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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知识学视阈下明代书目的小说著录研究》,温庆新著,九州出版社2026年1月版。

内容简介

该书以明代书目的小说著录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梳理传统目录学的认识机制、建构理路、知识功能及目录学家的知识信仰之后,首先基于目录知识学视阈去勾勒历代书目“小说家类”的衍变历程,其次围绕政教意图、“账簿”式、经世致用等关键词去分析明代官藏书目、史志目录、私家藏书目的编纂理念及其小说著录的典型特征,而后分析明代书目著录通俗章回小说的新变及其历史必然性,最后探究明代知识群体对传统书目小说知识的赓续策略与扩容探索,以此分析明人的小说认知思路和思想观念的文化意义及当下启示。

目 录

引 言

一、明代目录学研究现状

二、明代书目的小说著录研究现状

三、明代书目的小说著录情形与本书的研究对象

四、论证思路及研究目的

五、主要内容与问题导向

第一章 传统目录学的建构理路与目录学家的知识信仰

第一节 阅读史视阈下传统目录学的主体建构理路

一、书籍本身、阅读者与阅读史研究

二、传统目录学的“主体介入”与书籍“文本”的多元形态

三、传统目录学的隐含读者与书籍“文本”意义的限定

第二节 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传统目录学的社会认识机制

一、传统目录学社会认识的文化语境

二、传统目录学与知识群体开展社会认识的实践活动

第三节 传统目录学与古代目录学家的知识信仰

一、知识信仰与目录学的本质特征

二、作为知识共同体的目录学与目录学家的知识信仰

三、古代目录学家知识信仰形成的两种主要路径

小结

第二章 传统目录学的知识功能与“小说家类”设置

第一节 传统目录学的政治功能与道德功能

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传统目录学的学术品格

二、政治教化:传统目录学体系构架的政治功能

三、道德规范:传统目录学体系构架的道德功能

第二节 政教导向与明代书目编纂的观念单元

一、善校雠而编目与明代书目的编纂者

二、政教意图与明代书目的编纂指导

三、人伦道德、“风俗人心”与明代书目的书籍史意义

第三节 传统书目对“小说家类”的认知衍变及意义

一、身份意识与知识本质:汉唐书目对小说的探讨

二、内涵拓展:宋代书目对“小说家类”的新认识

三、视角革新:明代书目对“小说家类”知识形态的探索

四、文教强化:《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家类”的官学定位

小结

第三章 明代官藏、史志目录编纂的文治视阈与小说著录

第一节 政府藏书目与《文渊阁书目》的编纂及小说著录

一、政府藏书目与《文渊阁书目》的编纂方式

二、文治教化与《文渊阁书目》的书籍著录顺序

三、对《烟粉灵怪》《薛仁贵征辽事略》等小说的著录

第二节 史官意志:焦竑的小说观与《国史 · 经籍志》的小说著录

一、史学著述与《国史 · 经籍志》的编纂导向

二、史官意志与《国史 · 经籍志》的小说观念

三、史志文献与《国史 · 经籍志》的小说著录

小结

第四章 明代私家书目的“账簿式”编纂与小说著录

第一节 “账簿式”编目与《宝文堂书目》的编纂及小说著录

一、“账簿式”编目、藏书家流别与明代的私家藏书目

二、“账簿式”藏书目:《宝文堂书目》之性质

三、《宝文堂书目》所录小说的特殊意义

第二节 “账簿式”编目与《百川书志》的分类及小说著录

一、《百川书志》与《宋史 · 艺文志》分类比较

二、《百川书志》的分类标准厘析

三、“各以类从”与高儒的小说认识

第三节 “账簿式”编目与《笠泽堂书目》的编纂及小说著录

一、“账簿式”编目与《笠泽堂书目》的著录特点

二、王继贤的藏书思想与《笠泽堂书目》的部类设置及图书归并

三、《笠泽堂书目》“小说家”的文献价值与思想价值

