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法大使馆设在巴黎霍奇街上的一幢公寓里。前任驻法大使对我们的到来十分冷淡,仅仅是出于一种极普通的情分带领我们到了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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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他是比较吝啬的人。他给我们安排的住所,不说别的,光是家具就让人看着不舒服,似乎是从某个旧货拍卖行买回来的。地毯是红颜色的,窗帘是绿颜色的,而墙壁是紫颜色的;找不出两把同样大小、同样颜色、同样款式的椅子……一句话,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里还杂乱无章的公寓。

父亲和母亲在大致浏览了一下后,得出一致的决定:

“按照原来的样子绝对是不行的。在正式与各国外交人员见面之前,一定得把这里重新布置一下。”

公寓本身的建筑是十分精巧华美的,我们只需要按照父亲的身份要求,把房间重新布置得庄重而大方。这项任当然由我母亲负责完成。

这时候我14岁,依然保持着对每件东西的好奇之心。我们要改穿西服了,大家商量决定,马上去制衣店按照我们的尺码订做衣服。父母有一个交情很好的朋友,一位法国女人,她负责带我们去找合适的裁缝,打算把我们在巴黎4年间所需的衣服全订好。

母亲按照她的想法,指挥布置房间的工作;我们姐妹俩就由法国女人带着去缝制衣服。从事情的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都是令人愉快的。

巴黎真是个热闹非凡的地方!大街上到处是四轮马车,迅捷奔驰的马蹄踏在石板上发出连续不断的“踢踏”声。印象里,只有在蒙修公园的时候,曾经看到两辆款式新颖的汽车。巴黎的街道以“凯旋门”为中心,呈放射状。方向感不太好的人,在巴黎的街道很容易迷路,我就曾经迷路过好几次。不过,在巴黎即便迷路,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巴黎的每个角落都有令人感到新鲜和惊喜的东西。

在父亲和母亲向罗伯特总统呈递任职书期间,我和妹妹就抓紧时间尽情游玩,因为我们的生活一旦走上正轨,我们的课程学习也就要开始了。

这一段时间,我们整天在外面玩,在城市里四处随意地逛。我们对任何东西都感到新鲜,看到什么就想买下什么,实际上大部分东西都是用不上的。不过,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巴黎。那时候我们讲的虽然是法语,但是讲得并不好,勉强可以对付过去而已。

又是一个全新的语言环境。你应该还记得我们的中国仆人在日本时遭遇的语言障碍吧。在巴黎,这种语言障碍更加严重。法国仆人只会讲法国话,中国仆人只会讲中国话。于是,他们之间常常发生种种争执。因为有了在日本的经验,我们对这些麻烦很快就适应了。

使馆的办公室和我们的住房都在同一层楼上,而且就是紧紧相连的。

随从人员的住房安排在另一所公寓里,在我们的公寓后面不远处。

不等我们布置妥当,也不等父亲的任职书呈递上去,父亲的老朋友们就迫不及待地来看望我们。我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法国总统夫妇和我的父母交情甚深,我们在法国的4年里,他们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在法国巴黎期间,我们遇到了很多外交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母亲有不少美国朋友,有些是早年去美国时认识的,有些是在中国时认识的。我们刚安顿好,她们就来拜访。她们每个人都给了母亲一些建议,关于我们几个小孩儿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我想,如果母亲完全依照她们的建议来教育我们,我和妹妹接受的一定是最完美的教育。

母亲接受了她们的一个建议,现在回想起来,我对这个建议还感到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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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漂亮的太太说:“伊萨度娜·邓肯在巴黎教跳舞。你的这两位女儿真是既美丽又可爱,我也有两个女儿,我想我们可以为这4个女孩开个班,请邓肯教她们跳舞。”

这个计划很快就实现了。我们跟随伊萨度娜·邓肯学习了3年的舞蹈,每星期三次,每次一个半小时。

每天早上,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法文课。红芳还是跟以前一样,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宁可不让我们吃早饭,也不准许我们上课迟到。不过,我很喜欢法文课,法文老师也很喜欢我。我的法文在她的指导下进步得极快。

法文课之后,给我们安排的是音乐课。我们一到法国,母亲就马上买来了一架钢琴。钢琴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课程,我十分努力地学习。

钢琴之后,是勃朗小姐一个小时的英文课。不过,那段时间她病得十分厉害,一心想要回到自己的家。

午饭之后一个小时的古文课程,对我来说纯粹就是浪费;对湖南老师则始终是一种徒劳。是的,他一直试图把中国古代的经典诗文灌输进我的头脑。而我总是故意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浪费掉,看着时钟祈求这一个小时快些过去。虽然我也为自己的做法感到惭愧,但我就是这样虚度了这一个小时。我发现,湖南老师也盼望这一个小时快些过去,其热切程度丝毫不亚于我!因为我讨厌他,处处跟他作对,他也就对我没有好感,恨不得我早些离开。

