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邵玉静，我的老家在村里。
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那时候父亲在烟台当兵。
我记得母亲挎着包袱领着我坐火车，坐完火车还要坐轮船，才能到父亲那里。
在部队上，每次见到父亲的时候，我都有些生疏，毕竟隔很长时间才能见一次。
父亲见了我，总是把我举过头顶，朝战友炫耀：“俺闺女长得俊不？”
后来父亲转业了，来到了我们这里的人民公社上班。
我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初中毕业之后就回村务农了。
我们那里是水田，每到春天的时候，上游水库里放水，让下游栽水稻。
母亲就招呼着我去生产队里栽水稻，挣工分，父亲微薄的工资供一大家子吃饭很吃力。
其实，我那时候也挣不了一个整劳力的工分。
我记得当时生产队长是我三伯，他说我干活顶不上一个整劳力，我干一天活只能挣半个工分。
后来，慢慢的我干活熟练了，才能挣一个工分。
我除了在生产队里干活，回到家里，我有时还得背着弟弟妹妹干家务。
我二弟弟小时候特别淘气，他经常趴在我的背上，让我背着他坐在锅屋里（我们这里的农村把厨房称作锅屋）烧火做饭。
每到年底的时候，母亲给我扯块布料，去裁缝铺子里给我做件新衣服。
我说：“娘，我爹挣钱也不容易，别给我做新衣服了。”
母亲就欣慰地笑着说：“玉静啊，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多亏了有你帮衬着，要不我一个人拉扯着好几个孩子，真的是力不从心。”
“你一年到头跟着我受苦受累，我不给你做件新衣服，过年还让你穿旧衣服的话，我都觉得对不住你。”
时间过得真快，眼瞅着我长成了一个大姑娘，但是还没有找婆家。
三姑来说过好几次煤，三姑父的一个远房侄子是一个木匠，手艺很好，四乡八里的都请他去打家具。
那时候木匠是比较吃香的，不管谁家雇了木匠，除了好吃好喝地伺候着，另外还得给工钱。
听说那个小伙子长得比较帅气，1米8的个子，不胖不瘦的，我母亲去三姑家的时候，三姑悄悄地领母亲看过，母亲说小伙子看上去挺精神的。
但是，无论三姑和母亲轮番劝说，我就是不为所动。
母亲说：“玉静啊，在农村里找个手艺人就不错了，一辈子吃喝不愁，你看那次咱家打一张桌子请来木匠后，我得用白鲢鱼煎鸡蛋给他吃，（在当年，白鲢鱼煎鸡蛋用来招待最尊贵的客人）你为什么就是不动心呢？”
父亲走过南闯过北，他见多识广，他倒是不急着催我相亲。
父亲说：“玉静有自己的想法，这是她自己的个人问题，我们不能替她做主，再说她年龄又不太大，着什么急啊？”
1982年，父亲退休了，按照政策可以让一名子女顶替上班。
当时我和大弟弟都符合接班的年龄，我以为父亲肯定会让大弟弟去接班的，毕竟接班后马上就把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大家都羡慕不已。
大弟弟也以为接班的名额肯定会落到他的头上，他甚至朝我说：“姐，我很快就能接咱爹的班了，我要是当了工人，天天都能吃大白馍馍了。”
那天晚上，我看到父母的房间里一直亮着煤油灯，平时母亲可不舍得浪费那点煤油，她总是把灯芯拨到最小。
我听到父亲和母亲一直在那里说着什么。
说实话，我也非常希望能接父亲的班，那样就跳出了农门，但是我的性格比较温顺，不争不抢的，我听从父亲的安排。
到了第二天早晨，父亲早早起床了，他把我和大弟弟都叫了过去。
父亲说：“昨晚我和你母亲商量了一晚上，我们决定让玉静去接班，玉静的身子骨柔弱，这些年她在地里干农活特别吃力，这几年她都累成什么样子了呀，头发都晒黄了，小小的年纪腰都有些弯了。”
“这个家，玉静一直在帮我们分担，她除了挣工分，还得带着弟弟妹妹做家务，非常辛苦，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接班的名额给玉静。”
大弟弟当时就哭了，他说：“爹，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接你的班？我是你的儿子啊！”
父亲马上严肃地说：“你是我的儿子不假，但是你姐是我的女儿，她对这个家的贡献更大，我不能重男轻女，所以我得让你姐顶班！”
看到大弟弟失落的样子，我对父亲说：“爹，要不让大弟弟去顶班吧，我在家里继续干活。”
可是父亲坚决地摇摇头说：“不行，我们的决定谁也更改不了！”
就这样，我顶了父亲的班去了供销社工作。
我们的公社比较大，村庄分布比较广，因此每天来买东西的老百姓比较多，那时候买东西基本上是凭票供应的，那些大爷大妈来买东西的时候，他们都对我笑脸相迎，生怕我不搭理他们。
我父亲经常对我说：“玉静啊，你在供销社上班，态度一定要好好的，尤其是对农村的那些老人，他们挣毛钱不容易，来买东西的时候，你一定得好好对待人家。”
有时候到了下班时间，还有来买东西的，我已经把当天的账结完了，但是看到这些村民跑几十里路来买东西，我经常心软，不让他们白跑一趟。
我每月发了工资的时候，我只留下很少的钱当生活费，其余的钱我都交给了家里。
在我的帮助下，大弟弟盖了房子，娶了媳妇。
我一直觉得父亲把顶班的名额给了我，亏欠了大弟弟。
不过大弟弟早就释怀了，他性格爽朗，他说：“姐，现在想想你比我顶班更合适，你是女孩子，干这些庄稼活真受不了，而我身强力壮的，有的是力气，不愁干活，再说，你一直帮我，我对你感激还来不及呢！”
虽然大弟弟这样说，但是我一直对他抱歉，每到耕种时，我就给大弟弟家买种子，买化肥，我还经常塞给他一些零花钱。
我上班以后很少花钱给自己买东西，供销社的另一个女职工张姐，她和我参加工作时间差不多，早就买了自行车了，而我一直没有攒出买自行车的钱。
当时在大家的眼里，供销社的职工是比较吃香的，当时的女职工更是很少。
我们供销社的主任多次给我介绍过对象，有的是工人，有的是乡镇干部，还有的是县政府工作的，也有医生。
但是我都不为所动，我觉得我参加工作时间还不太长，过个一两年再说吧。
不过看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父亲也有些着急了，他对我说：“玉静啊，有合适的你也得谈对象了，成不成先不说，你得先和人家认识再去了解呀！”
我笑着说：“爹，你不用担心，就凭我的条件肯定能嫁出去，我只不过是想找一个最心仪的人，反正我觉得缘分还不到。”
父亲点点头表示理解，他说：“对呀，这事就得靠缘分，当年我和你母亲经过媒人牵线以后，虽然当时老家特别穷，但是你母亲就是喜欢上了我那身军装，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我。”
我非常感谢父亲，他总是能理解我。
那年冬天的一个中午，我正在上班，突然来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大妈，她说要买一封洋火（那时候我们把火柴叫做洋火。）当时火柴是5毛钱一封，5分钱一盒。
可是大妈翻遍了口袋，只有两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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