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亚瑟·贝尔蒙特把他那杯威士忌放在壁炉架上，那里的木头已经被熏得发黑。
他告诉我，给撒切尔夫人当了那么多年保镖，见过的风浪比苏格兰高地的风还硬。
但他要说的事，跟子弹和阴谋没半点关系。
他说，每年春天，这位铁娘子都会从所有人的视线里消失一天，像人间蒸发一样。
安保记录上，那天的代号叫“休耕”。
直到亚瑟退休后，喝多了两杯，才敢把那个他守了几十年的地址，像吐出一颗生锈的钉子那样，说了出来...
苏格兰的春天，就是个骗子。
它给你几天太阳，让你把厚毛衣收起来，然后就一头扎进连绵的阴雨里，空气里全是湿羊毛和泥炭混在一起的霉味。
我的膝盖现在就是苏格兰的天气预报，一疼，就知道又要下雨了。
年轻时，我的膝盖可不是这样。它们强壮得像两块花岗岩，能让我在伦敦那些被几个世纪的雨水和油污浸透的石板路上，像只猫一样悄无声息地奔跑。
那会儿，我的工作是保护一个人。一个全世界的报纸头条都想揣测她心思的女人。
我们这行里，没人直呼她的名字。资历老的叫她“老板”，或者“那位女士”。我们这些小辈，刚开始会毕恭毕敬地称呼“首相”。
只有私底下，那些刚从警校毕业、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才会学着报纸的样子，叫她“铁娘子”。
但这种称呼传到老伙计们的耳朵里，他们会用一种能把你冻住的眼神瞪过来，那意思很明白：闭嘴，小子，你什么都不知道。
唐宁街十号那扇黑得发亮的门背后，规矩比历史还沉重。
你的任务不仅仅是挡子弹，更多的时候，是把自己变成一堵墙，一双耳朵，一个不会思考的影子。你必须学会过滤掉九成九的信息，只留下那百分之一的危险信号。
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第一次听说了“休耕”这个词。
那是我被调到首相贴身安保团队的第二年。一个四月的早晨，天色是那种脏兮兮的灰白色，像是有人用一块没洗干净的抹布擦过天空。
安保主管，一个叫罗杰的老家伙，下巴长得像个铁铲，他把我和另外两个人叫进一间没有窗户的通讯室。
“明天，A组行动。代号‘休耕’。”
罗杰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说一件很不光彩的事，“目的地临时通知，路线每年都换。除了你们三个和司机，没人需要知道。所有通讯设备关闭，行动结束后，忘了这件事。”
我和另一个叫菲尔的年轻人交换了一下眼神，菲尔比我早来一年，但他脸上的表情跟我一样，都是个大写的问号。
只有汤姆，我们组里最老的保镖，一个快五十岁、头发已经开始稀疏的男人，他只是面无表情地盯着自己擦得锃亮的皮鞋尖，好像罗杰说的是明天早餐吃什么一样。
“明白了吗？”罗杰的目光在我们脸上扫了一圈。
“明白。”我们齐声回答。
没人问为什么。这是工作的第一条规矩：执行，不要提问。
第二天凌晨四点半，天还黑得像一块幕布。
一辆深色的捷豹，不是首相那辆标志性的防弹车，而是另一辆看起来普通得多的型号，悄无声息地滑到唐宁街十号的后门。
没有警车，没有摩托，它就像一个黑色的幽灵，准备潜入尚未苏醒的城市。
那位女士出来了。
我至今还记得她那天的样子。她没穿那些像盔甲一样硬挺的套装，也没戴她那串总是在闪光灯下熠熠生辉的珍珠项链。
她穿了一件很普通的米色风衣，领子竖着，遮住了半张脸。
头发用一条深蓝色的丝巾包着，看不出精心打理过的痕迹。她手里依旧提着那个著名的黑色手提包，但今天它看起来瘪瘪的，像是没装什么东西。
她脸上的表情，跟平时在议会里跟人辩论时没什么两样，都是紧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但她的眼神不对劲。
平时，她的眼神像两把手术刀，能精准地剖开你所有的伪装。但那天早上，她的眼神是向内收敛的，像两口被盖上了井盖的深井，所有的波澜都被压在了黑暗里。
她一言不发地坐进后座。
我跟汤姆一左一右地坐在她身边。菲尔坐在副驾驶，另一个沉默寡言的司机发动了汽车。
车里安静得可怕。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还有那位女士风衣布料摩擦时发出的细微沙沙声。这种寂静比枪声更让人紧张。
我当时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这是要去哪儿？某个北约国家的秘密军事基地？
还是去跟某个不能公开身份的情报头子接头？我甚至想过，也许是去某个偏僻的私人诊所，毕竟，再坚硬的钢铁，也需要保养和维修。