古文课之后,如果轮到学舞蹈的日子,我们就前往伊萨度娜·邓肯的艺术院。舞蹈课每次学习一个半小时,每星期共三次。这是我感到最快乐的时光。我非常喜欢跳舞,邓肯小姐看上去也很乐意教我们。我每次想起她,都对她充满了好感。当然,那时候距离她成为闻名全球的人物还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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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音乐教师在声乐上有着极高的造诣,她开始教我们的那年,正是她获得音乐学院奖学金的那一年。

在巴黎的那段时间,是我生命中最精彩的时光。这4年中,我总是充满了活力。我们家里总是有不同国家的著名外交家前来拜访,与他们在一起,父亲时时表现出威严的仪表。他的形象一看就和他们截然不同,他始终穿着中式长袍,随时佩戴着官衔标识。换个角度也可以说,他和他们完全是一样的,因为他总是让自己很快就融入周围的环境。母亲是喜欢热闹的人,因为在人来人往中,她总是能够赢得大家的瞩目。那时候,中国大使的俸禄是非常高的。因为太后希望代表她和中国的大使,能够在外国人面前争得光荣。基于这样的原因,你可以推知,我们的使馆在巴黎是属于极为奢华的处所之一,不同国家的贵宾像流水一样经过我们的家。

这时候,我们的屋子已经按照母亲的意思改造得很华丽了。我们用从中国带来的精美刺绣品把屋子装饰起来。于是,我们的住所简直就成了艺术的宫殿。这也是人们喜欢到我们家的一个原因。

我常常为父亲感到困惑,他怎么会有这么旺盛的精力来面对这么多的事情。然而,他一直都是镇静地、谨慎地度过他忙忙碌碌的日子。他努力地埋头工作,也殷勤地互相拜访。巴黎的外国大使馆之多,远远超过日本的大使馆。所以,外交家们相互拜访的次数理所当然也增多——会见客人、举办舞会、设席宴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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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纪太小,我和妹妹还不能参加社交活动。不过老天不负有心人,这里虽然没有屏风,但是仍然有一个可靠的地方,供我们偷窥流水般的来客。客人们由于好奇,都想要来看看我们。作为外国人,我们穿的服装与他们不同,说的语言也和他们不一样。不过我们很快就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这些朋友,很多直到现在还保持联系。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他们我都能认得出来。

不久以后,我已经认识了大部分客人。每次仆役长通报来客姓名的时候,我和妹妹就孩子气地去偷听他们的谈话,然后饶有兴趣地模仿他们走路的姿态以及说话的腔调。两个调皮的孩子,为了得到快乐,把自己变得就像一对顽皮的猴子。

有时候,在茶会或其他非正式的场合中,客人会提出要见见我们,于是我们就被带去见他们。客人们常常会毫无顾忌地评论我们漂亮不漂亮、可爱不可爱,说得那么直截了当,仿佛我们根本不在他们面前。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有时候他们的话会深深地刺伤孩子的心。孩子的心一旦受了伤害,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都难以治愈。

母亲对我和妹妹看管得很严格,所以我和妹妹曾经花费很多时间,想让母亲知道我们俩需要更多地和外界接触。

记得有一次,我们家举行茶会,一位身份尊贵的太太也参加了。我和妹妹在招待我们自己的朋友时,几位年少的朋友非常希望能够亲眼见一见这位太太。在仆役长的怂恿和帮助之下,我们的几个朋友装扮成家里的仆役,代替仆役去侍候那位太太。他们做得很好,而且也把那位太太看得清清楚楚。可是母亲差点被气昏了,只是在当时的情形不便发作而已。万一这种骗局被当场拆穿,她将在客人面前多么窘迫。所以,这位尊贵的客人一走,母亲就勃然大怒。若不是父亲竭力劝解,我们可能会受到一次非常严厉的责罚。母亲对孩子的顽皮和固执,一向是没有耐性的。

我们将要在巴黎生活4年,而我们的家已成为各国外交家的社交中心。我和妹妹都渴望能够成为这个中心名正言顺的一员,可以自由地参加大人们的聚会。我们自己认为,不管怎么说,我们俩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可是母亲固执地坚持:任何人,只要没有经过她长期的观察和认可,我们都不可以与之交往。而这“长期”漫长得令我们无法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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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时候,我们收到年轻人聚会的邀请函,母亲都不同意我们参加。这种情形很久以后才有所改变,母亲松口准许我们应邀前去,但往往要求我们半个小时就得回家。我们几乎就只能走马观花似的看一看。不过,说句实话,母亲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像我和妹妹这样顽皮又淘气的孩子,在外面是很容易闯祸的。

然而,我们却管不了这么多,我们渴望触摸到巴黎的脉搏,令人兴奋的巴黎是一个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的崭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