小结

第五章 经世致用与明代私家书目的编纂旨趣及其“小说”观念

第一节 经世致用与《赵定宇书目》的编纂及其“小说”观

一、藏书记录与《赵定宇书目》的编写

二、经世意图与《赵定宇书目》的部类划分

三、致用导向与《赵定宇书目》的“小说”观念

第二节 “世用经济”与《澹生堂藏书目》的编纂及其“小说”观

一、“嗜书”“世用经济”与祁承 的藏书及鉴书指导

二、“世用经济”与《澹生堂藏书目》的部类设置及书籍归并

三、致用意图与“小说家类”的设置及其蕴含的小说观

小结

第六章 知识限定与明代书目的通俗章回小说著录

第一节 传抄之习与明代藏书家的编目及著录通俗章回小说

一、明代抄书之风与藏书家的抄书活动

二、传抄之习与明代藏书家之编目

三、传抄之习与明中叶以降藏书目的通俗章回小说著录

第二节 “忠义”与明代书目著录《水浒传》的历史意义

一、明代书目的《水浒传》著录与《水浒传》本名考辨

二、明人对《水浒传》的普遍认识与《水浒传》的基本定位

三、“忠义”与《水浒传》早期传播过程中的官方意志

第三节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著录与明人对历史演义小说的定位

一、明人札记、书目著录与明人对历史演义小说的定位

二、史实素材、建构历史与历史演义小说的文体

三、明代书目的著录与明人文体定位的启示

第四节 《红雨楼书目》的著录与《西游记》的早期接受

一、《红雨楼书目》著录《西游记》与明人对《西游记》的定位

二、“释类”定性与《西游记》早期刊刻中的官方意志

第五节 “南京齐府”刻书与《英烈传》的编纂及流布

一、兼具“纪传”史格与“平话”特征的双重文本形态

二、内府太监搬演、“南京齐府”刻书与《英烈传》的早期流播

三、“皇明政绩”与《英烈传》的编纂旨趣及意义

第六节 “尊体”未竟:通俗章回小说在明清书目的衍变

一、由史、子入集的衍变之路

二、目录知识的限定与通俗章回小说徘徊于史、子之间

三、近代书目将通俗章回小说置入集部的必然与缺憾

小结

第七章 明人对传统书目小说知识的赓续与扩容

第一节 目录知识约束下谢肇淛有关小说的认知

一、目录知识结构作用下的小说品味思路

二、基于读者接受趣味扩容通俗章回小说的知识特征

第二节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的“小说”分类思想

一、目录学视阈下胡应麟对“小说”的主要看法

二、《少室山房笔丛》的“小说”分类见解及意义

第三节 《嘉靖建阳县志·书坊书目》小说著录的意义

一、《嘉靖建阳县志·书坊书目》所录小说与明代其他书目之比较

二、《嘉靖建阳县志·书坊书目》异趣选择的缘由及启示

第四节 稗官小说与明代通俗章回小说序跋的目录学传统

一、明代通俗章回小说序跋中的“稗官小说”表述

二、关键词式批评与“稗官小说”表述的目录学知识传统

小结

余论

一、知识社会学视阈下明代书目小说著录的突出特点

二、作为目录知识的改良实践:明代书目著录通俗章回小说的启示

三、品评明代小说:《四库全书总目》与明代书目之比较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论证思路及研究目的

依照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一书所言“观念是具有经验根源和经验身份的”与“观念就是所实行的行动”等观点,所有观念的形成及延续往往与该种观念产生、存在之际,观念者本身的行为、制度变迁及社会思想等方面相联系。故而,我们透过某些重要事件与行动效果,可进一步讨论某一或某些观念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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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

从明代目录学知识谱系探讨某一或某类书目对某一门类作品或某一(些)具体作品的著录,以及其所蕴含的学术思想,至少可从以下几点展开:

一,从不同时期的书目对某一(类)书籍的著录,探讨该类书籍的传播与接受情形。

二,从某一时期内不同类型的书目对某一(类)书籍的著录,探讨此时期知识群体对该类书籍及其学术评判的认识。

三,从不同书目著录某一(类)书籍之部次差异,探讨不同时期或不同类型的书目对该类书籍的认识变化及其缘由。

四,从传统书目的知识结构与知识谱系等角度, 分析某一(类)具体书籍被归置与分类的缘由及其历史意义。

故探讨明代书目的小说著录与小说观念,首先应注意明代书目与传统目录学体系之间的承继关系,同时还须注意明代不同类别的藏书目与明代朝廷的政令政策、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关系。我们还应注意明代目录学家如何透过“小说家类”的部类设置、作品归并及提要总结等行为来体现上述各个方面, 进而分析此类行为的历史意义。

当然,本书的讨论并非详细罗列或总结明代书目所著录的小说,亦非细致比对每一部小说在不同书目中的部类位置及其差异情形。这是因为学界已编撰了诸多小说书目提要,如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袁行霈、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等系列书目,宁稼雨撰《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等等。学者完全可据此详细考察明代书目著录小说的总体现状,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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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

同时,由于明代书目的编纂往往比较粗糙,大部分明代书目进行部类设置及作品归并时,并未详细说明其中的设置标准与归并缘由,往往没有固定的表述体式与内涵表达;同时,明代书目所共有的诸如“账簿式”等特征,使得细致比对每一部小说在不同书目的调整情形变得十分艰难,比对的意义有限。

因而,我们探讨明代书目的编纂及其小说著录时,并非详细描绘明代书目视阈下小说观念的演进过程,亦非进行明代小说观念史的研究,而是首先追溯明代不同类别的藏书目(如政府藏书目、史志目录、私家藏书目等)的编纂思想与分类体系,借此探讨该类书目的“小说家类”设置与小说著录行为的承继、变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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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目录学研究》

其次,讨论同一类别的藏书目对同一或同类小说的异同认识,并讨论目录学编纂者的不同反应,分析该类别的藏书目所隐含的小说观念。

再次,进一步探讨明代不同文治背景与制度建设,对不同类别藏书目编纂及其小说著录的影响。

最后,探讨“账簿式”、经世致用等重复出现的“观念单元”,对明代书目小说著录的影响。

具体而言, 我们将以明代书目中进行小说著录时较具普遍意义及个性旨趣的书目为主。 如杨士奇《文渊阁书目》《文华殿书目》等官修书目,又如焦竑《国史·经籍志》等史志书目,《嘉靖建阳县志·书坊书目》等方志书目,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等辑录体书目; 再如晁瑮《宝文堂书目》、高儒《百川书志》、王道明《笠泽堂书目》、赵用贤《赵定宇书目》、周弘祖《古今书刻》、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徐《红雨楼书目》、赵琦美《脉望馆书目》、祁理孙《奕庆藏书楼书目》等私家藏书目,兼及张萱《内阁藏书目录》、朱睦㮮《万卷堂书目》、陈第《世善堂书目》、董其昌《玄赏斋书目》等书目。

我们首先探讨此类书目的编纂缘起及目的、部类设置标准及知识结构;其次在典型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讨论此类书目的“小说家类”设置与小说归并,从中寻绎出某些规律性认识,并探讨其间的历史意义。

同时,我们将通过明代书目小说著录的某些共有现象,尤其是对通俗章回小说的著录情况,探讨这些现象的出现缘由及其所蕴含的知识体系与观念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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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书目研究》

这是因为透过还原明代书目的通俗章回小说著录情形,不仅有助于细致分析明代书目“小说家类”对传统书目价值体系与知识结构的承继,而且能够深度分析明人如何基于明代的社会背景与书籍流通状况,来对“小说家类”进行知识分类创新或求变转换等探索。

