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亲美、反美或走向分裂？美国军事干预后的拉美棋局|军事干预|墨西哥|巴西|拉丁美洲|拉美地区|拉美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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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1967年拉美国家签署《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建立世界首个无核武器区以来，该地区形成了以自主和平解决争端、排除外部武力干预为核心的安全认同。通过建立南美洲国家联盟、强化拉共体功能等机制建设，“和平区”理念已成为区域共识。

然而，2026年初的导弹袭击将这份集体努力击得粉碎。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不仅仅是一次针对马杜罗政权的“外科手术打击”，更是一枚投向西半球心脏的重磅炸弹，炸碎了拉丁美洲作为“和平区”的百年愿景，将这片大陆拖入了地缘政治博弈的最前线。

当美国军事干预的铁拳落下时，拉美各国弥漫着一种深刻的幻灭感。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公开质问：“今天是对委内瑞拉，明天会轮到谁？”巴西外交部声明中罕见地使用“历史性倒退”一词；就连传统上与美国关系紧密的哥伦比亚，也有学者在《时代报》撰文警告：“门罗主义的幽灵已脱下外交礼服，换上全副武装。”现实断裂的刺痛感如此鲜明，拉美国家苦心构建的安全自主架构，在单边军事行动面前脆弱如纸。

更深层的冲击在于安全范式的根本转变。过去几十年，尽管有政治动荡、经济危机甚至内部冲突，但拉美整体上维持着“国家间无大战”的基本格局，安全议题更多指向非传统领域：毒品走私、有组织犯罪、贫富分化。如今，传统军事安全威胁以最赤裸的方式回归。各国军方开始重新评估国防预算，外交部门紧急调整风险评估框架，智库夜以继日地推演着多米诺骨牌效应，若委内瑞拉陷入全面混乱，难民潮将涌向何方？边境冲突风险如何管控？地区力量平衡会被怎样重塑？

从墨西哥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利马到巴西利亚，一种新的共识正在痛苦中孕育：那个“和平区”的黄金时代或许从未真正存在过，它只是大国博弈的间歇期幻觉。而当幻觉破灭，摆在这片大陆面前的，是一条前所未有的崎岖之路，即要么在分裂与依附中沉沦，要么在危机中锻造出真正坚实、包容、自主的地区安全新架构。委内瑞拉的硝烟尚未散尽，但它的第一声爆炸，已经改写了整个拉丁美洲的安全叙事。

2014年，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峰会上，33个成员国一致通过宣言，正式宣布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为“和平区”（Zone of Peace）。图源：AP

一、后干预时代拉美国家的战略两难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所引发效应并非同心扩散，而是正将整个拉丁美洲置于一道深刻而危险的地缘政治裂痕之上。这道裂痕，便是每个国家都难以回避的“依附”与“自主”的终极选择题。

（一）公开谴责者：原则坚守及其代价

以墨西哥和巴西为代表的“公开谴责派”，其行动逻辑根植于拉美地区漫长的反干预历史以及对主权原则的深切珍视。

墨西哥外交部援引《埃斯特拉达主义》及不干涉内政的传统，声明“武力不能成为解决美洲国家内部分歧的工具”，这与其一贯主张的“保护责任不能被滥用为政权更迭的借口”一脉相承。

巴西总统卢拉则援引其上一任期推动建立南美洲国家联盟的经验，强调该机制曾成功调解了哥伦比亚与厄瓜多尔等多起边境危机，以此证明区域自主方案的有效性。

可以说，他们的立场，赢得了国内左翼、民族主义者和国际法中坚力量的掌声，在全球南方树立起捍卫《联合国宪章》的道德标杆。

2026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际经济论坛1月28日在巴拿马城开幕。拉丁美洲领导人呼吁在日益加剧的政治两极分化和美国最近干预委内瑞拉的情况下，加强区域团结。图源：Newsroom Panama

然而，美国的回应很有可能迅速展开，并在多个层面上推进。

以墨西哥为例，美国国会可能依据《美墨加协定》中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启动对墨西哥汽车、农业等关键行业的审查，并威胁对特定商品恢复关税。2021年，美国就曾以劳工权益问题为由，对墨西哥一家工厂提出申诉，展示了其利用贸易协定施压的能力。至于巴西，美国可能推迟或重新评估其“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的审批流程，并利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权，对巴西的新贷款申请设置更严格的附加条件。

