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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实习生曹艺 北京报道

从美国悍然对主权国家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袭击，到宣布退出66个被其认定“不再服务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再到扬言“美国绝对需要格陵兰岛”，以及宣称对欧洲8国加征关税……2026年伊始，美国政府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操作震惊国际社会，给动荡不安的世界秩序以沉重一击。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向阳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当前政策显露出“丛林法则”倾向，正对战后安全、经济领域的多边体系构成结构性冲击。

针对美国一系列单边行动，李向阳认为，这反映了其认为“多边主义让美国得不偿失”的认知转变。这种单边主义理念和行为，会迫使中小国家在安全上寻求“最终安全保障”，在经济上寻求“最终消费市场”，从而冲击现有全球安全与发展模式。对于美国意图以“和平委员会”替代联合国的动向，他强调，问题的核心在于该机制建立在“以实力求和平”与单边主义基础之上，其理念与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李向阳解读了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他指出，这些倡议旨在应对当前全球治理中的多重赤字，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长远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推进的具体实践，是中国对全球问题的系统性回应。他指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正在逐步从“参与者”转向“建设者”、“引领者”，为完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今年是“APEC中国年”。李向阳认为，APEC在经济全球化受阻背景下具有独特价值，其自愿、非约束性的灵活特征，正成为凝聚区域共识的重要平台。随着中国将于2026年主办APEC会议，这一机制在促进区域贸易自由化、维护供应链稳定及深化数字合作方面的作用有望进一步凸显，中国亦将发挥关键建设性作用。

1月2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全球治理论坛（2026年）”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了全球首部系统阐释全球治理倡议的学术著作《全球治理倡议：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成立“全球治理倡议国际研究联盟”。李向阳在会上表示，在当前全球治理碎片化及美国收缩区域合作的背景下，APEC凭借自愿性与包容性的独特机制，成为汇聚亚太大国、维系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关键平台。

针对未来合作方向，李向阳提出三点主张：一是深化亚太共同体建设，借助中国担任东道主的契机，通过APEC这一特殊平台对冲“反全球化”风险；二是坚定维护多边主义，面对美国挑战联合国体系及国际合作中的“集体行动难题”，应持续凝聚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共识；三是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主张“积小胜为大胜”，将“一带一路”倡议等开放性区域合作作为通向全球多边主义的“垫脚石”，将政治共识转化为务实的跨区域合作行动。

特朗普正试图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

《21世纪》：新年伊始，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从委内瑞拉事件到格陵兰岛争端，怎么看美国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所造成的结构性破坏？世界是否会回到丛林法则？

李向阳：我个人认同特朗普政府正在将世界带回“丛林法则”的判断。无论从其言行还是政策导向都可以确认这一点：特朗普在处理事务与国与国关系时，常把“手中有什么牌”挂在嘴边；去年底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突出强调“以实力求和平”；而在达沃斯论坛上，他虽讲话冗长，核心却只传达两点——一是美国如何凭借实力，例如通过关税战实现了经济增长；二是美国将凭借实力谋取格陵兰岛的主权。

这种“丛林法则”导向可能从两个层面产生影响。在安全层面，它将冲击战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在经济层面，由于美国放弃自由贸易政策，转而追求贸易平衡目标，致使中小国家寻求“最终消费市场”。过去几十年，东亚地区凭借出口导向实现了高速增长，而如今发展中国家复制“东亚四小龙”模式将愈加困难。可以预见，无论是安全还是经济领域，合作机制的碎片化与集团化将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21世纪》：本月，特朗普还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并自己建了个新群：“和平委员会”，他甚至说“可能会”取代联合国。这一做法反映了美国对多边机制怎样的认知转变？对全球治理体系可能造成怎样的影响？

李向阳：从理念上看，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过去80年中，美国作为多边主义的倡导者“得不偿失”，多边主义损害了美国利益，却让其他国家受益。当然，联合国本身并非没有问题，但美国试图以“和平委员会”取而代之，其根本问题不在于是否替代，而在于该机制建立在“实力原则”与“帝国思维”之上——该委员会最终决定权掌握在特朗普个人手中。由一个国家的总统决定全球事务，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如果是为了克服联合国存在的现有弊端，建立一个能与联合国形成良性竞争的新机制，本是好事。但“和平委员会”以美国主导甚至由特朗普个人主导，并掺杂商业利益逻辑（如缴纳10亿美元可成为永久会员），其理念与治理结构都存在严重问题。因此，关键不在于它是否取代联合国，而在于其背后的理念与治理方式是否公正。在当前情况下，该委员会建立在荒谬的理念基础之上，难以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合理方向发展。

中国正从“参与者”转向“建设者”“引领者”

《21世纪》：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方近年来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议。这一组合体现了中国对全球问题怎样的整体判断和系统回应？

李向阳：首先，四大全球倡议是针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弊端提出的。中方曾指出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存在“四大赤字”，四大倡议正是基于对这些赤字的判断而系统推出的，二者在总体框架上相互对应。

其次，四大倡议也是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外界有时认为该理念较为遥远，而四大倡议正是推动其落地的重要一步，让国际社会能更具体感知到其意义。未来中国还会推出更多配套措施，从而将长远愿景与当前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指导中国外交实践有机结合，形成从理念到行动的统一体系。

《21世纪》：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和政治版图加速演变，如何客观评价中国在其中的实际影响力与制度性话语权？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是否正在从“参与者”向“建设者”“引领者”转变？

李向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关系经历了几个阶段：改革开放前，我们是国际规则的旁观者；改革开放后，成为国际规则的遵守者和全球秩序的参与者。随着自身发展，中国既要提升软实力，国际社会也期待中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包括理念性与制度性公共产品，因而中国将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引领者（之一）。

党的二十大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其中制度型开放是关键内容。这意味着中国将更多深入参与国际规则与制度的构建。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参与国际规则与制度的构建并非要推翻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更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现有基础上推动其改革与完善。因此，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转变本质上仍是对多边主义核心理念的维护与促进。

《21世纪》：今年是APEC中国年。作为非约束性、开放性的区域合作机制，APEC在当前全球贸易碎片化背景下有哪些独特价值？中国可以在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供应链稳定和数字经济合作方面发挥哪些关键作用？

李向陽：APEC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具有特殊性。它并非联合国或WTO那样的全球多边机制，而是仅有21个成员的区域性组织，且其协议具有自愿、非约束性特点，不具备国际法意义上的强制力。然而，在全球化受阻的背景下，这一看似“劣势”的特征反而成为其优势：它能够为区域内所有成员提供一个灵活、开放的交流平台。

例如，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参加为数不多的多边场合之一就是在韩国举行的APEC会议。这反映出APEC是少数能汇聚区域内各经济体共商合作的平台。在全球化遭遇逆风的今天，APEC的包容性与软性协调功能更具现实意义。2026年中国将在深圳举办APEC会议，这有望进一步凸显APEC在促进区域对话、稳定供应链、推动数字合作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中国也可借此平台发挥关键的建设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