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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七是在凌晨四点半被自家那头倔驴踢中的。

那时天还黑得浓稠,像是谁打翻了墨汁瓶,把整个王家屯都浸在里面。东边的天际线刚透出一丝鱼肚白,像是黑夜被撕开的一道细小伤口,慢慢渗出些微的光。屯里的公鸡还没开始打鸣,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吠,懒洋洋的,像是还没睡醒。

王老七本不该这个点去驴棚。但他听见了动静——那头老灰驴用蹄子刨地的声音,闷闷的,像是敲打在空木桶上。他怕驴挣断了缰绳,才披了件旧棉袄,趿拉着那双露脚趾的解放鞋,摸黑进了驴棚。

驴棚里气味冲鼻,是草料发酵的酸味、牲口粪便的臊味和陈年木料的霉味混合在一起的。王老七的眼睛还没适应黑暗,只能凭感觉往前走。他的手摸到了粗糙的木头柱子,上面布满了岁月留下的裂纹,像是老人手背上的青筋。

“老伙计,消停点。”他嘟囔着,声音在棚子里回荡,显得空荡荡的。

就在这时,那驴突然发了狂。王老七只听见一声尖锐的嘶鸣,紧接着左肋一阵剧痛,像是被烧红的铁棍捅了个对穿。他整个人飞了起来,撞在驴棚的木柱上,又重重摔在地上。地上的干草沾着露水,湿漉漉、冷冰冰的,贴着他的脸。

王老七想喊,却发不出声音。疼痛像潮水一样从肋骨处漫开,淹没了他的意识。他只能张大嘴,像条搁浅的鱼,徒劳地呼吸着。黑暗中有星星在闪烁,不是天上的星星,是他眼里的星星,密密麻麻的,忽明忽暗。

王老七醒来时,已经在炕上了。

阳光透过糊着旧报纸的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灰尘在光柱里跳舞,慢悠悠的,像是水里的浮游生物。他的妻子桂芳坐在炕沿,眼睛红肿,手里攥着一块灰布手绢,已经被攥得皱巴巴的。

“醒了?”桂芳的声音嘶哑,像是砂纸磨过木头。

王老七想说话,但一吸气,左肋就疼得他直冒冷汗。他只能点点头,目光在屋里扫视。这是一间典型的北方农村土坯房,墙皮剥落了好几处,露出里面黄色的土坯。房梁上挂着几串干辣椒和玉米,已经被烟火熏成了深褐色。靠墙的柜子还是桂芳的陪嫁,漆都快掉光了,露出木头本来的颜色。

“驴呢?”王老七终于憋出两个字。

“拴好了。”桂芳说,抹了把眼睛,“你别操心驴了,操心操心自己吧。”

王老七这才注意到,屋里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村卫生所的赵大夫,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拿着听诊器。另一个是屯长刘富贵,叼着烟卷,眉头皱成一个川字。

“老七啊,你这伤得不轻。”赵大夫收起听诊器,叹了口气,“左侧肋骨断了三根,有一根怕是戳到肺了。得去县医院,越快越好。”

“县医院?”王老七的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哼哼,“那得多少钱?”

“先别管钱,命要紧。”刘富贵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灭,“我已经让人去套驴车了,这就送你去。”

王老七挣扎着想坐起来,但失败了。他躺在炕上,盯着房梁上的蜘蛛网。一只蜘蛛正在结网,动作娴熟而从容,从这头到那头,拉出一根银亮的丝。那丝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是某种神秘的符号。

去县城的土路坑坑洼洼,驴车每颠簸一下,王老七就觉得肋骨像被刀搅了一下。他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叫出声。桂芳坐在车沿,紧紧握着他的手。她的手粗糙、干裂,像老树皮,但温暖。

太阳已经升得老高,明晃晃地挂在天上,把路面晒得发白。路两旁的杨树叶子耷拉着,无精打采的。远处的玉米地里,庄稼汉们正在除草,弯着腰,像是一群虔诚的朝圣者。

“桂芳,”王老七忽然开口,“柜子底下……那个铁盒子……”

“你别说话,”桂芳的眼泪又下来了,“留着力气。”

“听着,”王老七固执地说,“铁盒子里有三百二十七块钱。那是给娃子上学的……”

他的话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咳出来的东西带着铁锈味,他知道那是血。

桂芳的手攥得更紧了,指甲几乎要掐进他的肉里。

驴车慢悠悠地走着,驴蹄子敲在土路上,发出沉闷的“嗒嗒”声。这声音单调而规律,像是时间的脚步声,一步一步,不紧不慢,不管车上的人有多着急。

县医院的门诊大楼是十年前盖的,白色的瓷砖已经发黄,有些地方还脱落了,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楼前的空地上停着几辆自行车和摩托车,还有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在阳光下亮得刺眼。

刘富贵和赵大夫把王老七抬进急诊室。急诊室里挤满了人,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汗味混合的奇怪气味。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走过来,面无表情地问:“怎么了?”