在资本市场，2024年初，当墨西哥政府批评美国的中美洲政策时，比索兑美元汇率在短期内下跌了约2%，这显示出金融市场对两国关系波动的敏感。

此外，美国还可能在外交上孤立这些国家。例如，美国可以单方面暂停与墨西哥在“梅里达倡议”（编者注：美国与墨西哥自2007年起建立的一项安全合作机制，重点在于打击毒品走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下的部分情报共享，或放缓对巴西引渡重大罪犯请求的审批程序。在涉及中美洲移民潮的问题上，美国可采取技术性拖延，增加墨西哥处理移民事务的行政负担。

墨西哥与巴西的决策者因此必须在短期经济阵痛与长期主权信誉、国内民意支持与对美关系恶化之间进行极其痛苦的权衡。例如，墨西哥商界可能因担忧出口损失而向政府施压，而巴西的农业出口集团也可能担心失去美国市场，这与其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形成直接冲突，导致执政联盟内部出现裂痕。

2020 年生效的美墨加协定通过收紧原产地规则、提高汽车等产业的“北美成分”门槛，压缩中国及第三国零部件进入北美供应链的空间。同时，劳工条款明显“美国化”，以公平竞争之名抬升墨西哥的制度性成本，限制其低成本优势。图源：路透社

（二）沉默或支持者：现实考量与内外风险

另一部分国家，可能出于历史亲美关系、严重的经济与安全依赖、对“左翼扩张”的意识形态恐惧，或单纯对强权现实的敬畏，选择了谨慎沉默、暧昧表态甚至有限支持。这种现实主义的选择基于多重具体考量。

历史盟友与安全附庸（如哥伦比亚）面临结构性压力，例如，哥伦比亚与美国在“哥伦比亚计划”（美国自2000年起深度介入哥伦比亚安全事务的一项反毒与反叛乱计划）框架下建立了长达数十年的安全依赖关系，且在禁毒等领域深度捆绑。经济高度依附者的考量更为直接。例如，哥伦比亚的鲜花出口约80%依赖美国市场。危地马拉等国则通过《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深度融入美国主导的产业链，其政府决策极易受美国贸易与援助政策的影响。

对部分中美洲及加勒比国家而言，美国的旅游收入、侨汇和能源援助是其国民经济与民生的重要支柱，这使得它们在涉及美国的关键议题上难以表达异议。

此外，部分右翼或保守派政府基于对“左翼扩张”的意识形态恐惧，可能将美国的干预视为一种清除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必要手段”。

在1月3日美军发动突袭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的第二天，特朗普甚至公开抛出“哥伦比亚可能是下一个”、“可能对哥伦比亚采取军事行动”、“佩特罗当不了太久总统”等刺激性言论。图源：路透社

然而，这种基于现实利益的沉默，在国内与国际层面埋下了双重隐患。

在国内，政府的“亲美”或“软弱”立场极易点燃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与反美情绪。反对党、学生团体、工会和知识分子会指责政府“出卖国家尊严与拉美团结”，将外交政策批判为“奴性的现实主义”，从而引发大规模街头抗议和政治动荡。前总统或具有影响力的左翼领袖可能借此机会强势回归，直接挑战现行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导致国内政治联盟出现裂痕。

在国际层面，特别是在拉美地区内部，这些国家将面临巨大的道义指责与外交孤立风险。它们可能被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谴责派”核心国家排斥在地区核心对话圈之外，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区域多边机制中被明显边缘化。这将使它们长期倡导的“拉美共识”与战略自主形象毁于一旦。

最终，这些国家陷入一个深刻的战略悖论：为了保障来自北方的短期安全利益与经济支持，却牺牲了与南方邻国的长期政治团结与道义信誉，可能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地缘孤岛。

（三）集体机制瘫痪：地区一体化的危机

此次危机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对拉丁美洲本就脆弱的集体行动能力的致命一击。无论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还是南方共同市场（南共市），其内部团结的基石——“主权平等”与“和平解决争端”，已被军事干预彻底击碎。

在拉共体内部，围绕是否谴责美国、如何定义“侵略”、是否承认委内瑞拉临时当局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产生深刻裂痕。虽然2026年1月4日拉共体召开了特别峰会并发表声明反对外部干涉，但这更多是道义宣示，难以掩盖其在采取实质统一行动上的无能。这种分裂与历史上拉美一体化常受意识形态对立干扰的情况一脉相承。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1月27日发表讲话说：“他们必须交还马杜罗，让一名委内瑞拉法官而不是美国法庭审判他。”他还指出其中的深层原因：“拉丁美洲文明与盎格鲁-撒克逊欧洲文明截然不同。” 图源：路透社

南共市场作为核心经济一体化组织，同样难以幸免。成员国政治立场已严重对立：在2025年12月的峰会上，巴西总统卢拉坚决反对外部干预，警告这将引发“西半球人道主义灾难”；而阿根廷总统米莱则高调支持美国的强硬政策。

