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沈醉被“恢复”起义将领身份，但他《战犯改造所见闻》和《我这三十年》中承认：“1949年，我被人用枪口顶在我腰上而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的档案，1980年，把我改为‘起义将领’，像我这样过去做了那么多恶事的人，得到党和人民给我以‘确已改恶从善’的高度评价，我非常珍惜，不用说，我自己不会去请求改换，就是通知我改换，我也会以感激的心情加以婉谢。我将永远保留这张最珍贵的特赦令，而不想要起义将领的证明书。”
沈醉只想要战犯特赦令而不要起义将领证明书，他去香港探亲的时候，当地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也称其为“沈醉将军”而不是“政协委员、文史专员”，至于沈醉更喜欢哪个称呼，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沈醉觉得自己并不完全算“起义将领”，因为他的“起义”是被迫的，被迫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字，并公开命令手下特务放下武器停止活动后，依然还有另外的想法，这想法他在《军统内幕·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中也说清楚了：“七个人都不甘心于旧时代的死亡，时时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再来一次报复性的行动，把已解放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蒋介石和自己的统治之下。”
沈醉这种行为如何定性，笔者不敢妄言，但他说的那“七个人”，却有必要介绍一下：他们就是第八军军长兼云南区训练司令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二十六军第一九三师师长石补天、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宪兵西南区指挥李楚藩、宪兵西南区指挥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官沈延世、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刚被任命为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沈醉，他们在李弥倡议下结拜为“异姓兄弟”准备干什么，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清楚：表面上赞同起义，背地里图谋不轨。
李弥余程万沈醉等人，都属于老蒋的嫡系将领或将军级特务，让他们真心响应卢汉的起义，实在是不可能的，沈醉回忆：“卢汉同意了余程万的建议，让石补天师长出去传达余程万命令，停止进攻。其实这是余程万与石补天事先商量好的阴谋，暗中却是叫部队加紧进攻。16、17日两天，余程万、石补天、李弥三人先后被释放。他们临走前和新结义的兄弟一一话别，叫我们坚持下去，等他们打进昆明来救我们。这三人释出之后立即翻脸，战事不但未停止，而是更疯狂地向昆明猛扑，枪炮声彻夜可闻，且越来越近。”
余程万、石补天、李弥这一翻脸，沈醉和沈延世、李楚藩、童鹤莲就只能进昆明的钱局街陆军模范监狱了，于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出现了：云南起义中被扣押的沈醉“七兄弟”：三个被放走，四个进了监狱，这七人最终结局如何？
沈醉就不用说了，他1960年第二批获得特赦，是所有将军级特务战犯中最早特赦的两个，另一个就是原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情报处（第二处）处长董益三——当年各兵团、绥靖区的第二处（情报处）基本都是由军统（保密局）特务组成。
以沈延世、李楚藩、童鹤莲的军阶，他们是“够资格”在1955年、1956年战犯大集中时进入功德林的，但遍翻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也找不到这三人的名字——当时“结义七兄弟”，沈醉是老疙瘩，他的三个“哥哥”也进了战犯管理所，沈醉不可能不提。
沈醉不提“哥哥”们的结局，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些话沈醉会不好意写的，比如排行老二的李楚藩，结局就不是很美妙，《湖南名人志》中有一条是专门介绍李楚藩的：“李楚藩，字仲屏，（1904年～ 1951 年)，祁阳县人……1950年经云南军区军事法庭审理、宣判无罪，送军官教导团学习。到1951年肃反运动时，军事法庭以反革命罪将其镇压。1984年经云南军区军事法庭复查，撤销原判、恢复起义人员身份。”
其实不仅仅是李楚藩，就连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人，也曾认为自己有生命危险，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刊发的《44名内战战犯名单形成的前后》、《新中国处理战犯政策》、《“功德林”“秦城”记事》、《重庆战犯管理所纪实》等文章中有这样的描述：“1951年初，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思想波动，在押案犯暂停看报。这件事，使王陵基、宋希濂、徐远举、周养浩等背上了等待公审处死的思想包袱。当时收押在地方公安、司法系统被捕的蒋介石党政军特高级人员则一律被视为‘反革命罪犯’，不少人还被判刑，极少数人在‘镇反’中被处决。”
当年中央公安部收到西南公安部上报的一份请示报告，该报告提出，在重庆羁押的三名国民党首要战犯，职级较高，杀人过多，当地民愤极大，群众强烈要求予以镇压，请示部领导可否予以照准。
罗瑞卿部长看了报告后，立即批示：“刀下留人，杀之可惜”，并将此情况向中央有关领导作了汇报，然后才有了《关于将现押各军区蒋匪战争罪犯移交公安机关管理的联合指示》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的处理战犯方针。
沈醉和宋希濂等人后来都去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而沈延世、童鹤莲就没有下文了，我们不能说他们步了李楚藩的后尘，而那三个被卢汉释放的，结局也大不相同。
余程万和李弥在“反攻”昆明的时候表现大不相同，结局也天差地别，有人怀疑余程万1955年在香港被“误击”，实际是毛人凤指派特务下的手：当年香港警方公开的说法1955年8月27，余程万在屏山寓所遭匪徒入屋行劫，警方“营救”时发生枪战，三名劫匪一死两逃。
余程万的副官旷文清看过遗体后表示：余程万胸腹有一排弹孔，可以肯定是冲锋枪或轻机枪打的，而现场并没有发现劫匪使用这些武器的证据（比如弹壳），更为奇怪的是这么大的案子，警方虽然悬赏两万港币，最后每能抓住一个逃掉的劫匪，这显然是极不正常的，这跟我们看的香港警匪片差距实在是太大了——那两个劫匪如果没有特殊背景，又怎么会抓不到？
李弥表现得比余程万顽固，所以老蒋对他还算不错，到了缅北的李弥留下了很多余孽，近日被判处死刑的那十一个魔头，似乎多多少少都能跟李弥搭上点关系。
李弥1964年退为预备役，1973年病亡，1907年出生的石补天，晚年在台湾当过农场厂长，常年念经礼佛，法号弘通，一直活到了1994年，在那“七兄弟”中也算长寿的了——沈醉1914年出生1996年辞世，算起来还是石补天命长。
可以确定的是李楚藩和沈醉后来都被认定为起义将领，李楚藩没有等到那一天，沈醉可以领起义将领身份证明确不好意思或不愿意去领，这就给读者诸君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可以确定那走掉的三个人是假起义，被关进监狱的那四个，是不是也都不冤枉？如果当时蒋军攻入昆明，他们四人从监狱走出，老蒋对他们将会如何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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