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人民网研究院
谭杰
马拉松体检,很像是一个悖论。
一方面,为数不多要求跑者提供体检报告的国内赛事组委会,希望以体检的方式筛查出存在健康风险的跑者,并由医疗机构向这些跑者亮红灯,从而消除赛事的安全隐患。在这些赛事的主办者看来,一份得到医疗机构背书的体检报告,是确保赛事安全尤其是跑者生命安全的重要文件。另一方面,迫切想要参赛的跑者们无一不对自己的健康充满了自信,他们体检的目的就是希望医疗机构提供一份合格的报告,为自己的参赛开绿灯。
意大利运动猝死年发生率“下降了89%”的数据是怎么来的?
对马拉松赛前体检表示支持的国内赛事组委会和专业人士都会援引一个数据,“意大利执行运动前心血管筛查政策后,运动猝死的年发生率下降了89%”。
这个数据来自《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在2006年10月发表的一篇论文《实施运动前筛查计划后年轻竞技型运动员的心源性猝死变化趋势》,作者是6位意大利医学人士。
意大利是世界上执行运动前筛查最严格的国家。为了降低运动猝死率,意大利从1982年开始,每年对其国内所有12岁到35岁的竞技型运动员实施强制的心血管疾病的运动前年度筛查。按照意大利法令的定义,年轻竞技型运动员是指在有组织的体育体系中定期进行训练和比赛的12岁到35岁人群。
论文是基于意大利威尼托大区的全部人口(约400多万),对1979到2004年26年间发生于该地区的心源性猝死病例所进行的研究,一共跟踪了42386名“年轻竞技型运动员”。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性数据为,该地区运动员的心血管相关猝死率,从1979年-1980年强制筛查法令颁布之前的3.6次/每10万人每年,下降到2003年-2004年所有运动员都接受强制筛查的0.4次/每10万人每年,下降幅度约为89%。
这就是意大利运动猝死率下降89%的数据来源。
按照意大利的相关法令,筛查的内容包括家族病史、个人病史、体格检查、12导联心电图,这一阶段不会进行诸如动态心电图、超声心动图、负荷心电图、心肺运动试验等检查。26年间,共有42386名“年轻竞技型运动员”接受了筛查,其中3914名(占运动员总数的9%)在初筛中因为阳性被暂停运动。经进一步检查,有879名运动员(占运动员总数的2%)最终未能通过筛查从而被禁止从事体育活动。
无论在医学界还是体育界,对意大利的强制筛查法令都不无争议,主要围绕假阳性率(即初筛阳性,但进一步检查后阴性)、初筛成本、初筛阳性之后进一步检查以区分真阳性和假阳性的成本,以及不可忽略的假阴性率(即通过了筛查但是仍然发生了运动猝死)。
更有意见指出,意大利方面猝死率下降89%的数据固然可观,但很大程度上是1979-1980年的猝死率过高造成的。
意大利论文发布之后,美国的5名医学专业人士撰写的论文《1980年至2006年1866例美国年轻竞技型运动员猝死分析》于2009年3月在《美国心脏学会杂志(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Journals)》上发表,结论是,目前数据并不足以支撑是否应该采用全员筛查制度。
该篇论文特别指出,2006年之前的6年时间里,美国年轻竞技型运动员的运动猝死率为0.6例/每10万人每年,与意大利论文中给出的1993年至2004年11年时间里威尼托大区年轻竞技型运动员经过筛查之后的0.87例猝死/每10万人每年大致持平。更准确地说,美国全国的年轻竞技型运动员运动猝死率,比意大利进行全员筛查之后实现的运动猝死率还要低。
美国如何降低运动猝死率
2025年3月,《美国医学会杂志》网页版发布调查文章《长距离跑步赛事的心脏骤停》,对201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全美全程和半程马拉松的心脏骤停事件进行了分析。
基本数据为,2010-2023年共2930多万人次参赛,发生176例心脏骤停,平均0.6例/每10万人每年,与前一个十年持平;2010-2023年的赛事死亡率为0.2人/每10万人每年,比前一个十年大幅下降,之前为0.39人/每10万人每年。