这种根本性的政治分歧，必然导致共同市场委员会的正常运作陷入僵局。一个直接证据是，原定于2025年底签署的、历时二十多年谈判达成的南共市-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因欧盟内部农业利益集团的反对和政治分歧，签署时间已被推迟至2026年1月。

这表明，即便没有委内瑞拉危机，南共市推动重大经济议程的能力也已十分脆弱；而当前的政治对立将使其经济一体化的技术性议程（如统一关税、协调法规）被无限期搁置，一体化进程从“求同存异”退化到“因异废同”的瘫痪状态。

1月17日，在巴拉圭亚松森，欧盟和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官员在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仪式上合影，结束了长达25年的谈判。图源：路透社

这种集体行动困境，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当外部强权以绝对力量介入时，拉美地区缺乏一个拥有足够权威、资源和中立性的“安全管理者”。理论上，美洲国家组织（OAS）应承担此角色，但其总部设于华盛顿且美国具有主导性影响的历史，使其在多数拉美国家中公信力严重不足，被视为美国政策的延伸而非中立的仲裁者。事实上，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国已先后退出该组织。与此同时，地区大国如巴西，虽有领导意愿，但其综合国力和内部政治制约使其无法提供区域集体安全所需的公共产品。

其结果是，面对危机，各国被迫回归“个体生存模式”。这为未来的外部干预创造了“分而治之”的机会。例如，在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三国交界的亚马逊地区，犯罪网络已利用国家间的协调不畅，建立了有效的跨境“平行治理”体系。若主权国家间的合作机制持续失灵，这一类非国家行为体填补权力真空的现象可能在更大地缘尺度上重演。

三、大国竞争阴影下的拉美新棋局

委内瑞拉的冲击波已清晰地勾勒出了一幅新的地缘政治版图：拉丁美洲已被彻底推至大国战略竞争的最前沿。军事干预可能迫使中美两个大国在拉美展开一场关于规则、影响力和发展模式的深层博弈。其结果，是地区国家曾努力经营的战略自主与“中间地带”空间遭遇前所未有的挤压与侵蚀。

（一）美国的“西半球优先”：从门罗主义到积极遏制

美国“西半球优先”战略正从理念转向实践。美国对拉美政策的重心，已从冷战后的“民主推广”与“自由贸易”，转向了更富对抗性的“大国竞争前沿管控”。其核心目标明确而直接：在所谓“近岸”区域，排除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实质性影响力，巩固绝对主导地位。

依照这一逻辑，美国将不再以单纯的经济或意识形态视角看待中拉关系，而是为其赋予浓厚的地缘安全与零和博弈色彩。所有中国在拉美的存在与合作，都可能被重新定义为潜在的“安全隐患”与“渗透工具”。

为此，美国可能祭出一套组合拳：在政治与安全上，加大对与中国合作密切国家的压力，或明或暗地要求其在5G网络、关键基础设施（如港口、电网）建设中排除中国企业；强化与地区盟友（如哥伦比亚、部分中美洲国家）的军事与情报合作，将“应对外部影响力”纳入联合演习与对话议程。

在经济与舆论上，美国可能加速推进“近岸外包”战略，以优惠条件吸引制造业从亚洲回流至美洲，试图在经济上对冲中国；同时，通过官方报告、智库研究和媒体叙事，系统性地将“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的项目描绘为“债务陷阱”、“环境威胁”或“腐败催化剂”，动员地区内部对中国合作持怀疑态度的政治力量。

美国的战略本质，是意图重塑拉美的“选择环境”，通过制造压力与提供替代方案的双重手段，迫使地区国家在中美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排他性选择，从而系统性压缩中国在拉美的战略空间，并将其影响力重新锚定在美国主导的框架之内。

（二）中国的南南合作：在原则与现实间的平衡考验

面对美国攻势与拉美变局，中国的南南合作模式正面临自其推行以来最严峻的“压力测试”。

长期以来，“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对拉美外交的基石，也是其区别于美国干预主义、赢得地区国家好感的道德优势所在。然而，拉美面临的危机将中国置于一个复杂的困境：如何在一个因外部干预而陷入剧烈动荡、主权悬置的地区，继续践行“不干涉”原则，同时又能有效维护自身迅速增长的重大利益（包括数百亿美元的投资、能源供应安全、以及数万侨民的安全），并承担一个崛起大国对地区稳定所应负的国际责任？

这一困境在实践中催生出两大具体挑战。

其一，合作项目被迫高度“政治化”与“安全化”。无论中方主观意愿如何，我们在委内瑞拉的石油投资与贷款，以及在哥伦比亚、秘鲁等周边国家的港口、铁路等战略性基础设施项目，都将被置于大国竞争的放大镜下审视。项目能否推进、如何推进，都将成为一种敏感的政治表态。