车子没有朝任何一个机场或大使馆的方向开。它像一条鱼，灵活地穿过伦敦还在沉睡的街道，避开了所有主干道，然后悄悄地汇入了北上的高速公路。
窗外的景象开始飞速倒退。高楼大厦像一排排参差不齐的墓碑，很快就被甩在了身后。
绿色渐渐多了起来，然后就是无边无际的、被清晨的薄雾笼罩着的田野。
汤姆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但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手指关节是绷紧的。
我忍不住，用胳膊肘轻轻碰了他一下。
他眼皮都没抬，嘴唇几乎不动地吐出几个字：“别瞎想，也别睡。”
这下，我的好奇心彻底被点燃了。像一团被扔进干草堆的火星。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需要让汤姆这样的老油条都如此郑重其事？
车内的空气是凝固的，而且越来越粘稠，像即将凝固的沥青。
收音机关着，我们四个男人连呼吸都下意识地放轻了。那位女士始终保持着同一个姿势，扭头看着窗外。她的脖子很僵硬。
我能感觉到，她看的不是风景。那些飞速掠过的树、电线杆、偶尔出现的农舍，对她来说只是模糊的色块。
她的目光是空的，它穿透了车窗玻璃，投向了一个只有她自己能看见的、遥远的地方。
她在看一部无声的电影，一部循环播放了几十年的黑白电影。
车程比我想象的还要长。三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还在路上。
司机严格按照预定的路线行驶，那是一张手绘的地图，每年都由罗杰亲自绘制，用完即毁。路线绕了很多圈子，避开了所有的大城市和交通枢纽。
“为什么不走直线？”有一次，我还是没忍住，在换防的时候悄悄问汤姆。
“为了把人甩掉。”汤姆头也不回地说。
“甩掉谁？我们后面没车。”我看了看后视镜，空空如也。
汤姆咧嘴，露出一个没什么笑意的笑容：“甩掉那些不存在的眼睛，也甩掉她自己心里那些嗡嗡叫的苍蝇。”
我听得一头雾水。
我们经过一个个无名小镇。那些镇子像是被时间遗忘了一样，石头房子上爬满了青苔，教堂的尖顶孤零零地戳着灰色的天空。
店铺的招牌都褪了色，有些窗户甚至用木板钉了起来。路上偶尔能看到几个老人，牵着狗，慢慢地走着，他们的动作像是慢镜头回放。
车子经过一片巨大的公墓，数不清的白色墓碑在阴沉的天色下像一片白色的森林。
我注意到那位女士的肩膀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她把目光从窗外收了回来，低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
我的猜测又冒了出来。也许，是去祭奠谁？某个在战争中牺牲的亲人？或者，一个不能被公众知道的恋人？
这个想法让我自己都觉得荒唐，但在这诡异的气氛里，任何荒唐的猜测似乎都有了存在的土壤。
车子继续向北，地势越来越平坦开阔。我们进入了林肯郡。
这里的土地是黑色的，刚刚被拖拉机翻过，湿润的泥土气息顺着空调的缝隙钻进车里，带着一股生冷的味道。风很大，吹得路边的野草像波浪一样起伏。
在一个岔路口，司机把车停在了一片小树林的隐蔽处。
他下车，迅速地从后备箱里拿出另一副车牌，换了上去。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熟练得像个偷车贼。
我们就像一群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动的间谍，小心翼翼地抹去自己存在过的一切痕迹。
我的神经一直紧绷着。当保镖这么多年，我最怕的不是突发的袭击，而是这种漫长的、未知的等待。
你不知道目标是什么，不知道危险在哪，你的所有感官都被调动到极限，却只能捕捉到一片虚无。
车里的气氛在接近目的地时达到了顶峰。那位女士开始频繁地看手表。
不是焦急，而是一种精准的对时。仿佛她在等待一个精确到秒的时刻，去赴一个神秘的约会。
快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车子终于驶离了乡间公路，拐进了一个小镇。
镇口的牌子上，用白色的油漆写着它的名字：格兰瑟姆。
看到这个名字，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了一下，然后猛地往下沉。
格兰瑟姆！
我当然知道这个地方。全世界都知道。这是她的出生地，是她那间著名的街角杂货店的所在地。