“被驴踢了,肋骨骨折,可能伤到肺了。”赵大夫说。

年轻医生掀开盖在王老七身上的被子,用手按了按他的左肋。王老七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拍个片子吧。”医生说,开了一张单子,“先去交费。”

桂芳接过单子,手有些抖。她走到交费窗口,把单子递进去。窗口里的女人看了一眼,头也不抬地说:“先交一千押金。”

“一千?”桂芳的声音都变了调,“大夫,能不能先治,钱我们慢慢凑……”

“医院规定,先交费后治疗。”女人的声音机械而冷漠,像是录音机放出来的。

桂芳回过头,无助地看着刘富贵。刘富贵走过来,掏出自己的钱包,数了数,只有两百多块。他又找赵大夫凑了点,加上桂芳从家里带来的三百多,总共才六百出头。

“同志,通融通融,”刘富贵陪着笑,“我们是王家屯的,这病人伤得重,等钱凑齐了……”

“不行。”窗口里的女人终于抬起头,脸上是公事公办的严肃,“都像你们这样,医院还开不开了?”

争吵声引来了更多的人围观。人们围成一圈,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王老七躺在担架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展翅的鸟,边缘泛着黄,像是被时间锈蚀了。

就在这时,一阵喧哗从门口传来。几个人簇拥着一个男人冲进急诊室。那男人大约五十来岁,西装革履,手腕上戴着一块金表,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他捂着肚子,脸色惨白,额头上全是汗。

“医生!医生!”一个年轻人喊道,“我们老板肚子疼得厉害!”

刚才那个年轻医生快步走过来:“怎么回事?”

“可能是急性阑尾炎,”另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说,“疼了一晚上了。”

“先送抢救室。”医生果断地说,完全没有了刚才的冷淡。

那伙人七手八脚地把老板抬上另一张担架床,推着就往里走。经过王老七身边时,王老七看见那老板手腕上的金表,表面是蓝色的,像是深夜的天空,上面有几根细小的指针,悄无声息地走着。

“他们……没交钱……”桂芳喃喃地说。

窗口里的女人探出头来:“那是鸿运砖厂的张老板,老病号了,月底统一结账。”

话音落下,急诊室里忽然安静了一瞬。这安静很短暂,却被所有人感觉到了。然后,各种声音又涌了回来——病人的呻吟、家属的交谈、护士的叫号、仪器的嘀嗒声,像是潮水退去后又涌上来,把刚才那瞬间的空白填满了。

王老七最终被安置在走廊里的一张临时病床上。

刘富贵回屯里筹钱去了。赵大夫也回去了,卫生所不能没人。桂芳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一言不发。她的眼睛空洞洞的,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却又好像什么都没看见。

走廊里人来人往,像是一条流动的河。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是河里的鱼,敏捷地穿梭;病人和家属是河底的石头,沉重地停留。王老七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有一根在闪烁,明明灭灭,像是风中的蜡烛。

“桂芳,”他忽然说,“你还记得咱们结婚那天不?”

桂芳愣了一下,点点头。

“那天你穿的红棉袄,是我娘留下来的。”王老七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补丁摞补丁,可你穿上,真好看。”

桂芳的眼泪又下来了,滴在王老七的手上,温热。

“咱们穷了一辈子,”王老七继续说,“但没欠过谁的情,没赖过谁的账。咱家的鸡蛋,个个实在;咱家的玉米,粒粒饱满。这就够了,是不是?”

