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董子健的导演处女作，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备受瞩目。影片改编自双雪涛同名小说，讲述了回到东北奔丧的李默意外与年少时的挚友安德烈重逢，多年未见的两人各怀心事，开启了一段充满故事的旅程。影片展现了一段跨越时光的真挚友谊，细腻的情感刻画直击人心。
寒光中的记忆回响
文｜于春晓
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为近年来趋于同质化的青春片注入了一股深邃的活水。它避开了青春叙事中常见的爱情母题与怀旧煽情，转而潜入一段被刻意尘封的私人友谊，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对童年创伤疗愈以及电影艺术表达的静谧叩问。
影片的突破始于其别出心裁的叙事结构。董子健将双雪涛原著中的文学性插叙，巧妙地编织成“现实奔丧”与“青春碎片”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青年李默因父亲去世重返东北故地，在返乡途中与旧友安德烈重逢，这一现实情节构成了叙事的当下锚点。而两人共同经历的少年往事，如被偶然触动的记忆开关，在旅程中不断闪回、浮现。这种设计并非简单的倒叙，而是构建了一个记忆即现实延伸的叙事闭环。成年后的雪地同行，本质上是一场被迫展开的、与青春自我的艰难对话。那些温暖、鲜活的过往片段，比如足球场上的奔跑、废弃工厂里的探险，并非孤立的美好怀念，它们与现实中的疏离、沉默以及漫天风雪形成强烈互文，共同拼凑出一段被创伤撕裂，又被时间掩埋的完整人生图景。
与叙事相辅相成的是影片极具感染力的视觉语言系统，导演及摄影团队采用了一套严谨的冷暖双调视觉体系，来具象化记忆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回忆中的青春被包裹在暖黄、橙红的色调中，光线柔和，充满颗粒般的质感，宛如一层温暖而朦胧的滤镜。成年后的现实场景则以冷峻的蓝、白、灰为主色，东北旷野的皑皑白雪反射着刺目的冷光，车厢内是压抑的昏暗，人物被广阔而荒寒的景致衬托得渺小而孤独。尤为精妙的是，在两人并肩同行的某些时刻，冷色调的天空会透出一抹微弱的暖光，这束光成为未被时光彻底斩断的情感羁绊的视觉隐喻，暗示着修复与和解的可能。此外，影片的声效设计也极具匠心。回忆中足球撞击地面的闷响、少年的嬉闹与风声，与现实里风雪持续的呼啸、成年人之间克制的对话乃至沉默，形成了听觉上的鲜明对比。贯穿时空的足球滚动声，更成为一个核心的声音符号，既是友谊的起点，也成为唤醒沉睡记忆的钥匙。
在这一系列精妙的电影语言承载下，影片的主题得以深刻呈现。它首先是对创伤记忆的一次细腻解剖。李默对安德烈的遗忘并非薄情，而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创伤后应激防御机制，他将好友悲惨遭遇的痛苦，封装进了潜意识的角落。因此，整部电影的旅程，就是李默在外部环境的触发下，被迫拆解这个记忆疙瘩，直面创伤源头的过程。影片片尾，童年的李默在歌唱，身后安德烈亮晶晶的目光，早已埋下答案，真正的告别，是我终于敢走向没有你的明天。
(作者为青岛科技大学戏剧与影视专业硕士研究生)
重逢是个极美的词
文｜邴琨
一次风雪归乡路，一段尘封少年情。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中，儿时挚友李默和安德烈长大后的一次“重逢”，揭开了一段旧日往事。
电影以李默回乡奔丧途中偶遇儿时挚友安德烈开篇，并向观众抛出了一个身份疑问：为什么成年安德烈坚定认为眼前的人不是李默？带着这个问题，影片在二人搭伴驾车的主线中反复插入他们儿时的回忆片段，碎片化地拼凑出李默与安德烈学生时代的经历与友情。随着现实中李默离家的距离越来越近，开头的悬念和故事的真相也逐渐变得清晰。影片中现实和回忆的反复交叉，实际上是李默内心情感在现实空间的投射，如果说学生时代安德烈对李默的帮助是一场引导型的友情救赎，那么成年后李默的这次归乡便是独自直面幼年创伤的个人成长。影片结尾，旧厂房院内的树枝上银装素裹，两颗青春之心跨越时空重逢。