分析上述数据可以发现,最近十年和前一个十年,在美国每年的全程和半程马拉松路跑赛事中,都是每百万人出现了6例心脏骤停,在前一个十年中平均每年有2人获救4人死亡,而在最近十年中平均每年有4人获救2人死亡。
该文章分析表示,2010年至2023年的马拉松赛事猝死率比前一个十年大幅降低,原因在于急救人员及时介入进行心肺复苏,以及AED设备(自动体外除颤仪)的大量使用。
与意大利的强制筛查不同,美国体育,尤其是以马拉松赛事为代表的大众参与型运动,更看重急救在防运动猝死方面的作用。上述数据也表明,美国全国马拉松人口的年运动猝死率,已经远远低于意大利威尼托大区同时期年轻竞技型运动员在实施心血管筛查之后的年运动猝死率。
美国体育界最近几年借由一些轰动性的成功急救案例,推广了心肺复苏和AED在心脏骤停事件中的重要作用。
其中最著名的是NFL(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布法罗比尔队球员达玛尔·哈姆林心脏骤停事件,发生于2023年1月2日的一场全美直播的周一夜战。NFL的大部分比赛都会安排在周日进行,每轮只安排一场周一夜战,都是强强对战,而且这场比赛是常规赛的倒数第二轮,牵涉到多支球队的季后赛资格,因而备受关注。
比赛开始后不久,哈姆林受冲撞摔倒后短暂起身,然后失去控制向后倒地。球队医疗团队第一时间判断为心脏骤停,10秒钟之内便出现在哈姆林身旁开始进行心肺复苏,AED 随后加入,救护车在哈姆林倒地4分钟后开至场边待命。急救团队在场地中间施救10分钟,然后将哈姆林送至医院继续抢救。一周后,哈姆林出院,7个月后,哈姆林重返赛场。
哈姆林心脏骤停事件在全美引发巨大关注,事件第二天所有32支NFL球队均将自己的社交媒体头像换为哈姆林球衣,哈姆林在康复之后还在白宫受到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的接见。2023年7月12日,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体育颁奖活动——ESPY体育奖,将“体育服务奖”颁给了哈姆林所在球队的训练师和医疗团队,颁奖者正是康复的哈姆林本人。获奖团队集体登台,他们在感言中呼吁公共场所设置AED,希望每个人都学习心肺复苏。
就在ESPY颁奖典礼之后不到两周,2023年7月24日,美国南加州大学大一新生、NBA(美国职业篮球联盟)巨星詹姆斯的大儿子布朗尼在篮球校队的暑期训练时突发心脏骤停,这次仍然是心肺复苏加AED救回生命。当年12月,布朗尼痊愈,首次登上NCAA(美国大学体育协会)球场,又过了半年,被NBA洛杉矶湖人队选中进入NBA。
2021年足球欧洲杯,28岁的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比赛中发生心脏骤停,这一次是丹麦队的医疗人员和球场急救团队在全世界的直播前上演了教科书般的急救,埃里克森最终获救并在8个月后重返赛场。值得一提的是,埃里克森在体内植入人工除颤仪后,由于不符合意大利的运动法令,只能离开当时效力的国际米兰加盟英超。埃里克森目前在德甲沃尔夫斯堡踢球,是球队的绝对主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美国职业体系里的哈姆林,还是美国大学生体系里的布朗尼,还是欧洲职业足球体系里的埃里克森,他们都接受过比意大利年轻竞技型运动员更高级更严格的体检,但最终还是发生了心血管风险事件。仅就这三个个例而言,是急救体系而非筛查体系发挥了救命的作用。
更值得思考的是,三个人在经历了生死一线的考验之后,仍然获得医疗许可重新回到对抗激烈的职业赛场,这至少可以说明,职业体育领域出于对急救能力的自信,给予了“心脏骤停”人员足够的宽容度。心脏骤停没有夺走这三名球员的生命,而职业联盟也没有在职业生涯上判处这三名球员的“死刑”。
参与过路跑赛事的急救工作者们非常愿意表达的一个说法是,如果心血管系统有隐疾而不自知的跑者某一天风险爆发,那他最有可能获救的地点就是赛道,最有可能获救的时间点就是比赛日。
中国马拉松体检,意大利经验还是美国经验?
