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35年2月，河南开封一间旅馆里，化名"老刘"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被捕，敌人施以酷刑，始终问不出他的真实姓名。
远在广东澄海的妻子叶雁苹，还在按月给丈夫写信。她不知道，这些信永远不会有回音了。
01
1920年4月，香港码头。
许包野站在人群中，攥着一张船票，准备去法国深造。
他回过头，看见父亲许锡昌站在码头尽头，旁边是抱着襁褓的妻子叶雁苹。
叶雁苹眼睛红肿，把怀里七个月大的儿子抱得更紧。
「去吧，好好念书。」父亲说。
甲板上，许包野靠着栏杆，看香港码头越来越远。他掏出昨晚写给妻子的信，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雁苹，我此去是为寻求救国之道。待我学成归来，定带你看遍这世界。你在家中好好抚养孩子，我每月必有书信。」
那年，许包野二十岁。
他出生于泰国华富里一个华侨商人家庭，七岁随父母回到祖籍广东澄海。十五岁那年，他考入澄海县立中学，成为第一届学生。
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说：「诸位同学须知，强学即所以强国。」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澄海。许包野和同学们走上街头，高举旗帜，喊着口号。那天下着小雨，他站在人群中，看见街边一个老人蹲在墙角，低声哭泣。
许包野走过去:「老伯，您为何哭？」
老人抬起头，浑浊的眼里满是泪:「孩子，我哭这国家啊，什么时候才能强起来？」
许包野也没法回答，只是站在那里，任凭雨水打湿衣裳。
同年，他以广东第三名的成绩考取华法教育会组织的公费留学生。父亲很高兴，变卖一部分产业，又凑了两千块银元给他做盘缠。
十七岁那年，母亲病逝。父亲按家乡「娶孝妇」的习俗，给他娶了农村姑娘叶巧珍。姑娘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新婚之夜，许包野看着坐在床沿的新娘，心里五味杂陈。他不怪父亲，这是习俗。他也不怪妻子，她和自己一样，都是这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
「以后，我教你读书写字。」许包野说。
叶巧珍抬起头，眼睛亮了一下。
从那天起，许包野每晚教妻子认字。他把妻子的名字改成「叶雁苹」——鸿雁相伴，苹藻相依。
「你看，这个'你'字，是称呼对方。这个'我'字，是说自己...」
一个字一个字，一笔一画。叶雁苹学得很慢，许包野从不急躁。她写对一个字，他高兴得拍手。
婚后一年，叶雁苹怀孕。孩子出生那天，许包野给儿子取名「适欧」，意思是「适应欧洲」。
他心里已有打算。
轮船驶向大洋深处，许包野站在甲板上，脑海中全是妻子抱着孩子的样子。
他掏出笔记本，开始写第一封家书。
02
1920年秋，法国里昂。
许包野选了哲学和法律作为专业。
开学第一天，教授在课堂上问:「诸位远渡重洋来到这里，是为什么？」
许包野举手站起来:「为寻求救国的真理。」
教授点点头:「那你们要失望了。这里没有救国的真理，只有思考的方法。」
这句话，许包野想了很久。
里昂是法国的工业重镇。许包野租住在工人区附近，每天经过那些破败街巷，看见工人们拖着疲惫身躯下班。
有一次，他目睹工厂门口的冲突——工人们举着标语要求增加工资，警察挥舞警棍驱赶人群。
一个工人倒在地上，头破血流。
许包野愣住。他原以为西方文明就是救国的答案，可眼前这一幕让他开始怀疑。
晚上，他坐在租住的小屋里，给叶雁苹写信。
「雁苹，我在这里看到一些事情，让我很困惑。西方并非我想象的那样美好，这里的穷人同样艰难。我开始思考，究竟什么才是真正能救中国的道路...」
他把信寄出去，继续埋头读书。
叶雁苹的回信，一个多月后才到。信很短，字迹歪歪扭扭，许包野读得很仔细。
「包野，家中一切安好。孩子会笑了，我每天教他叫爸爸，可他还不会说话。我现在认识二十几个字了，你上次教我的'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我抄写了十遍...」
许包野看完信，眼眶湿润。
他提笔回信，这次写了整整五页纸。他解释「你我他」的用法，从古代讲到现代，举了十几个例子。他讲「河海不择细流」的含义，鼓励妻子注重积累。
「雁苹，你的进步让我无比欣喜。虽然我们相隔万里，但我们的心是相连的。你每学会一个字，都是我最大的安慰...」
1921年冬，许包野给父亲写信，说法国物价飞涨，生活费用太高，想转学到德国。父亲没有犹豫，又筹措两千块银元寄给他。
许包野离开里昂，前往德国哥廷根。
哥廷根是一座小城，人口只有四万，但这里的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培养了无数知名学者。许包野进入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同时选修法律和军事学。
他租住在大学附近一间阁楼里。房间很小，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书桌。但窗外能看见教堂尖顶，傍晚时分，钟声悠扬。