例如，与委内瑞拉临时当局的任何接触或项目重启谈判，都可能被马杜罗派系及其支持者（如古巴、尼加拉瓜）视为事实上的“承认”；反之，若保持距离，则可能被反对派及其背后力量指责为“变相支持非法政权”。中国在拉美的经济活动，将难以避免地被各方解读为隐含的“选边站队”。

其二，中国面临来自各方相互矛盾的战略期待与舆论压力。拉美地区内部对中国的期待已然分裂：以墨西哥、巴西为代表的“主权捍卫派”可能希望中国更积极地运用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和经济影响力，在道义和行动上制衡美国的单边主义，成为地区的“稳定锚”；而以哥伦比亚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则可能期待中国保持中立或施加影响以促成符合其利益的解决方案，甚至可能私下要求中国明确支持某一方。

与此同时，美国或将设置“外交陷阱”：若中国表现出任何斡旋或更积极介入的姿态，美方可能指责其违背“不干涉”原则、扩大地缘影响力；若中国保持审慎，美方又可批评其在危机中“不作为”或“只顾自身经济利益”，试图削弱中国长期经营的道义形象与国际信誉。

近日，中方发布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文件强调，“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始终同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在内的全球南方同呼吸、共命运。”图源：新华社

四、三重无解治理难题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并未如某些决策者幻想的那样带来一个“干净利落的新开端”，反而像推倒了一张本就摇摇欲坠的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连串无解且相互锁死的治理难题，将整个地区推入了一个高度不确定、且可能长期动荡的“迷雾期”。

首先，干预行动的核心后果，是彻底掏空了委内瑞拉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最基础的共识——谁是合法代表？马杜罗政府虽遭重创，但其作为民选政府的法理脉络、在国内部分民众及军队中的支持基础、以及作为反干涉象征的道德资本并未消失。任何外部扶持的“临时当局”或反对派政府，都将背负“傀儡”的原罪，在国内难以获得广泛承认，在国际上面临分裂。联合国席位之争将成为一场漫长的外交消耗战。

其次，委内瑞拉重建所需的资金，远超其未来数十年可能的石油收入。谁该为此出资？美国及其盟友可能愿意为“民主过渡”支付有限的政治红利，但绝无意愿也无能力承担全面重建的巨额成本，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前车之鉴。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附带着严苛的政治经济条件，可能引发新的主权争议。而中国、俄罗斯等国的既有投资与债权如何在重建框架中被处置，将成为极其复杂的法律与政治博弈。“破坏者不愿埋单，利益攸关方无法单独埋单”的困境，预示着未来很可能出现一个经济残破、治理低效的“瘸腿”国家。

最后，国家暴力的垄断性被打破后，武装力量的分化、地方势力的武装化、犯罪集团的膨胀以及外部力量（包括各类代理势力）的渗透，将交织成一个极度复杂的安全泥潭。预防暴力蔓延、解除武装、重建统一的治安力量，每一项都需要压倒性的权威和资源投入，而目前看不到任何一方具备这种能力。委内瑞拉很可能不会走向传统的全面内战，而是陷入一种“慢性失血”式的碎片化暴力状态，成为滋养跨国犯罪、极端主义和人道主义灾难的温床，其动荡或将外溢至整个安第斯及加勒比地区。

然而，这些治理难题的叠加，将深刻重塑拉美地区的宏观格局。最可能的路径，不是回归稳定，而是走向两种危险的境地：

一是“阵营化”。即围绕对干预的态度和对委未来政权的承认，拉美国家将形成泾渭分明的阵营。以墨西哥、巴西（若左翼执政）等为核心的“主权捍卫派”，与紧跟美国或保持沉默的“现实合作派”之间，将产生难以弥合的外交裂痕。美洲国家组织等现有机制可能彻底失效，而新的、更具排他性的小多边联盟可能出现。地区一体化进程将倒退数十年，经济发展议程被安全与政治站队所绑架。

二是更令人担忧的“巴尔干化”风险。这不仅指委内瑞拉自身可能因长期动荡而出现事实上的地方割据（特别是资源丰富的地区），更指整个南美洲北部可能形成一个由委内瑞拉危机蔓延所导致的“动荡弧”。哥伦比亚边境的武装冲突可能重启，圭亚那的领土争议可能被激化，加勒比海盆地的毒品走私与人口贩卖网络将更加猖獗。地区国家将被迫将大量资源投入边境管控与内部安全，“发展”让位于“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