上述思路能够在横向的文化环境与纵向的时空坐标中,多角度比对明代不同书目类型是如何依据编目者自身的知识结构、旨趣诉求及著录导向,形成相应编纂指导意见,进而进行“小说家类”的承继与发展的。

所谓知识学,是不同时期的知识主体根据实践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流通及管理等知识活动的一种具体体现。知识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知识编纂,在知识编纂之前则须对知识定义、知识属性、知识表现形态及认知意义,进行符合特殊时期的政治、文化及思想环境等方面的逻辑与体系建构。

因此,知识学主要探讨作为研究对象与实践主体的知识,如何生产、流通及产生社会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显著社会性的本质属性。由于知识活动处于动态的无穷过程中,知识编纂亦在不断推进的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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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

就此而言,目录学知识视阈的研究视角,强调从目录学知识分类与知识编纂等方面,探讨目录学知识体系的话语特征、组织模式、知识价值、思想规范及其社会意义。

目录学知识编纂强调作为实践主体的目录学家,如何充分挖掘目录学知识的社会属性、建构目录学知识的体系、发挥目录学知识的精神能动性意义,最终对相关文献的知识表现形态与本质属性进行合理的建构、规范及限定。

而“部类”及其排序作为目录学知识的主要表征,将会强化知识的政治属性,即需要从文教环境来理解历代统治阶级与知识群体,如何将目录学的知识体系与政教权力相联系而形成独特的知识建构逻辑。传统目录学作为目录学知识传统,不仅属于历史文化层面的传统,而且是历代不同书目编纂者的生活中还在发生知识效用的活文化传统。此类传统的知识结构、价值准则及思维方法、行为模式,仍然制约着后世书目编纂者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讲,目录学知识编纂的研究重心就是确定目录学作为一种知识分类,如何在此前传统与当下需求的双重制约下,合理确定目录知识的存在形态、规范目录知识的生产与流通环境、进行目录知识的秩序化管理、限定目录知识的传递意义。

总之,目录知识学视阈主要探寻目录体系如何构建起一个带有自主性与自在性的知识生产场域,进而明确目录体系的知识“规训”方式及其效果。

据此而言, 明代书目的小说著录是基于传统目录学的知识体系来看待小说的知识特征、 流通情形与存在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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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书目题跋丛刊》

明代书目中的“小说家类”是一个功能性概念,而非本体性概念。 明代书目的“小说家类”并不尝试回答小说作为一种文类的文学特征及其本质属性,因此不能完全等同于小说观念。它只是目录学家据明代的文教背景与知识体系,对辨别具体作品的类属及其存在价值的尝试,是明人描述、阐释“小说家类”的知识依据及相应的知识谱系源头。

因此,明代书目的“小说家类”是从目录学的知识编纂的角度,尝试提出一种合理看待具体小说的切入视角。

它并非仅仅回答“小说家类”作品如何生产、消费及流通,而是重点对明代小说的流通现象进行知识学方面的归纳总结,探讨目录学家或者吸纳目录学知识传统的知识群体,在明代特殊社会情境(知识情境)的作用下,积极介入客体文献、参与客体文献价值评判之后的知识表达及其意义导向背后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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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

此类兼具认识论特征与方法论启迪的切入视角,作为明人认识小说的主要手段,已在当时形成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凡此种种的研究,皆旨在以“小说家类”的知识编纂为中心,探究明代书目的小说著录行为、小说观念的存在缘由及其历史意义。

所谓“小说家类”的知识编纂,首先是以明代书目的知识体系和编纂思想为中心,探讨明代书目如何在传统目录学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合理安顿“小说家类”,借此探讨“小说家类”的知识特征及其学术价值。

其次,探讨明代书目在设置“小说家类”的部类本质、学术规律及社会功用的基础上,分析其如何对具体小说进行归并、收录与安置并明确其聚焦范围等知识管理行为。

此类对明代书目“小说家类”的知识结构、本质及功用的研究过程,就是一种探讨明代书目“小说家类”知识编纂的定性行为。这涉及传统目录学视野下进行“小说家类”编纂时的知识管理、知识定性及知识推广等方面的议题。