每天晚上，许包野读书到深夜。他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也读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起初，他只是出于好奇翻开《共产党宣言》。但读完第一页，他停不下来了。
许包野合上书，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哥廷根的夜景，星光点点。
他想起里昂工人区那场冲突，想起倒在血泊中的工人，想起老人浑浊眼里的泪水。
原来，世界上有这样一种理论，它解释贫富分化的根源，指明解放的道路。
许包野开始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读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读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每读完一本，他都要给叶雁苹写信，分享自己的思考。
「雁苹，我在这里读到一些书，让我茅塞顿开。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西方富强却不能救中国，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剥削的制度。只有彻底改变这个制度，才能让所有人过上好日子...」
叶雁苹看不太懂这些理论，但她能感受到丈夫的热情。她把每一封信整整齐齐叠好，放在樟木箱子里珍藏。
03
1923年一个下午，哥廷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举办了一场聚会。
许包野坐在角落里，端着茶杯，听同学们讨论国内局势。
「听说孙中山先生要联俄联共了...」
「国共合作？这能行吗？」
「现在军阀割据，不联合怎么办？」
许包野没有参与讨论，只是静静听着，偶尔抿一口茶。
这时，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
「你就是许包野？」那人问。
许包野抬起头，看见一张和善的脸。对方大约三十多岁，眉眼间透着沉稳。
「是的。请问您是...」
「朱德。」
许包野愣了一下。他听说过这个名字，知道对方是从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军官，辞去高官来德国留学。
「久仰大名。」许包野站起来握手。
朱德笑了笑:「听说你在研究哲学？」
「是的，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好，我们可以多交流。」
从那天起，许包野和朱德成了忘年之交。
朱德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他每个星期三都会在住处召集党员开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有一次，朱德邀请许包野参加讨论会。
「我不是党员，可以去吗？」许包野问。
「可以。来听听吧，或许对你有帮助。」
讨论会在朱德租住的公寓里举行。房间不大，挤了十几个人。大家围坐在一起，桌上摊着《向导》周报和《国际通讯》。
朱德主持会议，先带大家学习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再讨论国内的工人运动。
许包野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但眼睛很亮，认真听着每个人的发言。
散会后，朱德留下许包野。
「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朱德问。
许包野沉默了一会儿:「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朱德没有立刻回答。他点了支烟，缓缓吐出烟雾。
「你想清楚了？加入共产党，意味着要为革命奉献一切，甚至生命。」
「我想清楚了。」许包野无比坚定，「我在欧洲待了三年，看清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朱德看着他，眼神里有欣慰，也有担忧。
「好。我介绍你入党。」
1923年2月，许包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一员。
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博士党员。
入党后，许包野更投入地学习革命理论。他参加支部各项活动，协助朱德组织留学生开展反帝斗争。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德国，中共旅欧支部立即行动。
朱德召集全体党员开会。
「同志们，国内工人遭到屠杀，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要组织示威，声援国内的反帝运动!」
许包野第一个站起来:「我赞成!」
