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回去找林晓月，是我52岁这年最大的一场冲动。
我想象过一万种重逢，或许她嫁给了镇上的干部，胖了，烫着时髦的卷发，指着膝下的孙子笑我：“冯涛，你可算老了。”
我准备好了拥抱，准备好了祝福，甚至准备好了一点无伤大雅的失落。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28年后，当她家的门打开，我看到的景象，会让我在新疆的风里，站成一尊彻底的、可笑的雕像...
1996年的火车，绿皮的，晃晃悠悠，像一头疲惫的老牛。我，冯涛，24岁，兜里揣着一张师范毕业证和两百块钱，一头扎进了这头老牛的肚子里。
三天三夜。
窗外的景致从密集的楼房变成平原，再从平原变成光秃秃的黄土高坡。
最后，目之所及，只剩下一种颜色，灰黄色。天是灰黄的，地是灰黄的，连太阳都像个没烧旺的煤球，挂在天上，有气无力。
这就是我要支教的地方，新疆，一个地图上远得像句口号的乡镇。
学校的名字很大，叫红柳河乡中心小学。地方很小，几排土坯房，一个掉光了篮网的篮球架，一面被风吹得半褪色的国旗。
我拖着个大皮箱，站在操场中间，风卷着沙子往我脖领子里灌。
一个穿着的确良衬衫的中年男人迎过来，是校长。他握着我的手，像摇一口枯井的辘轳，嘴里说着欢迎欢迎，北京来的大学生，稀客。
我的宿舍在最东头，一间大屋，四张床，已经住了三个本地男老师。他们看我的眼神，像看动物园里新来的猴子，好奇，又带着点疏远。
最大的难关不是孤独，是生活。
这里的冬天来得早，冷得像后妈的脸。我第一回生炉子，弄得满屋子黑烟，差点把自己熏死过去。
做饭更是灾难，米饭不是夹生就是糊底，炒菜不是咸得发苦就是淡得没味。不到一个月，我瘦了十斤，嘴里全是燎泡。
一天中午，我又一次把土豆丝炒成了黑色的炭条，正蹲在宿舍门口发愁，一双布鞋停在我面前。
我抬头，是林晓月。
学校里最年轻的女老师，教语文。比我大两岁，本地人。
她不怎么爱说话，总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备课，批改作业。人长得干净，眼睛也干净，像戈壁滩上难得一见的水潭。
她看了看我手里的锅，又看了看我。没笑，也没安慰。
“冯老师，你那点工资别全折腾在药上了。”她的声音跟她的人一样，清清淡淡的。
我有点窘。
“以后咱俩搭伙吧。”她说，“我做饭，你去镇上买米买面，重活你干。月底我算账给你。”
我愣住了，然后就是狂喜，像个溺水的人抓住了木板。我连声说好，好好好，太好了。
她点点头，转身就走了。好像只是说了一句“今天天气不错”。
我们的“搭伙”生活，就这么开始了。
搭伙的日子，是具体的，是琐碎的，是带着烟火气的。
每天早上，我还在跟周公扯皮，林晓月已经把炉子生得旺旺的，稀饭的香气顺着门缝钻进我的宿舍。
她做饭是把好手。一样的白菜萝卜，到她手里就能变出花样来。白菜猪肉炖粉条，醋溜白菜，白菜疙瘩汤。她说：“这里条件不好，但肚子不能将就。”
我的任务是后勤。每两个星期，骑着学校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去三十公里外的镇上采购。米、面、油、盐，还有她列在纸条上的各种东西。
路不好走，全是坑坑洼洼的沙土路。夏天一身土，冬天一身冰。有一次下大雪，我驮着一百斤大白菜回来，连人带车摔进路边的雪沟里，半天才爬出来。
回到学校，人跟雪人一样。林晓月看见我狼狈的样子，眉头皱了起来。她没骂我，也没夸我，只是默默地接过车子，让我赶紧回屋换衣服。
等我换好衣服出来，她已经烧好了热水，递给我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是酽得发黑的姜糖水。
“喝了，去去寒。”
我捧着缸子，热气燎着我的脸。
我看着她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那个不大的厨房被炉火映得暖烘烘的。她把冻成冰疙瘩的白菜叶子一片片掰下来，放在热水里化开，然后熟练地切丝。
那晚的醋溜白菜，酸得恰到好处，脆得像是能听见响声。我吃了三碗米饭。
从那以后，我去镇上，她都会在前一天晚上烙好两张厚厚的油饼让我带着。她说：“路上吃，顶饿。”
我们很少聊天，但默契在一点点滋长。
我教美术，镇上买不到颜料。我正发愁，林晓月知道了。第二天放学，她带我去了学校后面的戈壁滩。
“你不是要颜色吗？这里多的是。”
她指着脚下的地。我才发现，这里的土和石头不是一个颜色。有赭石一样的红土，有铁锈色的矿石，还有一些泛着绿意的石头。