就此而言,基于明人对待“小说家类”的知识缘起、编纂意图及其思想史价值,通过对明代书目“小说家类”知识编纂的分析,能够深度揭示明代书目是如何接纳具体小说的;同时亦能全面挖掘具体小说在明代书目中的知识定位,进而结合明代文治背景及不同书目编纂的话语模式、知识体系等内容,综合看待明代书目小说著录等行为背后的组织方式、知识特征。

它试图探寻目录学知识传统对明人看待“小说家类”作品的“规训”启示,尝试描述明代的主流知识体系分析、阐释及评价具体文献的独特认知活动,总结明人基于同一知识结构去看待小说本体特征、功能导向及主要内涵的文化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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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

综合而言,本书从明代文治背景切入,细致还原作为明代知识体系典型代表的目录学著述如何进行书目的编纂,探讨明代书目对历代文言小说与彼时通俗章回小说的知识归类及其前因后果,总结明代官学约束体系下相关书目所蕴含的小说批评思想及小说观念。

上述思路一方面旨在从传统目录学的知识结构与明代文治环境角度,探讨明代各类书目的编纂思想与分类特征,全面认识明代书目的演变史迹及其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的价值; 另一方面, 基于传统目录学视阈探讨明代小说书目及其小说观念,可以从知识管理、 知识传播及知识社会学等角度,全面还原明代知识界有关小说的认知视角、批评意见及学术史价值。

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通过明代书目的“小说家类”设置及作品归并行为,探讨该时期小说的存在方式、历史意义及其蕴含的小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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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

进一步讲,本书基于目录学知识视阈探讨明代书目著录小说的认知方式、知识结构及价值导向,主要是为了深入还原目录学知识传统对有明一代知识群体探讨“小说家类”的知识特征与知识意义的影响过程。

同时,这也有助于细致分析“小说家类”及具体小说如何进入明代文教背景,进而成为当时社会演变的一种文化实践。

此举强调的是明代知识体系的建构历程对当时知识群体客观定位“小说家类”及具体小说的影响,着重还原有明一代对“小说家类”社会角色的期待视阈及其具体定性;并且,深挖明代知识群体在特殊社会情境与知识体系中,如何借助“小说家类”等各类知识来进行相应的价值构建与思想实践。

一言以蔽之,本书主要从知识分类与知识“规训”两方面, 遵循“历史事件的完整性、 叙述与文献的统一性和发展的内在性”等叙述原则,分析明代知识群体基于目录学知识传统与明代文教背景去认识“小说家类”的切入视角、思索过程、评价方式、知识定性及具体意见的表述,乃至此类表述对多元认识“小说家类”之知识本质与传播意义的影响。

这种做法力图追溯明人关于“小说家类”的所作所为及其背后的历史必然性,而不对明人关于“小说家类”的认识方式、知识定性及其不足进行过多的价值评判,也不对明人小说观念与近今小说观念的异同作过分限定,更不推崇近今学界“以今度古”等研究方式所造成的对明人小说观念的有意误读或过度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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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书目书志丛刊》

本书之所以采用基于目录学知识传统的还原研究思路,是因为比起以西方的小说观念为指导的思路,通过探讨明代书目的小说著录来勾勒具体作品的接受情形,分析明代小说的刊刻与流传,还原明人有关小说的观念,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了解明人的小说观念及其历史意义,亦将有助于更加细致比对中西小说观念的异同,以便建立符合古代文治传统与历史实情的小说批评体系与小说批评理论,多角度、全方位建构明代小说的演变史迹。

后 记

又到了要写“后记” 的时候了!原本,我是不打算敲响这几个字符的,但转念又想,是时候对“传统目录学与小说著录”这个话题暂作告别了,还是有必要面对“过去”的自己做一番“深情告白”的!