接下来一个月，许包野跟随朱德奔走于柏林、汉堡等城市，组织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举行示威集会。他们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揭露帝国主义罪行。
6月18日晚上，德国共产党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组织大型集会，声援中国、南非和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
朱德带着许包野等二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参加集会。
广场上聚集数千人。演讲者轮番上台，高声谴责帝国主义暴行。雨开始下了，越下越大，但没有人离开。
许包野站在人群中，雨水顺着脸颊流下，他的眼睛闪闪发光。
一阵尖锐的警笛声响起。
大批警察冲进广场，挥舞警棍驱散人群。混乱中，许包野和朱德等二十多人被逮捕，押上警车。
他们被关进亚历山大广场旁的警察监狱，单独监禁在三楼牢房里。
牢房很小，只有一张窄床和一个马桶。墙上爬满霉斑。
许包野坐在床上，脑海中浮现出妻子的脸。他想起临行前对叶雁苹说的话——「待我学成归来，定带你看遍这世界。」
现在，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去。
三天后，在德国共产党的营救下，许包野和朱德等人被释放。但紧接着，他们收到驱逐令。
朱德要去苏联。临行前，他握着许包野的手:「保重。我们会在国内见。」
许包野点点头。他没有去苏联，而是去了奥地利维也纳，继续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在维也纳，许包野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他的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导师对他的论文评价很高。
拿到博士学位证书那天，许包野坐在维也纳大学图书馆里，给叶雁苹写了一封长信。
「雁苹，我终于完成学业。但我不会立刻回国，因为组织需要我去苏联工作。我知道你等得很辛苦，但请再等我几年。等革命成功了，我们就能团聚，到那时，我要带你去看巴黎的铁塔，看维也纳的音乐厅，看所有我曾经走过的地方...」
04
1926年秋，许包野抵达莫斯科。
十月革命已过去九年，苏维埃政权在废墟上建立起新的秩序。街道上随处可见宣传标语，工厂烟囱日夜冒着黑烟。
许包野被分配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教。
这是一所特殊学校，专门培养亚洲各国革命干部。学员来自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他们将在这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经验，回国投身革命。
许包野教授的课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一次走进教室，他看见台下坐着几十个年轻人，眼神里充满渴望。
「同志们好。」许包野用俄语说，「今天我们开始学习辩证唯物主义...」
他的俄语带着德国口音，但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学员们听得很认真，不时记着笔记。
下课后，一个学员走上前来。
「许老师，我有个问题。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那我们的革命理想算不算意识？如果算，它又怎么能改变存在呢？」
许包野笑了。这是个好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黄励。」
「黄励同志，你的问题很好。存在决定意识，但意识也能反作用于存在。革命理想来源于对现实的认识，一旦形成，它能指导我们改造现实。这就是辩证法。」
黄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几年后，这个学员成了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许包野在莫斯科待了五年。
他不仅在东方大学任教，后来还在中山大学兼课。两所学校培养了大批中国革命干部，许包野把自己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
课余时间，许包野还担任过莫斯科市地方法官，处理一些民事纠纷，熟悉苏维埃法律制度。
但无论多忙，他每个月都要给叶雁苹写信。
「雁苹，我在这里看到一个新的社会。工人当家作主，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虽然物质还不够丰富，但人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常常想，如果中国也能建立这样的制度，该有多好...」