她教我怎么把石头砸碎，研磨成粉，再用胶水和水调和。
那个下午，我们俩像两个野孩子，在戈壁滩上敲敲打打，弄得满身是土。回到学校，我们把自制的颜料一字排开，红的、黄的、绿的、褐色的，像一排等待检阅的士兵。
看着那些土头土脑的颜料罐，我乐得不行。林晓月也笑了，那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笑得那么开，眼睛弯成了月牙，比她名字里的月亮还好看。
日子在炉火的噼啪声和粉笔的沙沙声中，过得飞快。
学校的老师换了一拨又一拨，只有我们俩的“搭伙”关系铁打不动。大家开玩笑，说我俩像过日子一样。我听了就笑，林晓月听了，脸会微微一红，然后低下头继续干活。
我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习惯了风沙，习惯了干燥，习惯了饭菜里永远的葱姜蒜味。甚至习惯了身边有这么一个安静的、能干的女人。
她生病的时候，我学着她的样子去熬姜汤，结果把糖当成了盐。她喝了一口，眉头拧成了疙瘩，却还是小口小口地喝完了。她说：“咸的，也能杀菌。”
我过生日，她不知道从哪儿弄来几个鸡蛋，给我做了一碗长寿面。她说：“出门在外，对自己好点。”
我喝多了酒，拉着她絮絮叨叨讲我在北京的胡同，讲后海的冰场，讲我那些发小。她就搬个小马扎，坐在我对面，安静地听，像一棵树。
等我讲累了，睡着了。醒来时，身上总会多一件她的外套，带着一股淡淡的皂角香。
这六年，我们是同事，是战友，是饭搭子，更像是没有血缘的亲人。我们之间的那层窗户纸，薄得透明，但谁也没有去捅破。
我不敢。我觉得我给不了她什么承诺。我总有一天要回北京的，我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这里。
她不说。她把所有的情绪都藏在那双安静的眼睛里，藏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里。
直到2002年的那个冬天。
那是我在新疆的最后一个冬天，冷得邪乎。大雪封山，学校停了课，整个世界白茫茫一片，安静得吓人。
那天晚上，学校突然停电了。屋子里瞬间一片漆黑，只有窗外雪地反射的微光。
我白天帮老乡修屋顶，受了风寒，冷得牙齿都在打架。林晓月让我去她的厨房，那里炉火烧得正旺。
小小的厨房里，我们守着一盆通红的炭火。她找出一瓶白酒，给我倒了一杯，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喝点，暖和。”
烈酒下肚，像一条火线从喉咙烧到胃里。寒意被驱散了一些，但人也开始晕乎乎的。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聊学生，聊过去，聊未来。
我说：“晓月，等我支教结束回了北京，你来北京玩吧，我带你去看升旗，去爬长城。”
她看着跳动的火苗，点了点头：“好啊。”
炭火的光映在她脸上，明明灭灭。她的眼神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像一团化不开的浓雾。
那天晚上，我们都喝多了。
酒精，黑暗，极度的寒冷，还有六年里积压的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像发酵的酒，终于冲破了坛口。
我只记得，我握住了她冰凉的手。她没有抽开。
我凑过去，闻到了她头发上淡淡的皂角香。
剩下的事情，像一场被雪覆盖的梦。模糊，滚烫，又带着一丝无法言说的罪恶感。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厨房的行军床上，身上盖着两床厚厚的被子。林晓月像往常一样在做早饭，炉子上的稀饭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
她没看我，我也没敢看她。
空气里弥漫着尴尬和沉默。
“吃饭吧。”她把一碗稀饭和一碟咸菜放在我面前。
我们默默地吃完早饭，谁都没有提昨天晚上的事。
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但我们都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彻底不一样了。那条看不见的线，断了。或者说，以另一种更复杂的方式，缠绕在了一起。
转机，或者说变故，来得猝不及防。