桂芳用力点头,说不出话来。

走廊那头忽然传来喧哗声。几个人簇拥着一个穿病号服的男人走出来,正是刚才那个张老板。他已经做完手术了,脸色虽然还有些苍白,但精神不错。一个年轻女人扶着他,应该是他女儿或者秘书,长得漂亮,穿着时髦的连衣裙。

“爸,您慢点。”女人的声音又软又糯。

“没事,小手术。”张老板摆摆手,忽然看见了走廊里的王老七和桂芳。他的目光在两人身上停留了几秒,然后从西装内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一叠百元钞票,走过来递给桂芳。

“拿着,看病要紧。”他说。

桂芳愣住了,不知该接不该接。王老七想说什么,但一阵咳嗽打断了他。等他缓过气来,张老板已经走了,那叠钱放在床边,用一块手帕压着,怕被风吹走。

桂芳数了数,整整两千块。

有了钱,治疗进展得很快。王老七拍了片子,确诊是三根肋骨骨折,其中一根确实刺破了胸膜,造成了气胸。医生给他做了胸腔闭式引流,一根透明的管子插进他的胸腔,另一端连着一个瓶子,瓶子里有半瓶淡红色的液体,随着他的呼吸冒泡泡。

他被转进了普通病房,一个六人间,挤挤挨挨地摆了六张床。他的床位靠窗,能看到医院的后院。后院里有一棵老槐树,树冠很大,叶子浓密,投下一大片阴影。树底下有几个石凳,经常有病人家属坐在那里,一坐就是半天,像是一尊尊雕塑。

同病房的病人陆续知道了王老七的事。靠门那张床是个胃溃疡的老教师,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总是眯着,像是在思考什么深奥的问题。他听说张老板给了两千块钱后,叹了口气:“这世道,好人得靠坏人救。”

“张老板不一定是坏人。”对面床是个骨折的年轻人,在建筑工地打工摔下来的,“他给我们厂捐过钱,修过路。”

“那他砖厂的工人怎么总闹事?”老教师推了推眼镜,“拖欠工资,工伤不管——我有个学生就在他厂里干过。”

年轻人不说话了,低头玩自己的手指。

王老七躺在病床上,听着这些议论。胸腔里的管子随着他的呼吸轻轻晃动,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身体里生长,一个陌生的、不属于他的东西。他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树叶在风中轻轻摇动,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无数人在低声说话。

桂芳用张老板给的钱交了医疗费,剩下的买了些营养品。她每天给王老七炖汤,用医院走廊尽头的公共炉子。那炉子总是很忙,排着长队,各种锅碗瓢盆,炖着各种汤——鸡汤、鱼汤、骨头汤,热气腾腾,香气混杂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

有一天,桂芳炖汤回来,眼睛红红的。王老七问怎么了,她摇摇头,不说。后来王老七从隔壁床家属那里听说,桂芳炖汤时遇到了张老板的司机,那司机认出她是那天在走廊里的农妇,随口说了句:“我们老板就是心善,见不得穷人受罪。”

这话像一根刺,扎在桂芳心里。

王老七在医院住了半个月。胸腔的管子拔了,肋骨也用绷带固定好了。医生说可以出院了,但回家得静养,三个月内不能干重活。

出院那天,刘富贵赶着驴车来接。还是那辆驴车,还是那头老灰驴,但王老七觉得,一切都有些不一样了。他躺在车上,看着医院的大门渐渐远去,白色的瓷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是某种告别的手势。

回家的路似乎比来时更颠簸。王老七忍着疼,不敢出声。桂芳坐在他身边,手里攥着出院结余的钱——还剩三百多块。她把钱用手绢包了好几层,放在贴身的口袋里。

“等你好利索了,”桂芳忽然说,“咱们把这钱还了。”

“还谁?”

“张老板。”

王老七沉默了一会儿:“上哪儿找他去?”

“打听呗。”桂芳的声音很坚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咱们穷,但不能欠这种人情。”

王老七没说话,看着路两旁飞驰而过的杨树。树影斑驳,在他脸上明明灭灭。他想起了那两千块钱,想起了张老板递钱时的神情——不是施舍,也不是炫耀,而是一种理所当然,像是给路边乞讨的人扔几个硬币,扔完就忘了。

驴车驶进王家屯时,已经是傍晚。夕阳把整个屯子染成了橘红色,屋顶的烟囱冒着炊烟,笔直地升上天空,在无风的傍晚像一根根灰色的柱子。孩子们在街上玩耍,看见驴车,都围了上来。

“七爷回来啦!”

七爷好啦?”

