女那时讲究身上带一个绣花口袋，挂在裤带上，从衣角下露出一点来好看。绣花口袋一年三节还要换花样、换颜色：春节红色绣上聚宝盆、财神爷、金元宝；夏天绣荷花、绣兰花，要淡雅的；秋天又要换颜色，绣菊花等等。掏钱时有意露出绣花钱包来。
姚烟袋知道我会绣花，多次求我母亲："小凤这孩子手巧，才十来岁就这么会做活，给我绣个口袋……"母亲答应了。母亲常叫我帮姚家干活：春节叫我去帮她家蒸花糕，上供用；五月节让我给姚家包粽子；八月节让我帮姚家烙月饼。姚烟袋对我倒挺好，亲热地叫我"好闺女"。母亲也有点看人家是有钱人，讨人家好。有一次我因为不愿意给她绣口袋，跟母亲吵起来了，我说："你是巴结人家，见钱眼开！"
姚烟袋原来对我有打算，也常常拉拢我母亲，小恩小惠地送点东西。姚烟袋跟母亲说："你们小凤是个有出息的孩子，你现在让她学戏，赶明儿当了角儿，长上翅膀就要飞了。我的意思，把小凤给了我们傻子，我这笔产业就是小凤的，你也跟着沾光……"母亲受穷怕了，听了很高兴，跟父亲一商量，父亲也同意了。姚烟袋还答应把一间临街的铺面房子给我父亲，用我的身价钱作本，开一个小杂货铺。
我母亲和父亲悄悄商量的时候，让我偷听见了。我虽然还小，可是我懂得这些事了，我又气又急，姚烟袋要我给她儿子当童养媳，我不干！这姚傻子跟他妈一样缺德，好心眼没长，坏心眼不用教，他向来看见我就动手动脚："小凤啊……"嬉皮笑脸，扎煞着两只手，嘴角流着哈拉子（是流得很长的口水），那副讨厌样子……
这个傻混蛋，我得治治他。一天，在门口遇见他了，他手里提着一个很漂亮的玻璃丝做的金鱼灯，这时快过年了，他看见我就说："小凤啊！我妈说了，你要到我们家来啦……给我当媳妇儿……"他追着跟我说话，我就跑，他就追；我有意左闪右躲，把他引到冰冻得很厚的路上，上台阶，下台阶，他穿着大棉袍子，一边跑一边喘气，一下子摔了个大趴虎！金鱼灯碎了，人也摔得鼻青脸肿。他妈出来心疼地问他，他却不说是追我摔的。
事情越来越迫切了，我又听见母亲和父亲商量着："跟他们跑戏班儿靠不住呵！唱红了那要等哪天哪？再说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呀！给孩子嫁夫找主，谁也说不出什么丑话来。"
母亲也不瞒着我了，把我叫到跟前说："你到了姚家就享福了。他家有钱，有产业，独生儿子，过不了几年一合房，你就是当家的少奶奶了……"
给傻子当媳妇绝对不行。我随金香姐姐看过一个喝洋火（火柴）头寻死的戏，真憋急了我也这么干。我找了一盒洋火把棍撅掉，包了一小包揣在身上。我跟小朋友们说："傻混蛋要我当他的童养媳，他想了个美！也不撒泡尿照照。再逼我，我就死给他们看看！"这话说多了，传到姚烟袋耳朵里，果然姚烟袋叫住我问："小凤，你是要寻死吗？"实际上我是吓唬她们，她一认真我就顺坡下了，我理直气壮地说："是！我就是要死到你们家去！你们逼我嘛！姚娘，你死了这颗心吧！"
我母亲知道我跟姚烟袋闹了一顿，就注意我了。晚上发现了我枕头下边草席上有一包洋火头，我母亲害怕了，告诉父亲说："小凤要寻死，要喝洋火！"从我们住的大院里传到街上，到处有人说："小凤要喝洋火！这么小就要寻死觅活呀……"我们这一片街坊邻居都嚷嚷动了，就差打锣吆喝了。小孩们平时跟我好的也不理我了，姚傻子见着我就啐唾沫，骂我；小孩三三两两的躲着我。别人对我这样我不恨，我恨这个傻混蛋！有一天我正在院里洗衣服，姚傻子跑进来找我："小凤要寻死呀！"我手里端着水照准他一泼，从头浇到脚，傻子哭着走了。看来他也没把这事告诉他妈，不然的话，姚烟袋饶不了我。
我有意跟街坊们说，我愿意给家里挣钱，可是给傻子当媳妇不干，逼我更不行！洋火让我娘收了，我还能买！但我从此名声坏了：这么小不点儿就寻死觅活，长大了好不了！
父亲说："孩子不愿意，就算了吧。"妈妈唉声叹气，又心疼我。我对妈妈说："爸爸又老又有病，我会挣钱养你，我会好好学戏，好好唱戏，唱红了当个名角儿。"我是说到做到的，我还去当过小工，赶包唱（一晚赶两个或更多的剧场唱戏）。拜师后搭过很多班儿，京剧班、梆子班、曲艺、杂耍、串巷子、撂地，不论什么班儿我都搭，什么角色我都演，为了挣钱。但逼我干我不愿干的，我就用死来对付！我不怕吃苦受累，但我怕亏心。照今天的说法是：不能违背自己的意志。在旧社会我就知道拼命干是为挣钱养活我们全家，除了父母之外，还有这么多弟弟妹妹呀！到了新社会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我仍是拼命干，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但我不再是家庭的一笔财产了。我生活，我劳动，都有了崇高的目的，这是早年间怎么也想象不到，也不会懂得的。
新凤霞（1927年1月26日—1998年4月12日），中国评剧女演员、全国第六届至第八届政协委员、中国评剧团和中国评剧院演员、评剧新派创始人。新凤霞生于1927年，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农历腊月23日，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贫民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新凤霞六岁学京戏，十三岁改评剧，十四岁出演评剧《唐伯虎点秋香》，在戏中饰演主角秋香，获得观众好评。1952年获得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1956年新凤霞主演评剧电影《刘巧儿》，该片成为20世纪50年代全国放映次数最多的电影之一。1963年出演戏曲电影《花为媒》，在全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放映。新凤霞以纯熟的演唱技巧，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塑造了青春美丽富有个性的少女张五可的艺术形象，从而将评剧新派艺术推向了高峰。1975年，新凤霞因受重大刺激，脑溢血发作致左肢瘫痪，从此被迫离开舞台，并开始写作之路。此后20多年间，新凤霞先后创作了《新凤霞回忆文丛》四卷本等400多万字20余部著作。1998年4月12日在江苏省常州市逝世，享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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