2002年初夏，雪化了，草绿了，我六年的支教生涯也快到头了。
一天下午，我接到了我爸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电话信号很差，嘶嘶啦啦的，但我听清了最重要的几句。
他说，他托了老关系，在省城的电视台给我弄到了一个正式编制。做摄像，铁饭碗。机会只有一次，下个星期就得去面试，办手续。
“冯涛，你都三十了，不能在那种地方待一辈子！赶紧回来！”我爸在电话那头吼。
挂了电话，我的心狂跳不止。
电视台，省城，铁饭碗。
这几个词像一块巨大的磁铁，牢牢地吸住了我。我几乎没有犹豫。回去，必须立刻回去。
新疆的六年，像一部即将散场的电影。我对这里有不舍，但对未来的憧憬，压倒了这一切。
我当晚就开始收拾东西。
林晓月什么也没问，只是默默地帮我。把我的书一本本码好，用绳子捆起来。把我的衣服一件件叠好，放进皮箱。
她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就像在打理一件珍贵的瓷器。
我看着她的侧脸，心里涌上一阵愧疚。关于那个雪夜，关于我们的未来，我有很多话想说，但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怎么说？说“等我”？我拿什么让她等？我自己都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
说“对不起”？太轻了，也太虚伪了。
最后，我选择了一种最懦弱，也最残忍的方式——逃避。
临走前夜，我把剩下的工资，还有一张写着我北京老家地址和电话的纸条，一起塞到她手里。
“晓月，这些钱你拿着。我爸那边催得急，我得马上走。等我……等我安顿下来，就给你写信。”
我又加了一句，像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我们的账……等我以后再来跟你算。”
林晓月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条，手指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很深。
她点了点头，说：“好。路上小心。”
她还像以前一样，给我烙了一沓厚厚的油饼，用布包好，让我路上吃。
第二天一早，她送我到长途汽车站。
尘土飞扬的车站，人声嘈杂。我跳上车，隔着布满灰尘的玻璃窗看她。
她就站在那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风吹起她的头发。她没有哭，也没有招手，只是那么静静地看着我。
汽车开动了，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戈壁滩的尘土里。
我靠在椅背上，长长地松了口气。心里有一种解脱的轻松，也有一种沉甸甸的坠痛。
我以为，这只是一场告别。
我不知道，我亲手关上的，是她人生里的一扇门。
回到城市，就像一条鱼重新回到了水里。
我顺利地进了电视台，穿上了体面的衣服，拿起了摄像机。每天忙着出差，采访，剪片子。
大城市的喧嚣和忙碌，迅速地冲刷掉了我身上来自戈壁的风沙味。
我一开始确实给林晓月写过两封信，但都石沉大海。打过几次电话，也总是信号不好，或者没人接。
后来，我认识了台里的一个女编导，她很欣赏我的“经历”，觉得一个在北京胡同长大的人，能去新疆支教六年，是件很浪漫的事。
我们恋爱，结婚，生子。
日子被工作、房贷、孩子上学这些事情填得满满当当。
新疆的那六年，连同林晓月那个安静的身影，慢慢地，被我打包，尘封，塞进了记忆的阁楼里。
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想起她。想起她做的醋溜白菜，想起她烙的油饼，想起那个大雪封山的夜晚。
但我总会很快把这些念头掐掉。
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她肯定早就嫁人了。像她那么能干贤惠的女人，在当地一定是抢手货。
说不定嫁给了一个稳重的维族汉子，或者一个踏实的兵团职工。现在，孩子应该也很大了，或许都当上奶奶了。
我甚至会有一种卑劣的自我安慰：我当年的不告而别，对她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给不了她想要的安稳，我的离开，才让她能安心地在当地寻找幸福。
时间就这么过了二十多年。
我和妻子因为性格不合，和平离了婚。儿子跟着她。
