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京城。
组织上把事儿查清楚了，他是干净的。
按常理，受了十几年冤屈，这会儿沉冤得雪，头一件事要么是去组织部谢恩，要么是找老战友痛哭一场。
可他偏不。
拿到通知后，他也没去凑热闹，直接奔着一个冷清的院子去了——那里住着刚退下来、在家赋闲的纪登奎。
进了门，李雪峰脸上没带半点苦相，反倒乐呵呵地指着纪登奎：“登奎啊，你胆儿也太肥了，这种事都敢干！”
乍一听像是来找茬的，其实这是过命的交情。
往回倒带几十年，你会发现这两人可不止是老乡那么简单。
这是一出关乎良心和生存的博弈大戏。
李雪峰是山西永济人，1907年的；纪登奎是山西武乡人，1923年的。
俩人差了十六岁。
在太行山抗战那会儿，这就是“首长”和“兵蛋子”的区别。
那时候李雪峰是位高权重的区党委书记，纪登奎还是他手底下刚冒头的青年干部，是个地道的小年轻。
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纪登奎一直拿李雪峰当值得敬佩的大哥。
虽然后来各忙各的，交集不算密，但那份基于做人做事的默契，一直没断过。
建国后，两人平行发展，直到1965年才又有了实质性的交集。
这会儿的李雪峰，政治光环正亮。
1966年5月，大风暴来了，彭真倒台，谁接北京这个烂摊子？
组织挑了李雪峰。
首都的“一把手”，位子重，但也烫手。
估计是升得太猛，或者是前任留下的摊子太乱，李雪峰在北京干得挺别扭。
毛主席看在眼里，想让他换个地儿练练。
本来说去天津当革委会主任。
铺盖卷还没打好，命令又变了，不去天津，改去河北。
京津冀转了一圈，这种频繁调动其实是个危险信号：他在核心圈其实没坐稳。
不过，九大上，他和昔日小老弟纪登奎还是一块儿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
看着挺风光，其实脚下已经空了。
1970年，庐山会议。
这是李雪峰人生的一个大坎儿，也是纪登奎面临抉择的关口。
李雪峰作为华北组牵头人，卷进了个大漩涡。
会上，陈伯达、汪东兴搞出个“六号简报”。
李雪峰没发言，但他签发了这个简报。
可能他觉得就是例行公事，为了烘托会议气氛。
谁承想，这简报摸了老虎屁股，被毛主席定性成“反革命”。
大笔一挥，祸从天降。
没几个礼拜，李雪峰就被撤了北京军区政委的职，回家待业。
这还不算完。
1971年“九一三”之后，因为和林彪有过接触，再加上那个倒霉简报，他又成了审查对象。
墙倒众人推。
那会儿为了自保，跟“反革命”划清界限是本能，踩上一脚是常态。
偏偏这时候，纪登奎站出来了。
作为案件审理负责人，他面临个大坑：替李雪峰说话，搞不好就被打成同伙，引火烧身。
这笔账，换一般政客，肯定闭嘴保平安。
明哲保身嘛，官场第一生存法则。
可纪登奎心里有杆不一样的秤。
他太了解这位老大哥了。
李雪峰可能政治嗅觉不灵，工作有失误，但绝对不是搞阴谋的料，更不可能跟着搞武装政变。
向毛主席汇报时，纪登奎说了句胆大包天的话：
“李雪峰、郑维山跟四大金刚不一样，处理上也得有区别，最好别开除党籍。”
这不是简单的求情，这是想把李雪峰从“林彪集团”的核心圈里往外捞。
这一步，走得险极了。
他在试图用事实修正上面的判断。
毛主席听完，没发火，也没马上驳回。
老人家只是意味深长地瞅了纪登奎一眼，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
“登奎啊，你这个人，少了两根白头发。
不像我们，都是经过考验的。”
啥意思？
听着像聊岁数，其实是讲政治。
主席的言外之意是：你纪登奎还是太嫩。
你不懂政治斗争多残酷，也不懂在这个位置上的高级干部，是不允许“站错队”的。
后来纪登奎儿子回忆，主席不同意，不是非要整死李雪峰，而是老人家对党的高级干部看得极重——这级别的路线错误，容不得半点马虎，也不能用“不知道”或者“被利用”当借口。
纪登奎的“少两根白头发”，说明他还带着点天真的仗义，这在顶层逻辑里行不通。
这次捞人，没成。
李雪峰随后被押到安徽六安独山，开始了漫长的囚禁生涯。
受罪是免不了的。
而纪登奎，虽然还在位，到了1978年也挨了批，慢慢淡出了核心圈。
时间是个筛子。
到了1982年，两人都离权力中心远了。
纪登奎门前冷落，在家享清福。
李雪峰终于把名誉争回来了，准许留在北京。
听旁人说起当年自己落难、人人躲着走的时候，是纪登奎冒着政治风险说了句公道话，李雪峰心里震动极大。
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面对李雪峰“胆大包天”的调侃，纪登奎答得云淡风轻：
“唉，都陈年旧事了。
那简报确实不是真的，我总不能睁眼说瞎话。”
这句话，就是纪登奎当年的底色。
不是搞小团体，也不是挑战权威，就是简单的——“不说假话”。
在那个真话金贵的年代，为了这句真话，他甘愿担着“少两根白头发”的风险。
这两个山西老乡，经历了大起大落，看透了人情冷暖，晚年成了真正的知己。
剩下的时光，不谈路线，不比职位。
留下的，只有寒冬腊月里，敢给朋友送炭的那份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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