叶雁苹的信也按月寄来。她的字写得越来越工整，能写的内容也越来越多。
「包野，孩子七岁了，可他身体不好，总是生病。我很担心...」
看到这封信，许包野心里一紧。他给父亲写信，要求多寄些钱回家，给孩子看病。
但几个月后，他收到一个噩耗。
儿子许适欧夭折了。
许包野坐在宿舍里，拿着信，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他想起孩子出生那天，他给孩子取名「适欧」，希望孩子将来能适应这个新世界。可现在，孩子连这个世界都没来得及看清楚，就走了。
那天晚上，许包野没有睡觉。他坐在书桌前，给叶雁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雁苹，孩子的事，我很难过。但我们不能沉浸在悲痛中，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我在这里努力工作，就是为让天下所有孩子都能健康成长，不再有人因贫穷而夭折...」
写完信，他抬起头，窗外是莫斯科的夜空，繁星点点。
许包野知道，自己不能永远待在苏联。中国需要他，革命需要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随即进攻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
消息传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立即召开会议。
会议决定，派遣一批干部回国，加强党的力量。许包野被列入名单。
临行前，许包野收拾行李。他把十一年来收到的所有家书整理好，装进一个铁皮箱子。这些信，是他和叶雁苹唯一的联系，他要带回国，亲手交给妻子。
11月，许包野从西伯利亚出发，经黑龙江秘密回国。
刚踏进国境，他发现有人在跟踪。
许包野心里一沉，知道特务已盯上他。
他没有慌张，按照组织教的方法，在人群中穿梭，几次换车，终于甩掉跟踪者。
他没有直接去上海，而是绕道香港、新加坡，辗转数月，才回到阔别十一年的家乡——广东澄海。
1931年12月一个傍晚，许包野推开家门。
叶雁苹正在厨房做饭。听见开门声，她以为是邻居，头也没抬:「饭还没好，等一会儿...」
「雁苹。」
叶雁苹手里的锅铲掉在地上。
她猛地转过身，看见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站在门口。那张脸比记忆中成熟许多，但眉眼还是当年模样。
「包野？」她不敢相信。
许包野走过去，轻轻抱住妻子。
「我回来了。」
那天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父亲许锡昌头发已花白，但精神还好。他不停地给许包野夹菜。
「吃，多吃点。这些年在外面，一定吃了不少苦。」
许包野笑着接过碗。他看着父亲，看着叶雁苹，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饭后，许包野从行李中拿出那个铁皮箱子，交给叶雁苹。
「这是你这些年寄给我的信，我都带回来了。」
叶雁苹打开箱子，看见里面整整齐齐叠着几百封信。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下来。
许包野和叶雁苹说了很多话。他讲欧洲的见闻，讲苏联的新社会，讲革命的理想。
叶雁苹听得似懂非懂，但她能感受到丈夫的热情。
「包野，这次回来，能待多久？」她问。
许包野沉默了一会儿:「十天。」
「才十天？」
「对。我还有任务，必须去厦门找组织。」
叶雁苹的眼泪又流下来。
十一年的等待，换来的只有十天相聚。
但她没有埋怨，只是紧紧握着丈夫的手:「那这十天，你好好陪陪我。」
这十天，许包野哪里都没去。他陪着叶雁苹在村里散步，给父亲讲外面的世界，晚上教叶雁苹读书写字。
第十天早晨，许包野要走了。
他把一本日记交给叶雁苹。
「这是我这些年写的日记，留给你。里面有我的心里话。」
叶雁苹接过日记，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
「我虽有一管笔，但我写不出字。我虽有一张纸，但我想不出话。可爱的雁儿，你若到了南边，见了我的爱人，你可对她说道:祝你平安。」
许包野背起行李，走出家门。
叶雁苹站在门口，目送丈夫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
05
1932年3月，许包野抵达厦门。
为避开特务视线，他在香港停留一个多月，化装成海员，从新加坡绕道而来。
厦门是个海港城市，街道狭窄，人流密集。许包野穿着一身旧长袍，混迹在人群中，不起眼。
他按组织给的地址，找到一家杂货铺。
「老板，买包烟。」
「要什么牌子？」
「大前门。」
这是接头暗号。
杂货铺老板打量他一眼，转身进了后屋。片刻后，一个年轻人走出来。
「跟我来。」
许包野跟着年轻人穿过几条小巷，来到一栋老房子前。年轻人敲了三下门，门开了。
屋里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是许包野的弟弟许依华。
兄弟俩对视一眼，都没有说话。
另一个人开口:「你就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