原来如此！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搞了半天，这趟兴师动众的秘密旅行，只是一趟返乡之旅。也许是去她的故居看看？那栋被改造成纪念馆的房子，现在是镇上最著名的景点了。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一个身居高位、被无数事务所困的人，回到自己出发的地方，寻找片刻的宁静和慰藉。这太正常了。
但我的轻松感只持续了不到一分钟。新的疑惑又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
如果只是回故居看看，为什么要搞得像一次特工行动？为什么要换车牌？为什么整个安保团队都如临大敌？直接以官方视察的名义来，不是更简单、更安全吗？
我的大脑成了一团乱麻。
车子在小镇古老而狭窄的街道上缓慢行驶。两边的石头房子看起来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屋顶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青苔。
几个穿着厚重外套的镇民在人行道上走过，他们好奇地朝我们这辆与小镇格格不入的豪车里张望。
我远远地就看到了那栋熟悉的建筑。在主街的拐角处，一栋两层的红砖小楼，楼下那个曾经的铺面，如今挂着一块精致的铜牌，上面刻着：“撒切尔夫人故居”。
我下意识地坐直了身体，我以为司机会在这里停车。我们所有人都这么以为。菲尔甚至已经把手放在了车门把手上，准备第一时间下车开道。
但是，车子没有停。
它像一个冷漠的铁盒子，从那栋万众瞩目的故居前平稳地滑了过去。没有减速，没有停留，那位女士甚至连头都没有朝那个方向偏转一分一毫。
就好像，那只是一栋和她生命毫无关联的陌生建筑。
我跟副驾驶上的菲尔对视了一眼，我们都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巨大的、无法理解的问号。只有汤姆，依然像一尊石佛，目不斜视。
车子继续往前开了大约两三百米，拐进了一条更不起眼的小巷。
这条街比主街更窄、更旧，甚至有些地方的路面都开裂了。路边停着几辆满是泥点的福特和沃克斯豪尔，一看就是本地居民的车。
这里没有纪念馆，没有铜牌，没有游客。只有一些寻常的住家，一家关着门的酒吧，和一家看起来生意冷清的二手书店。
然后，车子停了下来。
停在一个毫不起眼的街角的对面。
司机熄了火。车里瞬间只剩下我们四个人的呼吸声，清晰得像是擂鼓。
那位女士又看了一眼手表，时间刚好是中午十二点整。仿佛她的人生就是由这样一个个精准的节点构成的。
她没有立刻下车。她静静地坐着，目光穿过布满灰尘的挡风玻璃，望向街对面。
她的眼神，在那一刻，又变了。它不再是旅途中的空洞和迷茫，也不是在唐宁街十号的锐利和威严。
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极其复杂的眼神。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里面沉淀着悲伤、怀念、固执，还有一种近乎于痛苦的坚定。
她就那么看了将近一分钟。
然后，她转过头，看着我们，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却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出了那句每年都一模一样的话：
“我一个人过去。你们在这里等我。”
汤姆点了点头。这是命令，也是规矩。
车门锁“咔哒”一声轻响，弹开了。
她推开车门，独自一人下了车。四月的冷风立刻灌满了她那件米色的风衣，把衣角吹得在她身后胡乱飞舞。她裹紧了衣服，低着头，快步穿过了那条几乎没有车辆的马路。
我们三个受过最严格训练的保镖，坐在价值连城的防弹车里，像三个被施了定身术的傻瓜，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能让整个国家机器为之运转的女人，独自走向一条破旧不堪的街道。
她没有走进任何一栋建筑。
她没有去敲任何一扇门。
她就在街对面的行人道上站住了。在一个非常精确的，每年都不差分毫的位置。仿佛那里的地面上，有一个只有她能看见的标记。
她的目光，投向斜对面一个极其普通、甚至有些陈旧的二层小楼。那是一家仍在营业的……杂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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