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历翻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场雷霆般的“严打”时期，刑场上一声沉闷的枪响，直接让一个中年男人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这名死刑犯叫陈东平。
提起这个名字，街头巷尾的老百姓可能觉得陌生，但要是提他那个大名鼎鼎的爹，谁都会竖起大拇指——开国上将陈再道。
按理说，含着这种金汤匙出生的将门长子，前程应该是一片锦绣，最后却跪在了黄土堆前。
坊间传闻都说他是后来“学坏了”。
可要是把时间轴往回倒个二十年，仔细咂摸，你会发现那根导火索早就埋下了。
这事儿不单单是个富家子弟把日子过烂了的八卦，里头藏着的是特权跟规矩怎么掰手腕的大问题。
而在当年那个节骨眼上，站出来想要勒住这匹野马缰绳的，是时任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的开国中将，蔡顺礼。
故事还得从1963年那封惹祸的信聊起。
那年头，湖北省公安厅在日常查验中，冷不丁截住了一封寄往泰国的信件。
拆开一看，办案民警后背直冒凉气：写信的人居然大咧咧地跟泰国那边的国民党特务机构打招呼，话里话外全是想跑路的意思，甚至连价码都开好了——让对方给路费，给安排逃跑路线。
这简直就是一封板上钉钉的“卖身契”。
顺着线索一路摸过去，最后查到了哈尔滨。
矛头直指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里的一个学生。
等弄清楚这小子的真实身份，办案的人一个个都感觉这烫手山芋没法接。
惹事的主儿陈东平，刚满23岁，正在导弹工程系念书。
他老爹，正是当时坐镇武汉军区的司令员陈再道。
这局势，怎么看怎么棘手。
那是所什么学校？
那是当时咱国家国防科技的“顶梁柱”，保密程度高得吓人。
从那儿走出来的学生，以后手里攥着的可是国家的核心机密。
现在倒好，这儿的学生不光想溜，还想投靠对岸。
事情太大，湖北那边根本兜不住，只能往上捅。
总政治部接了这个烂摊子，立马面临一个让人头疼的选择：派哪尊神去查？
这活儿不好干，得满足俩条件：第一，手里活儿得硬，毕竟牵扯到反间谍；第二，腰杆子得铁，毕竟涉案人家里的背景那是通着天的。
挑来挑去，担子压在了蔡顺礼肩上。
如今回过头看，这一步棋走得太绝了。
蔡顺礼当时管着总政保卫部，那是正儿八经的行家里手。
更关键的是，翻翻他的老底，你会发现这人一辈子都在干“捉鬼”的活，这种大场面，也就他镇得住。
蔡顺礼这一生，基本上就是个专业的“守门员”。
他出身苦得很，江西吉安穷得叮当响的农家娃，1914年生人，十岁不到就只能去裁缝铺当学徒混口饭吃。
可这人脑子醒悟得早，还没满十三岁就跟着农协闹革命。
到了1929年，十五岁的蔡顺礼就钻进了游击队，是个地地道道的“红小鬼”。
从红4军吹冲锋号的，到红1军团管青年工作的干事，苏区那些反“围剿”的硬仗他没落下，长征那两万五千里路也是一步步量过来的。
建国后，蔡顺礼就在公安部和总政治部盯着安全保卫这一摊子。
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形势比打仗还乱，国内国外的特务跟苍蝇似的往里钻。
蔡顺礼每天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一团乱麻里把坏人给揪出来。
这活儿要的是绝对的冷静，心里不能有一丝杂念，更不能讲一点私情。
毛主席对他是相当放心的。
1955年授军衔的时候，蔡顺礼那个中将军衔，是主席亲自给颁的，这在当时可是不多见的荣耀。
把这么一位“铁面判官”派去查“上将公子”，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这事儿，没得商量，公事公办。
蔡顺礼带着人马进驻学校后，三下五除二就把陈东平的老底给扒了个干净。
这儿就暴露出一个当爹妈最容易犯的糊涂事。
陈东平凭什么能进这所顶尖军校？
照理讲，那学校门槛高得离谱，不是学霸连门都摸不着。
陈东平从小就是个惹祸精，成绩稀松平常，压根就不够保送的资格。
但在陈再道将军心里，这笔账另有算法：自己南征北战大半辈子，亏欠了家里。
儿子小时候跟着遭了不少罪，现在日子好过了，当爹的总想把最好的东西都捧给儿子。
于是，老将军动了动嘴皮子，硬是把儿子塞进了这所管理最严的学府。
这是好多“大功臣”容易掉进去的坑：总想着用手里的特权去填补亲情的亏空，却忘了掂量掂量孩子是不是那块料。
事实摆在眼前，这一步棋走得太臭了。
陈东平进了校门，跟那种严丝合缝的准军事化管理完全不对付。
他讨厌条条框框，逃课那是家常便饭，整天就知道瞎玩。
在那个大家日子都紧巴的年代，他非要去追求那种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调调，生活作风乱得一塌糊涂，甚至还沾染了一身臭毛病。
等到学校的规矩勒得他透不过气的时候，这小子没想着反省，反倒是一条道走到黑——勾搭境外特务，想要叛逃。
蔡顺礼把证据捏在手里，心里的算盘打得噼啪响。
要是这就这么算了，或者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那国家的安全隐患且不说，学校里其他那些高干子弟看了会怎么想？
他们会觉得，只要老爹官做得大，捅破天也有人补。
可要是下狠手，老战友陈再道的脸面往哪儿搁？
但是在国家的大是大非跟前，私人交情只能靠边站。
蔡顺礼没半点犹豫，把调查报告详详细细写好，直接送到了中央案头。
毛主席看完，大笔一挥：严肃处理。
下来的处分跟打雷一样狠：学籍、团籍、军籍，统统撸掉。
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三开”。
对于一个从军人家庭走出来的孩子，这基本上就是判了政治死刑。
陈东平紧接着就被送到农场去劳动改造了。
蔡顺礼办完这事儿没收手。
他眼光毒，看出来陈东平这事儿不是个例，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当时“红二代”管教上的大窟窿。
趁着这个案子的热乎劲，蔡顺礼把学校里所有在读的高干子弟都叫到一起。
他代表中央，给这些天之骄子们上了一堂让人后背发凉的课：上一辈的功劳那是上一辈的，你们要是自己不争气，陈东平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
这堂课，在当时把所有人都震住了。
只可惜，故事的尾声让人忍不住叹气。
虽说蔡顺礼眼疾手快揪出了毒瘤，也下了猛药想要切断病根，可陈东平压根就没往心里去。
劳教结束后，他也没想着洗心革面，反而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顺着那条歪路越跑越远。
一直混到八十年代，因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重罪再次进了局子。
这回，没有什么“三开”了，也没机会去劳教了，等着他的只有一颗花生米。
再回头看1963年的那场风波，蔡顺礼其实是在拼命“救人”。
他用了最狠的一招，想把一个年轻人从悬崖边上拉回来。
他把案子查透了，守住了国家的底线，也给所有手里有权的家庭敲了一记警钟。
无奈的是，外头拉得再用力，也救不了一个从芯子里烂掉的人。
当父辈的勋章成了儿孙胡作非为的挡箭牌，悲剧的种子其实早就种下了。
蔡顺礼当年斩断了陈东平通敌的路，却终究没能斩断他心里那不断膨胀的贪欲。
这笔账，值得后来人好好掂量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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