「是的。」
「组织关系带了吗？」
「没有。我只记得暗号。」
那人皱了皱眉。这是地下工作的规矩——不能携带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文件。但没有组织关系，无法证明身份。
「这样吧，你先写一份详细回国报告，我们上报中央。在此之前，你以普通党员身份工作。」
「没问题。」
接下来几个月，许包野化名「阿宝」，协助厦门中心市委开展工作。
他被派往安溪巡视。
安溪是个山区县，离厦门有上百里路。许包野乔装成商人，雇了一顶轿子，在崎岖山路上颠簸两天，才到达安溪县城。
安溪县委书记接待了他。
「阿宝同志，我们这里情况很复杂。游击队人数不多，武器也缺，而且内部有些混乱...」
许包野听完汇报:「我去看看。」
第二天，他跟着县委书记，徒步十几里山路，来到游击队驻地。
游击队藏在深山，只有三十几个人，手里的枪更是五花八门——有的是土枪，有的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老式步枪。
许包野召集游击队员开会。
「同志们，我知道大家条件艰苦。但越是艰苦，越要有纪律，有组织。」
他帮助游击队制定作战计划，整顿纪律，还协助建立农会、赤卫队和少先队。
在安溪待了一个多月，许包野又接到指示，要去泉州、惠安、莆田巡视。
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闽南各县，到处都留下足迹。
8月中旬，许包野赶回厦门，刚到，就听说一个噩耗——
市委书记王海萍被捕牺牲。
许包野的弟弟许依华接任书记。但仅仅一个月后，许依华也被捕。
许包野得知消息，心如刀绞。
弟弟被捕那天，他不在厦门。等他赶回来，已来不及。
组织决定，由许包野暂时代理书记职务。
10月，中央正式任命许包野为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
从这一天起，许包野化名更多——「阿宝」「宝霞」「包耳」，不同的人知道他不同的名字，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厦门中心市委管辖着闽南十几个县的党组织。白色恐怖笼罩下，工作异常艰险。
许包野制定严格的保密制度。他把市委委员分散居住，每人只知道一个联络点，彼此不见面。
他自己也经常搬家。有时住在工人区，有时住在商业区，从不在一个地方待超过两个月。
但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
许包野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提出「要饭吃、要衣穿、要工做」的口号，迅速把失业工人发动起来。
1933年底，他领导厦门马路工人、码头工人、海员和商学日报工人先后罢工。
罢工那天，许包野站在码头附近一栋楼上，透过窗户观察形势。
码头上黑压压站满工人。他们手挽手，组成人墙，不让货物上船。
资方派来的打手冲进人群，挥舞棍棒。工人们没有退缩，反而围上去，把打手赶了出去。
最后，资方妥协，同意增加工资。
罢工取得胜利。
这次胜利极大鼓舞厦门工人的士气。很多工人主动要求加入党组织。
许包野还重视宣传工作。他亲自领导厦门文化协会，秘密出版《发动机》《战斗》《群众报》等刊物。
这些刊物都是油印的，每期只能印几百份，但传阅的人很多。工人们把刊物藏在怀里，回家关上门，一字一句地读。
许包野还把中央文件编成《革命丛书》，供党员干部学习。
有一次，机要秘书谢飞问他:「许书记，我们这么苦，革命什么时候才能成功？」
许包野笑了笑:「会成功的。你看苏联，不就成功了吗？等中国革命成功了，我们的经济、文化发展会比英法这些国家更快。」
谢飞听了，眼睛亮了起来。
1934年5月，一个意外发生。
叛徒周剑津从福州窜到厦门，声称要找组织关系，要求与许包野会面。
许包野警觉起来。
福州中心市委刚被破坏，周剑津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他没有立即见周剑津，而是让接触周的同志详细了解情况。
「让他说清楚，福州地下党是怎么被破坏的，他又是怎么逃出来的。」
接头的同志回来汇报:「周剑津说得含含糊糊，前后矛盾。」
许包野心里有数。
三天后，周剑津按捺不住，带着一队警察破坏了地下团秘书处和印刷处。
叛徒的面目暴露。
但许包野早有准备，已转移重要文件和人员。这次破坏，只损失一些印刷设备。
事后，许包野在市委会议上说:「同志们，白色恐怖下，叛徒随时可能出现。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严格遵守纪律。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宁可错过，也不能冒险。」
在许包野领导下，厦门中心市委蓬勃发展。到1934年7月，党员总数达近千人，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建立，游击队也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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