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1月29日，美国媒体披露，白宫与五角大楼已制定多种针对伊朗的打击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简报。这些方案从网络攻击、金融制裁，到针对伊朗政权与伊斯兰革命卫队设施的“大规模轰炸行动”，层级分明、选项清晰。几乎在同一时间，特朗普又公开表示，希望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倾向通过谈判达成新的核协议。这种看似矛盾的信号，构成了当前美伊关系最真实的写照：军事威慑与外交接触并行，压力与妥协同时存在。
这一幕并不陌生。自伊朗核问题被推向国际舞台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在重复类似的策略组合——将军事选项置于台面之上，以此强化谈判筹码。但此次不同之处在于，方案的具体性被主动释放出来，“大规模轰炸”“针对政权象征性目标”等表述，明显带有对外威慑与对内动员的双重意味。它不仅是对伊朗的警告，也是在向盟友和国内政治力量表明，美方并未排除最激烈的路径。
背景同样重要。伊朗核项目近年来持续推进，美国及其盟友的焦虑不断上升。制裁工具的边际效应正在减弱，地区局势却因加沙冲突、红海紧张局势和代理人冲突而愈发复杂。在这一结构性压力下，华盛顿重新强调军事选项，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战略工具箱正在变窄。当制裁难以迅速改变对方行为，军事威胁便再次被推到前台。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方案并非单一指向核设施，而是涵盖伊朗政权和革命卫队。这种设计意味着，一旦动用，将不只是“技术性打击”，而是直接触及伊朗国家权力核心。历史经验表明，这类行动极易引发连锁反应，而非有限冲突。地区内的美军基地、盟友国家，以及全球能源市场，都将成为不可忽视的变量。
特朗普本人在公开场合释放的“希望避免战争”信号，并不能简单视为缓和姿态。恰恰相反，它与军事准备形成了一种经典的“对比叙事”：如果最终爆发冲突，责任将被归因于对方拒绝谈判。这种逻辑在美国外交史上屡见不鲜，从伊拉克到利比亚，前期的谈判意愿往往与后期的军事行动并行存在。问题从来不在于是否愿意谈，而在于谈判是否建立在真正可持续的安全共识之上。
五角大楼表态“将做好准备，满足总统要求”，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信号。军方的职责本就不是决定是否开战，而是确保一旦政治决策作出，执行层面不存在障碍。但当这种准备被主动对外披露时，其政治意义便超过了军事意义。它向伊朗传递的是一种确定性：美国正在为最坏情况做制度化准备。
对伊朗而言，这种局面同样复杂。接受谈判，意味着在高压态势下作出让步；拒绝谈判，则可能被解读为挑衅，进而触发升级。长期制裁已深刻影响伊朗经济与社会结构，而军事威胁的再次抬头，只会强化其国内安全优先的政治逻辑。这种相互强化的威慑循环，正是美伊关系多年难解的症结所在。
更广泛的风险在于地区外溢效应。中东已处于多点紧张状态，任何针对伊朗的直接打击，都可能迅速演变为多方卷入的区域冲突。能源通道、航运安全、代理人冲突，都将被重新激活。在当前全球经济本就脆弱的背景下，这种冲击的成本远超美伊双边范畴。
从国际秩序角度看，这一动向再次凸显核不扩散机制的脆弱性。当谈判框架反复被推翻、重建、再推翻，信任本身便成为稀缺资源。军事威慑或许可以制造短期压力，却难以替代长期的制度性安排。每一次把“轰炸方案”作为谈判背景，都会进一步削弱规则的权威性。
白宫与五角大楼桌上的这些方案，或许永远不会被真正执行，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已在改变行为预期。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会动武，而在于这种反复摆动的战略，是否正在把所有相关方推向更危险的边缘。当战争被当作一种常备选项，当威慑成为沟通的主要语言，和平的空间便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压缩。
此刻的美伊关系，像一根被不断拉紧的弦。松手与断裂之间，往往只差一次误判。历史一再提醒，军事计划的制定远比政治收拾残局容易。当所有方案都已准备妥当，真正考验的，反而是是否还有足够的克制，去选择那条最不具戏剧性、却最不危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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