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日本面临来自中国的出口管制措施，中国商务部发布新年第一号公告——《关于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的公告》，该措施对日本相关产业及军事发展产生显著影响，与此前中国对日本的反制措施相比，此次管制力度及方式均有明显调整。
高市早苗出任日本首相后，日本在外交及军事领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公开提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表述，持续推进扩军备战，计划将自卫队相关内容写入宪法，并意图在靠近中国的区域部署进攻性导弹。
中国此前曾对日本的相关举措进行警告与劝导，但未促使日本调整相关政策，日本方面被认为有美国作为后盾，对中国的警告未予充分重视。
2026年1月6日，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出口管制公告正式落地，与以往不同的是，该公告未列出具体的管制清单，而是采用“所有”“一切”等表述明确管制范围，公告明确规定：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
上述管制范围可通俗理解为，所有能够助力日本武器制造、提升日本自卫队战斗力的相关物品，均被纳入出口禁止范畴。
此处的“两用物项”涵盖范围广泛，并非仅指直接用于军事制造的芯片、合金等产品，在现代工业体系中，许多民用物品可通过加工或转化用于军事领域，军用与民用的界限较为模糊。
以高品质长绒棉为例，其民用用途主要为制作高档纺织品，而在化工生产中，长绒棉可加工为硝化棉，后者是生产发射药及炸药的关键原料。
在钢铁及船舶相关领域，日本造船业及军工产业较为发达，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既是日本造船业的重要企业，也是日本军工产业的核心力量，其制造的“最上”级护卫舰、计划改装的“出云”号航母，均离不开特种钢材、大型龙门吊及各类船舶配套零件，而中国在相关船舶配套零件领域占据产能垄断地位。
此前，日本部分企业可借民用用途名义进口相关物资，此次出口管制公告实施后，中国将对相关物资的最终用户及用途进行严格审查，若企业同时涉及民用与军事生产，其相关进口需求将被禁止，实现对日本军事相关物资的“源头断供”。
该出口管制措施对日本产生了明显冲击，东京股市中军工股、重工股出现大幅下跌，日本部分造船厂因缺乏相关原材料，生产线陷入停工状态，日本制造业面临原材料供应不足的困境。
此次出口管制措施同时对美国产生间接影响，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导引头、控制芯片等诸多零部件由日本制造，而日本生产这些零部件高度依赖中国的稀土及稀有金属。
中国对日本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后，日本相关零部件生产受到制约，进而影响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线正常运转。
在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相互依存度较高，掌握全产业链及原材料供应优势的国家，在国际博弈中具备显著主动权。
对于日本而言，短期内难以从其他国家获取替代供应来源：东南亚地区工业化程度较低，无法提供全门类、大规模、高质量的工业原材料；印度相关产品质量难以满足日本制造业及军工产业的需求。
此外，此次出口管制公告还包含“长臂管辖”相关条款，明确规定任何第三方若将中国的两用物项转手倒卖给日本，将被一同纳入制裁范围。
这一条款进一步堵死了日本通过第三方获取相关物资的可能，各国及相关企业在涉及对日本的物资出口时，需充分考量相关制裁风险。
出口管制措施的实施，使得日本“去军事化”逐渐从政治口号转向实际趋势：缺乏特种钢材，军舰制造及维护将无法正常推进；缺乏稀土永磁电机，潜艇无法正常运行；缺乏高纯度化学品，雷达与芯片等装备将难以发挥作用，日本自卫队现有装备的维护及升级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从日本国内局势来看，其经济本就处于衰退状态，制造业是支撑日本经济的重要支柱，此次出口管制措施不仅影响日本军工产业，还波及汽车、电子等民用支柱产业——由于许多材料属于军民两用范畴，为彻底堵死军事用途相关物资的出口，部分民用领域的物资供应也受到波及，这是日本相关政策调整所引发的必然代价。
高市早苗内阁此前的一系列外交及军事举措，是中国实施此次出口管制措施的重要背景，此次措施的实施，本质上是中国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及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作为二战战胜国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势头，维护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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