意大利经验虽然经常被国内马拉松赛事作为参照,但需要指出的是,意大利法令更多是针对该国参与系统训练的年轻竞技型运动员,前面的意大利论文所记录的参与筛查的年轻竞技型运动员人数是26年期间的4万多人,这与马拉松路跑的参赛规模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目前国内部分赛事要求提供的体检报告,基本上就是跑者们每年一次常规体检的心电图,如果按照国际运动医学界心电图解读的“西雅图标准”,很有可能,这类常规的心电图,在精准识别跑者相关心血管风险方面存在局限性。
这就是中国马拉松跑者在体检时遇到的尴尬局面。一方面,因为常规体检并非针对马拉松运动人群,可能会忽略潜在的运动心血管事件风险,但另一方面,跑者要想对自己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赛前筛查式体检也并不容易,部分原因是运动体检机构的缺乏,以及“西雅图标准”中提到的“医生专业知识的缺乏”。更重要的原因是,马拉松跑者一般被视为健康人群,医生出于规避“过度诊疗”的考量,通常不会主动开具这类检查。
确实,不排除部分跑者通过个人途径在医疗机构、运动机构或者通过高端体检自我实现运动心血管事件风险筛查。但是作为一个百万级别而且未来会越来越庞大的人口群体,中国的马拉松跑者在国内目前的医疗资源的软硬件条件下,确实很难高效完成运动心血管事件风险筛查。
当然,面对运动人群的运动健康需求,中国医学界也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中国循环杂志》于2022年6月发布《运动相关心血管事件风险的评估与监测中国专家共识》,署名为“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心血管健康与科学运动分会”,由5名医生执笔,专家委员会则汇集了来自北京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等全国十几家医疗单位的24名专家。
2024年10月,《中国循环杂志》再次发表同一作者的文章《心血管运动医学指南》,旨在为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科学、实用的运动建议和管理策略。
2025年3月,《运动相关心血管事件风险筛查技术规范》发布,文件的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与前述两篇论文基本相同,旨在为运动体检确定标准。
上述三篇成果,构成了我国“心血管运动医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核心指导性内容。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这一新兴学科能够在临床领域实现更多突破,在开出更多更好的运动处方的同时,也能化解跑者作为健康人群在风险筛查方面遇到的尴尬局面,并且满足那些具有强烈自我意愿进行运动心血管事件风险筛查的中国马拉松跑者的需求。
运动前心血管筛查,事关跑者安全和马拉松事业的健康发展,下面提出四个问题,希望得到关注——
第一,在个人层面,跑者应自我实行意大利式的“筛查法令”。在参加马拉松训练和赛事之前自我筛查心血管事件风险,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这应该成为所有马拉松跑者、所有运动参与者的共识。
第二,在医疗资源层面,大力发展软硬件建设,在实现运动人群“应检尽检”之前,先实现“愿检可检”,让一部分运动者“先检起来”。
第三,在官方层面,持续强化赛道的第一反应能力和医疗施救能力。另外,美国体育的经验也值得借鉴,加强社会对急救的重视,加大急救培训的力度,鼓励人们学习急救参与急救。
第四,在风险筛查的问题上也应避免掉入另外一个误区,即夸大风险,贩卖焦虑,从而造成过度体检,进而占用本该属于患者的医疗资源。
“公民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是已经写进法律的文字。中国马拉松跑者对自己的安全和健康负责,同时也是公民意识的体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马拉松跑者体检的目的,不应该只是为了应付报名,不应该只是等待被绿灯放行或者被红灯禁止。
中国马拉松跑者的体检结果,不是只有绿灯和红灯两个选项。闪烁的黄灯,更应该成为跑者体检结果的常态。关注黄灯所传递的不确定性信息,减速观察,研判盲点,自我修正,最终得到健康安全的结果。
通过体检更好地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强大和软弱,把自己变成知缓急、知进退、更理智、更安全的运动家,这才是中国马拉松跑者体检真正的意义。
(作者为中国体育报业总社新体育网专职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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