王老七勉强笑了笑,挥挥手。孩子们跟着驴车跑了一段,然后又去玩自己的了。他们的笑声清脆,像是玻璃珠子掉在地上,蹦蹦跳跳的。

到家了。驴车停在院门口,那棵老枣树还在,枝叶茂盛,已经开始结小青枣了。驴棚也在,老灰驴看见同伴,叫了一声,像是在打招呼。

刘富贵和赵大夫帮着把王老七抬进屋,放在炕上。炕还是热的,桂芳出门前烧了一把火。王老七躺在熟悉的炕上,闻着熟悉的土腥味和烟火味,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

王老七的伤一天天好起来。他能下炕走动了,虽然还得弯着腰,像只煮熟的虾米。桂芳不让他干活,他就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那棵老枣树,看天上的云,看鸡刨食,看狗打架。

那三百多块钱,桂芳真去打听了。她去了趟县城,找到鸿运砖厂。门卫不让她进,她就在门口等,等了一天,终于等到张老板的车出来。她把钱递过去,张老板愣了愣,然后笑了。

“大嫂,这钱不用还。”

“要还的。”桂芳固执地说,“我们穷,但不能白拿别人的钱。”

张老板看着那用手绢包了好几层的钱,沉默了一会儿,接了过来。他从钱包里又抽出几张,和桂芳的钱放在一起,递回来:“那这样,这算我借给你们的,等你们宽裕了再还。”

桂芳还要推辞,张老板已经让司机开车走了。车扬起一片尘土,把桂芳罩在里面。等她从尘土里走出来,手里还是攥着钱,只是多了几张。

这事在屯里传开了。有人说王老七家傻,送上门的钱都不要;有人说他们有骨气,穷得有志气;还有人说张老板这人是真善人,不像那些为富不仁的。

王老七听了,什么也没说。他还是每天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云看树看鸡看狗。只是有时候,他会盯着自己的手看,看了很久。那是一双典型的农民的手,关节粗大,皮肤粗糙,布满老茧和裂纹,像是干涸的土地。

他的手曾握过锄头,握过镰刀,握过驴缰绳,握过妻子的手,握过儿子的手。现在,这双手什么都没握,就那样摊在膝盖上,任由阳光照着,照得掌心的纹路清晰可见,像是地图上的河流与山脉。

秋天来了。地里的庄稼该收了。王老七的伤还没好利索,不能干重活,只能在地头坐着,看桂芳和儿子收玉米。玉米秆子高高地立着,叶子已经黄了,在秋风里沙沙作响。桂芳戴着草帽,穿着旧衣服,动作麻利地掰着玉米。儿子跟在她身后,把掰下来的玉米装进麻袋。

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把土地晒得发烫。汗水从桂芳的额头上流下来,流进眼睛里,她用手背抹一把,继续干活。她的背影在玉米地里时隐时现,像是大海里的一叶小舟,起伏不定,却始终向前。

王老七看着,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冲动。他想站起来,想走进玉米地,想和妻子儿子一起干活。但他刚一动,左肋就一阵刺痛,提醒他伤还没好。

他只能坐回去,继续看。

远处的路上,一辆黑色轿车驶过,扬起一片尘土。那车很眼熟,像是张老板的车。车没有停,径直开过去了,消失在路的尽头。尘土慢慢落下,落在路边的野草上,灰扑扑的一层。

王老七收回目光,重新看向自家的玉米地。桂芳正伸直腰,擦汗,看见他,朝他挥挥手。他也挥挥手,虽然知道她可能看不见。

风大了些,吹得玉米叶子哗哗作响,像是无数人在鼓掌。天空湛蓝,没有一丝云,干净得像刚洗过的玻璃。一只老鹰在空中盘旋,翅膀几乎不动,就那么悬着,像一个黑色的句号。

王老七忽然想起医院里那棵老槐树,想起树下那些坐着的人,想起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想起那些声音、那些气味、那些光线。那些记忆清晰而鲜明,却又遥远而不真实,像是上辈子的事。

他深吸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庄稼和汗水的气味。这是他的土地,他的生活,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有他的账要算,有他的债要还,有他的路要走。

太阳渐渐西斜,把天空染成一片金黄。王老七站起身,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向玉米地。他的腰还是弯的,脚步还是蹒跚的,但他的眼睛看着前方,看着妻子,看着儿子,看着那片金黄的玉米地。

风吹过,带来远处的狗吠声,近处的虫鸣声,还有玉米叶子摩擦的沙沙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是大地在呼吸,深沉而悠长。

王老七走进了玉米地,消失在茂密的庄稼中。只有玉米秆子在轻轻摇晃,像是有什么东西从中穿过,留下一条看不见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