从2010年发表第一篇与明代书目相关的文章以来,屈指算来,我在“明代书目与小说著录”这个话题中,已经徘徊了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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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

遗憾的是,这14年来,“胸无大志”的我,在所谓“学术”的旋涡中,可谓是毫无本质的精进可谈。对于“自我”来说,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终于把明代书目的小说著录研究较为完整地“码”出来了。对于“他者”而言,这可能又是一部从“印刷厂”到“垃圾厂”的众多之一。

然而,当我校对完最后一个字,改正了文中的几百处错误之后,发现自己的诸多浅薄之处。每当我重读自身过去的文字,越发感受到自己当初的“冲劲”,亦有强烈的“幼稚”之感。或许,正是这一份“幼稚”的“罪恶感”,才一步步支撑我去完成这一项并不轻松的文字工作吧!

不过,传统目录学与小说的关系,实在是一个事关古代小说何以存在及如何“正名”的重要议题。因此,尽管“现在”的我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很完善,但这项议题仍需学界进行深入的讨论。

若是诸君有兴趣的话,可将此议题与我最近出的另一部著述《〈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合并以观,或许可以从中“同情”作为思考者的我对于明清目录学衍变及其知识意义的个体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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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学术批评研究》,温庆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4月版。

在这部小书中,我主要强调从目录知识学的角度对明代书目编纂进行讨论,借此分析明代书目的小说著录行为及其文化必然性。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仅仅借助那些谁都可以接触到的“文献”;同时,基于常见“文献”而转变思路与视角去发现问题,去谈一谈“老旧” 话题的重提必要,而不做那种炫耀“孤本”或“秘籍”式的“学问”。

书中所论及的话题,也主要是回答作为思考者的我的阅读疑问,以至于书中所言只能够勉强称为“一己之见”, 并非“鸿篇巨制”。这一种“自娱自乐”的处置策略,我愿称其是我个人的一部明代书目“阅读史”。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采用的是专题写作的思路,为了保证每个专题的论述合理与圆润,有些文献往往多次引用,略有重复之嫌。至于书中所言说的内容是否到位,抑或是否有足够的深度,我还是相信自有历史的评价尺度去公允评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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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

所谓“学问”,若有共鸣者,固然甚好;若无,也大可不必“愤愤不平”。毕竟,在当今浮躁的时风中,来得快的学问往往更容易“吃香”;而此时的我依旧只崇尚“轮囷胆气唯宜酒,寂寞心情好著书”的“快感”,由此所展开的“码字”行动,不过是追求一种“著书都为稻粱谋”的世俗目标而已!惟是,但求问心无愧即可!

由此带来的结果,那就是我越来越“偏安一隅”了,不仅不太愿意出去各种开会“流串”,与师友的联系也越来越少了,逐渐“社恐”化了。我还是更喜欢早上看看NBA,下午到篮球场去打打“老大爷”式的养生篮球。

我之所以能够有此不思进取地“颓废”下去的舒适环境与得意之势,要感谢恩师柳宏先生的厚爱与“纵容”,要感谢恩师王齐洲先生的手把手训练与不时督促,要感谢平时虽不联系而一通电话仍能海阔天空式畅谈的诸多同人好友,要感谢王婧之、 谷文彬等同门的帮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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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宫廷藏书研究》

当然,我更要感谢唐姑娘与小温同学的无怨陪伴。他们大概是我能够继续快乐地“颓废” 的支柱吧!

末了,蓦然想起杜甫所言“寂寞向山河”一句,谨此借以自警!

半亩园山人

甲辰良月记于瘦西湖畔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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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照

温庆新,1987年生,福建泉州人,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小说史及小说文献、近现代学术史、明清目录学史,出版著作7部,发表论文多篇(其中CSSCI来源期刊90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项,曾获省、市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入选省级人才工程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