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头老槐树的最后一片叶子落尽时，腊月便真的来了。最先动起来的是女人们。她们选一个晴好的日子，将屋里所有能搬动的东西都搬到院子里。竹竿绑着新扎的笤帚，细细扫过屋梁一年的积尘。
孩子们在桌椅板凳间穿梭，偶尔摸到某个犄角旮旯里滚出的玻璃弹珠或残缺的纸牌，便如获至宝——那是去年春天自己藏起来的，竟忘得这样彻底。
男人们的重头戏在杀年猪。天未亮，猪的尖叫声便划破霜晨。那声音并不凄厉，反带着一种热闹的必然，像是年关的号角。主妇早已烧好一大锅滚水，白茫茫的热气从灶房漫出来，与清冷的晨雾交织。
猪肉按部位分得清清楚楚：后腿要腌成火腿，五花肉留着做扣肉，板油炼成雪白的猪油，装进陶罐里能吃上半年。最要紧的是那一大盆冒着热气的猪血，撒上盐巴，静静凝成暗红色的豆腐模样——年夜饭的酸菜血旺汤，是它的归宿。
做豆腐是在腊月二十前后。石磨“咕噜咕噜”地转着，黄豆的乳白色浆汁沿着磨槽缓缓流进木桶。灶膛里的火要不大不小，豆浆在锅里微微翻滚，泛起一层薄薄的皮。
点卤是最神秘的环节，男主人屏住呼吸，将卤水细细淋入，豆浆便神奇地凝结成云朵般的豆花。压上石板，水珠“滴答滴答”落下，一夜之后，方方正正的豆腐就成了。煎豆腐的香气能飘过好几户人家，那是无需邀请的邻里信号——都知道，这家要开始煎炸烹煮了。
祭祖是年三十的清晨。男人们提着竹篮，里面装着煮得半熟的猪头、全鸡、条肉，还有三杯清酒。坟头除净杂草，摆上祭品，纸钱烧起的青烟笔直向上——老人们说，这说明祖宗高兴。
孩子们学着大人的模样作揖，眼睛却偷偷瞄着那些祭品。仪式结束，祭品要带回家重新加工，于是祖宗“吃”过的福气，便真正落到了活人的碗里。
真正的高潮是年夜饭。平时舍不得点的煤油灯，今晚亮堂堂地挂在中堂。八仙桌第一次坐得这样满。中间必是那只炖了整天的老母鸡，金黄的汤面上浮着几颗枸杞；红烧鲤鱼的眼睛用红纸贴着，要留到初一动筷，寓意“年年有余”；糯米灌肠切片码成花朵形状，在烛光下泛着油润的光。
大人们喝自家酿的米酒，孩子们抿一口甜米酿，小脸很快飞起红云。说话声、笑声、碗筷碰撞声，混成一片温暖的喧哗，将屋外的严寒严严实实挡在门外。
守岁是要守到子时的。炭盆里的火添得旺旺的，红薯和年糕在灰烬里煨着，散发出焦甜的香气。祖母从箱底摸出红纸包，每个孩子五毛压岁钱——这钱要压在枕头下过夜，来年才有好运。更小的孩子熬不住，歪在母亲怀里睡着了，手里还紧紧攥着那颗舍不得吃的糖。
零点将近，整个村子忽然静了一瞬。然后，不知谁家率先点燃了鞭炮，“噼里啪啦”的炸裂声如同号令，瞬间引来千家万户的响应。天地间被这持续不断的轰鸣充满，火光映亮了一张张仰起的脸。硝烟的味道弥漫开来，浓烈而喜庆，那是年的气味，是除旧迎新的宣告。
正月里，这种热闹才真正铺展开来。人们换上新衣——大多是母亲缝制的，针脚细密，袖口裤脚特意留长些，以备来年还能穿。亲戚们互相走动，竹篮里装着自家做的点心：雪白的米糕、金黄的炸果、用红纸封口的红糖包。孩子们的口袋总是鼓鼓的，装着炒花生、红薯干、还有各种印着吉祥话的糖果。
最难忘的是元宵夜的龙灯。长长的板凳龙，由各家各户的板凳连接而成，每节板凳上点着两支蜡烛。夜幕降临，锣鼓响起，龙便活了。它在田埂上蜿蜒，在祠堂前盘旋，烛光连成一条流动的火河。
龙头经过每家门前，主人便放一串鞭炮迎接，祈愿龙带来一年的风调雨顺。孩子们举着小小的纸灯笼跟在后面，点点暖光在夜色中晃动，像是从银河里溅落的星星。
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坐在恒温的房间里，手指划过手机屏幕购买年货时，总会想起那些需要亲手操办一切的日子。现在的年味变得便捷而稀薄，像冲泡过多次的茶。但记忆深处，那些需要等待、需要亲手创造、需要整个村庄共同完成的年，却像窖藏的老酒，时间愈久，滋味愈醇。
也许年味从来不只是食物和仪式，而是那些寒冷日子里人与人紧挨着的体温，是共同期待春天来临的那份虔诚，是平凡生活里郑重其事的自我犒赏。它储存在腊月空气的凛冽里，储存在灶火映红的笑脸上，储存在午夜鞭炮轰鸣后那片刻圆满的寂静里。
如今，当我在城市除夕的静谧中，仿佛还能闻到那混合着硝烟、猪油、糯米和霜雪的气味——那是故乡的年，是我再也回不去，却永远走不出的、精神的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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