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方富农的主食八成是玉米、高粱这些杂粮，小碴子粥熬得能照见人影，杂粮饼硬得能当砖头用。大米、白面是丰收年才敢端上桌的年菜，因为富农的富是相对的——虽有几十亩地，得自己耕种大半，剩下的租给佃户，收成先交丁税，再给保长送节礼，宗族修祠堂、衙役过路费七七八八扣下来，能留够全家吃半年的粮食就不错了。光绪年间北方农民年均口粮仅180斤，富农虽略高，也不敢敞开吃，一个咸鸭蛋得切八瓣，配着玉米饼吃一周才是常态。
湖南韶山冲的毛贻昌家，十七岁时只有十五亩祖田、半间屋，还欠着几百两银子的债。他当兵攒了点钱，回来倒腾谷米，慢慢从贫农变成中农，再到富农。可富农的日子依然要精打细算，月半不过给雇工添个菜，鸡蛋下饭已是头等体面。自己的娃五岁就盯着农活干，没啥特殊优待，天一黑还得点着油灯记帐。逢年过节才能沾口肉腥，平日主食撑饱就算谢天谢地。
浙江萧山的任家，八岁前没尝过一口豆腐的滋味。年节有外客时，主家才舍得买三枚铜板一箬壳摊的豆腐——那香气像带着别处的好日子。孩子和小表哥你一筷我一筷吃到碗底朝天，大人们只滋润了一小勺咸菜卤，还把卤狠狠珍重地分给自己和儿媳，谁都舍不得浪费。
北方临清的季家，半亩出头的地糊弄一家三口，全靠亲戚接济。常年吃红高粱饼子，红得像猪肝，咽下去能噎嗓子——可不吃不行。白的、黄的馒头是有钱人或举人太太的事，一年难得借着人情分来半块，已是恩典。腌菜用盐碱地的土水腌，调味想都别想，歉年连饼子都见不着，只能靠野菜充饥，家里大人没一个没在红饼子里熬出皱纹。
四川仪陇的朱邦俊家，分了点田和茅舍，可人多撑不起锅，只好变现成了佃农。租人家的地底气就短，每年除租剩下的一点粮食刚够喂饱孩子。荒年连口新衣裳都难得见，一家老小像蚂蚁似的各司其职——喂猪、砍柴、挑水、种田、纺线，日子里一点鸡毛蒜皮都不能浪费。儿媳妇生了十三个孩子，能活下来的只有八个，多出来的那几个是家境、时运和泪水搅在一起的命。
清朝农民的饮食藏着阶层差异：自耕农有自己的土地，粥里能少掺点杂粮，能吃菠菜、黄瓜，收成好时能喝酒吃肉；佃农租地，粥里杂粮多，逢年过节才有荤腥；雇农最苦，给地主干活，地主给什么吃什么，收入低得常饿肚子。1912年的影像资料里，穿破烂的中年妇女吃着稀饭搭配大蒜，狼吞虎咽；躲在墙脚的小孩吃稀烂的面条夹着不新鲜的青菜，全程面带笑容，吃完用衣袖擦嘴，像回味无比的美味。而云贵地区二品官员夫妻在院子里惬意用餐，对着食物讲究品质，端着茶杯品龙井；富人聚在一起吃大鱼大肉，对他们来说只是家常便饭。
清朝老百姓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八九点钟吃早饭，下午三四点吃晚饭，因为宵禁，天一黑就没人在街上闲逛，只能早睡。冬季冷，大家窝在家里烤火炉，喝小酒取暖，北方用火炕，南方用火炉、火塘，这是百姓最惬意的取暖方式。可到了乾隆后期，国库亏空、贪污成风，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冬天能冻死一大批乞丐；慈禧执政后更惨，民不聊生加上西方侵略，日子像雪上加霜，苦得没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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