电影在音乐的使用上较为节制，多在人物情绪激烈变化时出现，作为与人物情感相契合的辅助性表达，配器主要运用钢琴和弦乐器，在不同的场景和情绪中以旋律的变化营造出冷暖两种音乐风格。二人初相识时一起爬上废弃工厂的大烟囱，配以较为轻柔的钢琴旋律，带着青春的暖色调；李默逃避警察的片段，音乐中加入了急促的鼓点，加强渲染出他内心的紧张和痛苦；李默最后追着安德烈的幻影奔跑，提琴的旋律突然响起，节奏不断加快，他内心积压的情绪在音乐中得到释放。
电影拍摄取景于东北鞍山和白山等地，镜头将小说中冷峻的美学风格视觉化呈现，加上现实回忆交叠中冷暖色调的配合，给整个影片奠定了冷冽又温情的风格基调。景别的使用上，导演多以特写和近景表达李默与安德烈之间汹涌的情绪暗流，配合着演员们含蓄、克制的留白式表演，让二人的情感缓缓流淌于银幕。
重逢是个极美的词，它是羁旅漂泊的游子对归家的渴望，也是相离万里的友人对彼此的挂怀。在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中，李默与安德烈在情感时空上的重逢，是导演给这两个人物最温柔的悲悯与成全。
(作者为青岛科技大学艺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失焦的情感之旅
文｜刘景阳
作为董子健跨界执导的处女作，《我的朋友安德烈》的故事在叙事结构的失衡中打了折扣，使原本触及人心的情感表达，陷入了略显模糊的表达困境。
影片采用类似经典悬疑电影《记忆碎片》的非线性叙事，在画面上利用了冷暖两种强对比色调代表现实与回忆，在现实公路之旅与童年回忆片段间频繁切换，本想通过这种方式营造记忆的碎片感，让观众与李默一同拼凑过往真相。但这种结构缺乏清晰的节奏把控，导致叙事逻辑松散，情绪表达被割裂。童年片段的插入往往突如其来，虽能展现两人友谊的细节与创伤的根源，却与现实公路线的衔接不够自然，有时甚至打断了主线情绪的递进。
影片在次要角色与支线的处理上也存在些许短板，进一步削弱了童年情感创伤这一核心主题的支撑力与表现力。比如，李默父亲的角色转变缺乏逻辑铺垫，前期酗酒粗鲁的形象与后期细腻温和的状态形成较大反差，却没有相关情节交代这一转变的动因，最终只能沦为服务创伤叙事的工具人。相同的，在殷桃扮演的李默母亲身上，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处理方式，影片前期利用较多时间勾画母亲与李默的亲情羁绊，但在后面李默心理疾病凸显时，却几乎没有出现这一情感联结产生的波动或影响，既没有展现母亲对儿子心理状态的关注，也没有呈现亲情在创伤治愈过程中的作用，使得这一角色的存在意义出现折扣。章若楠饰演的配角镜头极少，几乎没有发挥任何叙事功能，其他次要角色也缺乏人物弧光，与主角的联结薄弱，使得整个故事始终局限在两人之间，视野狭隘，难以通过群像塑造烘托主题的厚度。
值得肯定的是，影片摄影师吕松野对光影的运用堪称惊艳，童年场景的温暖色调与现实场景的冷白、幽蓝形成鲜明对比，火与雪的意象精准映射出人物内心的炽热与冰冷，仅凭画面便构建出强烈的情感氛围。董子健与刘昊然的表演极具层次感，董子健将安德烈身上的孤独与疏离感演绎得淋漓尽致，刘昊然则精准拿捏了李默成年后的隐忍与因童年经历产生的怯懦，两人的交互成为支撑影片情感的核心。影片对东北地域质感的呈现，从口音到场景都充满烟火气，也让这份友谊多了几分真实的底色。两位小演员的表现同样亮眼，饰演少年李默的迟兴楷与刘昊然在外貌气质上高度契合，韩昊霖饰演的少年安德烈则精准捕捉了角色的“古怪稚气”，他们的灵性演绎跨越了地域文化隔阂，让观众得以重温自己的童年情谊与青春年华。
《我的朋友安德烈》展现了董子健的创作野心与艺术感知力，其对创伤与记忆的探讨方向值得肯定，既填补了部分观众对“亏欠自己的空洞童年”的情感共鸣，也提出了“成长过程中是否因各种原因丢失了本真自我”的深刻追问。导演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情感张力的表现等方面也颇具天赋。但叙事结构的失衡，以及节奏把控的稚嫩，让这部作品未能完全抵达预期的高度。它恰似一段模糊的记忆，有零碎动人的细节，有真挚的情感，却因缺乏清晰的脉络与核心，难以让观众产生深刻而完整的共鸣。若能在主题上更聚焦，在叙事上更凝练，这份关于友谊与创伤的情感之旅，或许能成为更加打动人心的影像篇章。
(作者为青岛科技大学戏剧与影视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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