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结婚那年，我二十四岁，他二十六岁。租住在城中村一间不到三十平的单间，窗外是别人家的晾衣杆，抬头看不到天。
他那时刚辞职，说要自己做公司。我在一家小培训机构当老师，一个月三千多块。房租八百，水电另算。晚上我们算账，他算理想，我算米面油。
他总说，等公司做起来，一定让我过好日子。我听着，也信。年轻的时候，人对未来有种近乎愚蠢的信任。
第一年，他拉着我去见客户，我负责端茶、记电话、做表格。有一次客户看了我一眼，笑着问他，这是秘书还是太太。他愣了一下，说，是同事。我当时没说话，只在回去的公交车上把头靠在窗上。后来他解释，说在外面不想让人觉得他靠老婆。我点点头，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
公司最难的时候，我们卖过一套小房子。那是我父母给的首付。母亲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只说一句，你自己想好。钱打过去那天，我手抖得连验证码都按错两次。
第三年，他终于接到一个大单，喝醉回来抱着我哭，说差点撑不过去。我第一次觉得，也许这一切真的有意义。
后来日子一年比一年好。我们搬出城中村，租了两居室，又换成三居室。他开始频繁出差，手机常年静音。我负责家里，也兼着公司财务。员工工资、报销单、税务，我比他还清楚。
第八年，公司走上正轨。他给我买了条项链，不算贵，但他说是第一份像样的礼物。我戴了很多年，洗澡都不摘。
也是那几年，我流过一次产。他在外地谈融资，视频里一脸疲惫，说项目关键期，走不开。我一个人在医院签字、手术、回家。月子没坐好，后来一直怕冷。那次之后，我们再没要上孩子。
他偶尔也愧疚，说等上市了，我们就轻松了。我笑笑。上市这两个字，像挂在驴子前面的胡萝卜，永远差一点。
第十五年，公司已经有上百人。他有了司机和助理，衬衫都有人打理。我慢慢退出财务，只保留个挂名职位。新来的财务总监是个很利落的女人，说话干脆，账也做得漂亮。我乐得清闲。
有朋友提醒我，你不怕他变吗。我说，一个人真要变，你守着也没用。
其实不是不怕，是懒得怕。十八年太长，人会被时间磨出一种迟钝。
上市那天在酒店办庆功宴。他让我穿得正式点，说有媒体。我翻出那条老项链，扣子有些松了，但还能戴。
会场很热闹，灯光打在人脸上，都像镀了层金。他在台上讲话，从创业艰辛讲到行业未来，感谢了投资人、团队、合作伙伴。说到家人时，只轻轻一句，感谢家人的支持。
我坐在台下鼓掌，心里很平静。也许这就是成熟，连计较都觉得费力。
酒过三巡，我去洗手间。回来时经过一个小会客厅，门虚掩着。他的声音我太熟了，哪怕压低也认得。
他说，人到这个位置，很多关系要重新安排。过去是没办法，现在不一样了。
有人笑着问，那你太太呢，跟你吃了这么多苦。
他停了两秒，说，她是很好的人，但眼界终究跟不上了。以后公司层面的事，她不参与更好，对大家都体面。
那一刻我没有冲进去，也没有哭。只是站了一会儿，像在听一段与己无关的对话。
原来十八年，在有些人嘴里，可以被概括成“过去”。
我回到宴会厅，继续坐着，继续微笑。还有人来敬我酒，说我是老板娘。我点头，说不敢当。
那晚回家，他很晚才到，带着酒气和兴奋。他抱住我，说我们终于熬出来了。我问他，熬出来之后呢。
他没听出我的意思，只说，以后会更好。
我看着他，突然发现他眼角的细纹我都陌生。人是一起老的，心却不一定一起走。
第二天，我把那条项链放进抽屉。它完成了使命，我也是。
后来我提出分开，他很意外，说是不是听了什么闲话。我说没有，只是觉得该各过各的日子了。
他算是体面，给了我一笔钱和一套房。我没拒绝，那是我应得的工钱，十八年的，不多算。
朋友替我不值，说你陪他从无到有。我笑，说正因为从无到有，我才看得清，有些东西从头到尾都不在账上。
现在我一个人住，养了两盆植物，周末去看母亲。偶尔也会想起年轻时的自己，坐在公交车上，对未来充满信心。
那女孩没有错，她只是相信了爱情能和事业一起长大。后来才明白，事业会上市，爱情只会下市。
人这一生，总要亲手交几次学费。有人交给陌生人，有人交给枕边人。区别不大，都是买个明白。
若再让我选一次，我大概还是会那样过。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那十八年里，我也认真活过，认真爱过。
只是从今以后，我更愿意把筹码押在自己身上。别人成功与否，是风景；自己站得住，才是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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