我一个人住着一套不大不小的房子，从台里办了内退。日子一下子闲了下来。
闲下来，就容易胡思乱想。
阁楼里那个落满灰尘的包裹，被风吹开了一个角。林晓月的脸，在我的记忆里，一天比一天清晰。
2024年，我52岁。
在策划一档关于“重返青春”的怀旧节目时，我看着屏幕上呼啸而过的沙漠公路，一个念头疯狂地冒了出来。
回去看看。
就当是……了却一桩心事。给自己的青春，画上一个迟到了28年的句号。
飞机，火车，再转大巴。
时隔28年，我再次踏上了红柳河乡的土地。
变化太大了。
土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路，路两旁是两层的小楼，挂着各种招牌。当年的土坯校舍，已经变成了一栋气派的教学楼，操场也铺上了塑胶跑道。
一切都陌生得让我恍惚。
我向一个年轻的老师打听林晓月。对方一脸茫然。
“林晓月老师？好像没听过。您可以去问问校门口小卖部的张大爷，他是我们这儿的‘活地图’。”
小卖部的张大爷，头发全白了，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
我走过去，喊了声：“张大爷。”
他抬起头，眯着眼睛打量我半天，突然一拍大腿。
“哎哟！你不是那个……北京来的冯老师吗？”
一番寒暄感慨，我终于问出了那个名字。
“张大爷，林晓月……林老师，她还好吗？她现在住哪儿？”我顿了顿，装作不经意地问，“她……成家了吧？”
张大爷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淡了。他从柜台里摸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自己点上一根。
“成家？”他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模糊了他的表情，“她要是成家了，倒好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她没嫁人。一直一个人。”张大爷看着我，眼神变得有些锐利，“全镇的人都知道，林老师在等人。等一个当年回北京的大学生。”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她……她就住在镇东头那个带院子的平房里，你自己去找吧。”张大爷掐了烟，不再看我。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镇东头的。我的腿像灌了铅。
一个干净的院子，木头的栅栏，里面种着几株向日葵。
就是这里了。
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风从我耳边刮过，带着和28年前一样的，沙土的味道。
我深吸一口气，抬起手，敲了敲那扇漆成绿色的木门。
咚，咚，咚。
每一下，都像敲在我的心脏上。
几秒钟后，门里传来脚步声。
门，“吱呀”一声开了。
一张熟悉的，又有些陌生的脸出现在我面前。
是林晓月。
她的头发夹杂着银丝，眼角有了细密的皱纹。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安静，那么清澈，像一泓从未被惊扰过的深潭。
我们隔着一道门槛，四目相对。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又在这一刻倒流回28年前那个尘土飞扬的车站。
我的喉咙干得发不出声音，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冲撞。我准备好的一万句话，此刻都变成了废墟。
最后，我只是沙哑地，叫出了她的名字。
“晓月……是我，冯涛。”
她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无法言喻的震惊，像平静的湖面被投进一颗石子。但那涟漪很快就散去了，又恢复了平静。
她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只是侧过身，让开了门口的位置。那是一个无声的邀请。
我提着一颗悬到嗓子眼的心，准备迈步进门。
就在冯涛准备迈步进门的那一刻，他整个人都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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