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刚刚结束中国之旅的伯特兰·罗素，在英国老家推出了一本新书，封面上印着《中国问题》几个大字。
这人刚把诺贝尔奖捧回家，脑瓜子聪明得很，而且是个出了名的“中国迷”。
那时候西方人都喜欢拿眼角夹着中国看，罗素却是个异类，走到哪夸到哪，把中国人的性格捧上了天。
可一旦话题转到汉字上，这位“铁粉”的脸立马就沉下来了。
他毫不客气地给汉字开了一张“死亡证明”，一口气指出了三个要把人逼疯的死穴。
他在书里把话撂得很重：这三个坑填不上，中国别想挤进现代国家的圈子。
这话乍一听真让人火大。
可你要是穿越回1922年那个节骨眼，你会发现罗素这笔账算得那是相当精明。
他不是在骂街，而是在替一个老迈的文明盘算“翻新”的造价。
这笔账，究竟是怎么个算法？
那会儿的中国文坛，为了几个字的事儿，早就吵翻了天。
一边是激进派，领头的是钱玄同和鲁迅。
这帮人的逻辑简单粗暴：国家为啥这么穷？
因为老百姓脑子不开窍。
为啥不开窍？
因为认字太难。
钱玄同急得直跺脚，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狠话。
这背后的心思是——为了救这艘破船，哪怕把用了几千年的老船桨扔了，也在所不惜。
另一边是保守派，像章太炎这种老先生。
老爷子咬死不松口：汉字是咱的根，根都刨了，国还在吗？
修修补补可以，废除？
门儿都没有。
罗素这个洋人，居然和章太炎想到一块儿去了。
他坚决反对废除汉字，但他眼光比章太炎还要毒，一眼就瞅见了章老爷子没敢捅破的那层窗户纸——代价。
他算出的第一笔账，叫“入门费”。
也就是他眼里的头号大毛病：笔画多得吓人，写起来要命。
这事儿不光是手酸不酸的问题，这是个阶级门槛。
在旧社会，字越难认，知识就越是富人的私产。
穷苦人家为了填饱肚子已经拼了老命，哪还有闲工夫去背那些像迷宫一样的笔画？
罗素打过一个比方。
那些方块字，在洋人眼里就是天书。
特别是繁体字，拿“轰”字来说，繁体写成“轟”。
三辆大车堆在一块儿，笔画密密麻麻，还要跟“蠹”、“譶”这些字分清楚，看着都眼晕。
在种地的年代，这笔账能平，反正也没几个人需要看书。
可到了要搞大机器生产的时候，这笔账就亏大了。
当时的数据惨不忍睹，全中国十个人里有八个是大字不识的文盲。
农村里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是睁眼瞎。
你想搞工业？
图纸谁看得懂？
你想搞民主？
选票在手里就是废纸一张。
罗素看得透彻：这门槛不砍下来，知识就永远是少数人的特权，中国要想变身现代国家，门都没有。
历史后来的走向，给罗素的判断盖了章。
1956年，国务院推出了《汉字简化方案》，硬是把544个繁体字给“瘦身”成了515个简体字。
这一刀下去，砍掉的不光是笔画，更是把知识的门槛直接砍到了脚脖子。
“横、竖、撇、点、折”，哪怕是刚放下锄头的老农，在夜校里也能比划两下。
当文字不再是读书人的古玩，变成了老百姓手里的锤子镰刀，国家现代化的入场券这才算真正握在了手里。
罗素算出的第二笔账，叫“系统死结”。
也就是他指出的二号大毛病：没法排序，排版排到吐血。
这事儿放今天好像是个笑话，但在1922年，那是卡脖子的技术难题。
西方搞完工业革命，打字机有了，键盘也有了。
这套玩意的核心就是“排队”——26个字母，雷打不动的顺序。
这让信息的复制和查找快得像坐火箭。
回过头看汉字，几万个方块，谁排前谁排后？
完全是一锅粥。
老字典里的部首有500多个，常用的也好几十个。
你想在键盘上塞进成千上万个字，或者让印刷工人在几万个铅字里捞出一个字，在那个机械时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罗素试过把汉字硬塞进西方的排字系统，结果撞了南墙。
他发现汉字造字的脑回路，跟西方的拼音文字根本就是两条道上跑的车。
比如“母”字，看着挺亲切；加几个笔画变成“毒”，意思全变味了。
这种跳跃式的逻辑，机器那是一点都搞不懂。
罗素当时的担心一点不多余：要是文字没法被机器识别，中国在信息时代就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吃灰。
但这笔账，中国人后来换了个解法。
既然机械键盘这硬件改不了，那咱就给汉字装个“外挂”。
新中国成立后，搞出了汉语拼音。
这玩意儿不光是为了标音，更是给汉字装了一套“导航系统”。
有了拼音，汉字就能顺着键盘爬进电脑；有了改良的检索法，汉字就能老老实实地待在数据库里。
现在回头看，罗素瞅见了墙，但他没料到中国人能搭梯子。
汉字没变成字母，但它学会了怎么像字母一样在机器的世界里穿梭。
罗素算出的第三笔账，叫“信息折损”。
也就是他说的三号大毛病：那是真的难翻译。
这毛病在晚清那会儿特别明显。
国门被人踹开了，新鲜玩意儿像潮水一样涌进来，中国人傻眼了，不知道叫啥好，干脆偷个懒，全加个“洋”字。
洋火、洋油、洋布、洋鬼子。
这种叫法省事是省事，可意思模糊得一塌糊涂。
罗素在书里吐槽，西方语言造科学词汇，那是像搭积木一样，词根拼词根，意思准得很。
可中文那会儿，除了照着发音硬译，没别的招。
拿英文的“copy”来说，里面有复制、摹本好几层意思。
到了中文嘴里，成了“拷贝”。
除了读音像，原来的意思被扒得只剩个裤衩。
罗素愁的是，这种语言上的隔阂，会让中国人在吃西方科学这碗饭时，消化不良，闹肚子。
但他只看到了“翻译”的小学水平，没见识到大学水平。
中国人在对付外来词这事上，其实藏着一手绝活，叫“意译”。
这就是“类词缀”的妙用。
比如英文用“un-”表示否定，中文就造出了“非-”这个前缀（非官方、非典型）。
既保留了原来的味儿，还顺了中国人的嘴。
更绝的还在文学翻译上。
比如许渊冲先生翻译毛主席那句“不爱红装爱武装”，要是直愣愣地翻，那简直没法看。
许先生大笔一挥：“To face the powder, and not to powder the face.”
这时候你会发现，罗素担心的那些“短板”，反倒成了中文的杀手锏。
中文那种朦胧的美感，在搞科学定义时可能得立规矩，但在表达思想和情感时，那张力比英文强了不止一个档次。
把视线拉回到1922年的那场大辩论。
罗素作为一个旁观者，他是真心实意地在替中国着急。
他眼里那些“大坑”——难写、难排、难译，在当时确确实实是拦在中国现代化路上的三块巨石。
如果中国当时把耳朵一捂，假装没看见这些问题，那汉字搞不好真就跟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样，最后只能躺在博物馆里让人参观了。
好在中国没走罗素暗示的那条“扔掉”的路，也没听章太炎那条“死守”的劝。
我们硬是蹚出了一条中间的、最不好走的路：改造。
用简化字搞定书写难，用拼音搞定检索难，用意译搞定文化隔阂。
汉字活下来了，中国也挺直了腰杆。
这大概是那个年代的读书人，给罗素交出的一份满分答卷。
信息来源：
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1922年出版
《钱玄同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许渊冲《逝水年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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